唐朝時，帝王和士大夫透過己身孝道示範，教化天下人行孝

《孝經》中天子之孝規定，“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

首先天子需要敬愛自己的父母，而後推行道德教化於百姓，使得天下之人受此教化也行孝道。之所以天子也需要敬愛自己的父母，也是從道德教化的角度考慮的。

《三才章》中提到了進行孝道教化的具體措施，“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透過進行孝道的示範來教化天下人向孝。正如《廣至德章》中所說，“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君子教化天下行孝不需要每家每戶登門講授，只需要自己行孝，民眾見了也會跟著行孝。

統治者們對於禮文的規定，並未有太多真正的見解，他們按照禮部官員的引導去行禮，並且由於其掌握著國家的資源和所處的地位，受到禮的約束較小，其孝道常常逾越禮制。《冊府元龜》的《帝王部·孝德》中，記載了唐代帝王的許多奢侈孝行。

唐代帝王在生前供奉先皇先後時多用奇珍異品，唐高祖照顧父母時，“得時珍及諸方異膳，必先薦享而己方食”。

太宗貞觀八年（634）三月，高祖病情好轉後，在兩儀殿設宴，“太宗與文德皇后互進御膳並上服御衣物，皆珍寶奇異”。

在祭祀時也多用珍品，永徽六年（655），高宗親謁昭陵，文物百官和宗室子孫陪旁側。後奉謁寢宮“進太牢之饌，加珍饈具品”。身為帝王階層，其孝行常常違背禮制，不尊儒家剋制之孝禮。

中宗神龍二年（706），想要親自侍奉則天皇后靈駕赴葬山陵，百官固諫乃止。中宗為武則天著衰麻服喪滿了36天后，有司上書請“帝及百寮並從權制改服慘服”，中宗不許，仍服衰麻，惟公卿以下聽服慘服。

在居喪期間，中宗令所司唯進倉米薄粥。豆廬欽以中宗有氣疾，上表請中宗謹遵守先聖制禮、則天皇后大行遺制，稍進美膳，在吃食中加一薑桂，以免居喪過哀以致哀毀，中宗不許。

同時，統治者們還肆意浪費國家資源以展示其孝，玄宗開元十七年（729）謁見橋陵祭拜睿宗，“升奉先縣為赤縣，以所管三百戶供奉陵寢”。

玄宗自蜀歸長安，肅宗“嘗避馳道，執鞭弭導引玄宗自開遠門至丹鳳門，連棚夾道，兵馬旗幟

炤

耀都邑，耆老緇黃垂泣蹈舞”。

肅宗上元元年（760）七月，殿中監李輔國矯詔將玄宗從興慶宮移到大內，肅宗“擇後宮及上皇素所愛幸並妓樂百餘人，令御西宮備掃灑。

又有詔，令萬安咸宜二長主侍養上皇。至於服御饌食，窮以珍奇，視膳問安，加於常日。異方進獻，先到西宮，國之大事，諮之可否”。

文宗開成年間，正月望夜，文宗於鹹泰殿“陳銀燭奏仙韶樂，三宮太后俱集，奉觴獻壽如家人禮，諸親王公主駙馬戚屬皆侍宴。凡膳

饈

珍果，蠻夷奇貢，獻郊廟之後，奉三宮而後進。既而江南諸道以新祭器奏到，有司遽將呈貢，上斂容令陳於別殿，具冠而閱之有頃，唏噓而退”。

唐太宗為高祖李淵修建山陵時，曾準備“準漢長陵故事，務從隆厚”，為官員虞世南等上奏不可，列舉前代帝王厚葬傷民、招引盜墓的弊端，才未厚葬。

太宗生前曾要求死後的陵墓之制“於九嵕之山，足容棺而已”，但事實情況並非僅僅放下棺材。

唐代計程車大夫們，既是禮制的制定者，也是禮制的主要履行者。他們崇尚節儉，並不過分在物質上奢侈以行孝，更注重精神層面的敬愛父母，恭謹守禮。在孝養父母時能做到，“愛敬之道，率由

禮經

”。在料理父母喪事能做到“率禮稱家”。

博陵崔氏第二房楷支崔沔家族，“家以清儉禮法，為士流之則”。墓誌中稱其為“位事則高，家節以約，幣其衣服，糲其鼎方，雖道祭以尊，而儉逼於下”。在喪事的操辦上，“及撤瑟初艱，蓋棺他日，聚族之費，崇福之餘，薄葬不足以送終，遠日不足以集事。”

左拾遺魯國孔妤，魯司寇四十代孫，在料理父親僕射太常公的喪事時，能做到“指揮制度，必以古禮，戒誨約束，委曲備悉”，自己臨終前要求諸子，“生全大孝，送終設祀，宜益儉削，無以金鉛織華為殉，無以不時之服為殮。”。

河東柳氏道茂支柳公綽家族，並非河東柳氏的盛支，在唐前期默默無聞，直到代宗以後才逐漸憑藉其官職和家法，一躍而起，成為當時的士族之最，其所著的《柳氏家訓》成為當時士人學習的物件。“僕嘗覽《柳氏訓序》，見其家法肅整，乃士流之最也。”

隴西李蟾，墓誌中稱其為“景皇帝八代孫，淮安王之後”祖輩皆為高官。“丁贊善憂，毀瘠僅勝喪，於義興放護先夫人帷裳，合拊於東周。其幼弟年廿，權窆於吳楚之間者，又營奉數喪，歸於先域，備物稱家，必誠必信，禮無違者，人以為難。”

料理家中多個喪事，能夠做到無違禮制，為先人準備的東西合乎地位和規範，為時人稱讚。河間高陽曹氏死後要求後代們薄葬稱禮，“奉遺言於薄葬，寧為失道；法先聖於稱家，斯為合禮。

”右驍衛大將軍範安及，臨終前告誡子孫“合葬非古，厚葬不仁，先往者

無擾

其安，後亡者勿崇其侈，無違吾志，乃為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