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七步詩》壓根和曹丕、曹植無關？原來被《世說新語》所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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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步詩》流傳和影響至廣，以致每提起曹丕、曹植，首先想到的就是此詩。

在此詩傳播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那就是去曹植時代愈近，文獻記載和引其作典的詩文愈少，晉時至今未見文獻提及，劉宋時出現此詩，唐人不太重視之，趙宋時漸受推崇，南宋時著錄和文人引用作典尤盛，此後遂真假難辨，爭論不休。

出現此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劉宋和趙宋時期是反曹浪潮的兩個高峰。

千百年來，《七步詩》的傳播為曹丕戴上了冷酷無情的面具，如其《鶯賦》所述“痛密網而在身”。

筆者以為曹丕利用作詩來懲罰曹植，乃為小說家言，並非史實，也就是說《七步詩》並非曹植作品。

1、《七步詩》的不同版本皆源於《世說新語》

《七步詩》不同的四句、六句體主要源於以下記載：

（1）《世說新語·文學》載：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

（2）《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三載：

魏文帝嘗與陳思王植同輦出遊，逢見兩牛在牆間鬥，一牛不如，墜井而死。詔令賦《死牛詩》，不得道是牛，亦不得雲是井，不得言其鬥，不得言其死，走馬百步，令成四十言，步盡不成，加斬刑。子建策馬而馳，既攬筆賦曰：“兩肉齊道行，頭上戴橫骨。行至凼土頭，峍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剛，一肉臥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洩。”

賦成，步猶未竟。重作三十言自愍詩云：“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3）《文選》卷六十《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李善注引《世說》曰：

“萁在灶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其後的類書和其他文獻所錄《七步詩》有六句和四句之別及文字差異，但大體源於上述記載。

由此可知，六句體最早見於《世說》；四句體最早見於《文選》李善注引《世說》；《廣記》所錄亦云出自《世說》。也就是說，《世說》乃曹植《七步詩》四句、六句的濫觴而非本集。

唐前和北宋初期流傳的《世說》所載有關《七步詩》的條目疑有三條：

一是現在所見的《世說》傳世本；

二是《廣記》所載，包括《死牛詩》和《七步詩》。

《廣記》載作詩情形，“子建策馬而馳，既攬筆賦”，縱然曹植才華特出凡輩，在飛奔的馬上如何寫得成字？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二詩創作之偽；

三是李善注引的四句體。

李善注引原文時雖多節錄，但皆有所本。他明著採自《世說》，或取四句體而棄六句體不用所致，李善刪六句成四句的可能性不大。

《世說》中的這三條記載頗多自相矛盾之處。

2、《世說新語》本就不是信史

《死牛詩》的記錄中包含有《七步詩》，卻與另一《七步詩》文字相異。且同為《七步詩》寫作場景有別，一為自愍，一為受逼。現通行《世說》乃經北宋晏殊刪減，此次整理，宋紹興本董弅題跋雲：

“盡去重複，其注亦小加剪截，最為善本。”

可見晏殊刪並主要是“盡去重複”，疑將《世說》中《七步詩》重複的三條併為一。

王能憲先生說：

“經過晏殊的整理，《世說》無論正文註文都簡練流暢得多了，這對於《世說》的流傳無疑是很有益處的。但是，另一方面經過刪並剪截，《世說》也就無復舊觀了。”

就《世說》本身而言並非史實，其歷史文獻價值亦不如正史。

編纂乃採擷漢晉以來往事佳話、逸聞小說，並採《魏書》等史書，加上劉義慶本人的創作綜合而成。

魯迅先生說：

“《世說》文字，間或與裴、郭二家書所記相同，殆亦《幽明錄》、《宣驗記》然。”

裴、郭二家，指晉裴啟《語林》，郭澄之《郭子》。魯迅先生將《世說》與《幽明錄》、《宣驗記》等小說視為同流。

3、從《曹植集》的版本流傳證《七步詩》之託名

曹植著作在曹魏中葉有兩個本子：

一是曹植親自編次的。

一是景初中魏明帝曹叡詔令編輯的。

曹植親自編定作品目錄，又有皇家寶藏之本，晉時其作品的流傳和儲存應比較完整，舛誤不會太多。

《晉書·曹志傳》載，晉武帝嘗閱《六代論》：

問曹植之子曹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

從這則記載來看，曹植的作品當時和以後都有人假託而為，但在晉時他自編的目錄還是起到了甄別作品真假的作用。曹植文名太高，雖然有人會假託，得到之人亦會更加珍視。

從詩歌的形式和風格來看，建安時期正是“五言騰越”之時，五言詩的創作還處於逐漸成熟階段，檢逯欽立先生《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可知，五言六句或四句並非當時的創作主流，風格相去甚遠。

曹植封東阿王是在曹丕去世後的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年)，《世說》之《七步詩》記曹丕難東阿，也與史實不符。

4、《七步詩》創作場景與黃初中曹丕兄弟會面的情景不符

《七步詩》無論是四句、六句，都有一個創作場景，那就是曹丕踐祚後兄弟二人會面之時。延康元年(220年)，曹丕即王位，遣諸侯皆就國，“申著諸侯不朝之令”。

《晉書·禮志》亦曰：

“魏制藩王不得朝覲。”

考《三國志·魏書》等文獻，黃初年間，兄弟二人見面機會稀少，僅有三次。

在這僅有的三次中，都不符合《世說》所描繪的作詩場景：

一是黃初二年(221年)。

《三國志·魏書》不載此年曹植朝京師一事，蓋乃無詔而赴京師，故略也，但我們可以推知。此年，曹植在封地臨菑“醉酒悖慢，劫脅使者”，被監國謁者灌均告發。

這年兄弟見面，曹丕對著曹植“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令在場的卞太后“不樂”。

到京之後，曹植“待罪南宮”。

曹植在返回途中行到延津，因為卞太后干預，曹丕詔至：“知到延津，遂復來。”

曹植沒有再回到洛陽，而是在延津接受安鄉侯封號。黃初四年（223年），曹植所上《責躬》詩和表，有“抱釁歸藩”之語，也證明他於黃初二年（221年）曾朝京師。

此年，曹植所犯之錯，讓曹丕有公開和充足的理由治其罪，沒有必要用作法不成去懲罰他，還弄得自己“深有慚色”。

二是黃初四年(223年)。

黃初二年(221年)後，曹植回到封地開始自我砥礪。

黃初四年（223年）朝京，本傳有明確記載。在京期間，他對自己錯誤進行反躬，上《責躬》詩和表，言辭懇切：

“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綱不可重罹，聖恩難可再恃。”曹丕詔答日：“所獻詩二篇，微顯成章。”

曹彰因前“問璽綬”一事，沒有允許見皇帝哥哥曹丕。

曹植有幸被引入朝堂覲見。曹植言辭和行為皆如此卑躬，曹丕當不會用作詩來難為他。

三是黃初六年(225年)。

黃初六年(225年)，曹丕東征孫權，無功而還。回師途中，經過曹植封地雍丘，“幸植宮”。

此次曹丕除增曹植五百戶外，賞賜頗厚，“訾重千金，損乘輿之副，竭中黃之府，名馬充廄，驅牛塞路”。兄弟相見氣氛也不錯，“欣笑和樂以歡孤，隕涕諮嗟以悼孤”。

他在《黃初六年令》中還專門提到監督其言行的東郡太守王機、防輔吏倉輯，似在用曹丕對己之厚來提醒他們知曉他與皇帝哥哥關係親密，看不出他對曹丕的半點怨言，有的只是舒解被王機等告發的憤懣。

《七步詩》亦非此年所作。

再者說，曹丕身為皇帝手握大權，若懲罰曹植，可信手拈來許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有時甚至不需要理由，沒有必要用作詩不成“行大法”。

如殺丁儀兄弟和楊俊完全挾私怨而為之。曹植乃卞太后少子，“最愛之”。曹植犯法，曹丕要懲罰不可能隔過這道門檻。

為治曹植罪，曹丕召集公卿大臣共議，然後讓卞蘭將結果告知卞氏。

蘭為卞太后的侄子，卞氏認為不會欺她。從曹丕當上太子後，卞蘭政治上開始轉向他，二人關係較為密切。卞蘭轉達的肯定是曹不的意見，故卞太后聽過卞蘭陳述曰：

“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

曹丕先用卞蘭作為一道防線，等到卞太后見到曹丕時，“不以為言”，也就是沒有替曹植說情。

從曹丕兄弟二人爭奪繼承權的過程來看，曹丕的政治謀略高於曹植，他不會用作詩的“笨”方法去達至政治目的。

《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載，曹植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辭賦十萬言，“善屬文”。

曹操每次召見他們兄弟，曹植均表現不俗，“進見難問，應聲而對”，“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故“以才捷愛幸”。

曹丕對曹植的文學才華，尤其是其“才捷”之能多次領教過。曹植就是因其才華，才具有與曹丕爭奪繼承權的資格和優勢。

這些往事，曹丕怎能忘卻，如用作詩“為難”曹植，豈不自取其辱？

談到《七步詩》的真偽，葉嘉瑩先生說：

“我以為這個傳聞並不可靠。因為以魏文帝這個人，從他的文章來看，從他的作風來看，他不會做這樣的事。這還不是說他仁慈不仁慈，以他的智慧才略，就是要殺死曹植，也有別的辦法，絕不會用這種笨辦法。”

5、《七步詩》的誕生和傳播與兩次反曹高峰有關

魏晉禪讓，最高權力再一次實現溫和更迭，司馬氏認為承續的是曹家正統，故對曹氏後人還算禮遇。陳壽修《三國志》，以魏為正統，對曹丕持論較公。

有晉一代至今未見有關《七步詩》的任何文獻。《七步詩》的創作和傳播是與曹氏父子在歷史上的形象變化互為因果的。

第一，劉宋時期，反曹風氣出現一個小的高潮。

晉室東渡後，中原地區為少數民族統治，使隅居江南的中原人心懷不滿。

帝統傳承要按照五行順序依次傳遞。《史記·三代世表序》：“始終五德之傳。”

《索隱》曰：“帝王更王，以金、木、水、火、土之五德，傳次相承，終而復始。”

故秦以水德王，漢以火德王，魏乘之，以土德王。蠻夷之主，本來就在中華王位傳承的體制之外，他們沒有漢人明確的五行更替順序，只是新學新用，北魏政權如曹魏一樣以土德承續華夏正統。

顯然，拓跋氏所建立的魏是在延續曹氏天下。

拓跋珪諡號太祖，拓跋宏諡號文帝，與曹操、曹丕同，這些都多少受曹氏的影響。

陳寅恪先生據晉明帝司馬昭“黃鬚鮮卑奴”事實，進一步由曹彰的須黃推論道：“（晉）明帝之母荀氏來自燕代”，而《三國志·魏書·卞皇后傳》稱卞氏為“琅邪開陽人”，“本倡家”，“則卞氏亦有可能是自燕代流落到琅邪的鮮卑人。

後來又流落到譙縣，為曹操所納，曹彰須黃，當是鮮卑血統遺傳在曹彰身上的表現。卞氏、荀氏都曾在琅邪居住，這不是偶然的，看來琅邪的鮮卑人不少。”

鮮卑的尊曹與曹操後人的鮮卑血統確有一定的關係，但卻使流離江南的中原民眾反曹暗流更加強大。

劉宋王朝的創始人劉裕乃“漢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孫”。

曹氏從劉家手中取得天下，故劉裕對曹氏心存怨恨。

王季思先生對曹操在劉宋時期的形象變化作過梳理，他說：

“《曹瞞傳》是東吳人寫的，吳魏世仇，因此在傳說中把他寫得十分奸詐刻毒”；“到了劉義慶作《世說新語》時情況又有了改變，那就是形容曹操奸詐的傳說已佔了壓倒的優勢，而稱讚他的才能的卻越來越少了。”

王季思先生也認同郭沫若先生的觀點，那就是對曹操形象不利的傳說五世紀已經形成。而曹丕是幫助曹操實現其政治理想者，他的形象總是與其父捆綁在一起的。

劉宋王朝的貶曹，也對文學和文化的發展起到導向作用。

劉義慶為叔父劉裕所愛，著《世說》對曹操父子多有貶損。除《七步詩》之外，《世說》還記載曹操、曹丕爭奪甄氏等事。

再有，為《世說》作注者劉孝標同為劉氏後人，乃“漢膠東康王寄之後也”。

《世說》中記載《七步詩》不足為怪，此乃從文學角度誇大曹氏兄弟矛盾，醜化他們形象的一種手段。《七步詩》疑為劉義慶所作，或經劉孝標加工而成，不論誰作，託名而作應是真的。

第二，趙宋時期的反曹之風。

唐初，李世民對曹操的評價較高，稱他“若無多疑猜人之性，幾為完人也”，但他也站在統治者角度對曹操的“無君之跡”予以撻伐。

曹丕的形象和在後世的接受總是與曹操聯絡十分緊密。曹操的被推崇，也表明曹丕的正面被接受。

延至兩宋，曹氏父子的功績漸漸無人提起，並被亂臣賊子的形象遮掩。趙匡胤陳橋兵變而黃袍加身，趙宋的建立，其實也是“禪讓”結果，但他不願意自己的權力再“禪讓”他姓，故用“杯酒釋兵權”的溫和辦法解除武臣的軍事權力，同時用文士制約軍人，為封建集權制度的鞏固又創新法。趙宋之後，各代再無禪讓而帝者。

北宋時期，尊劉抑曹的風氣漸盛。

蘇軾贊曹操“故一世之雄也”，卻又說其遺言是“非英雄之語，乃女子之狀”，“其一生奸偽，由此可知”。

由於統治者的提倡，當時民眾的反曹之風日盛。曹操父子的形象在有宋一朝，隨著統治者思想觀念的轉變，以及程朱理學的興盛，逐漸從唐時的被推崇到被唾罵，尤其南宋時期尤劇。

南宋時期，朱熹作《通鑑綱目》，不顧歷史事實，徑改《資治通鑑》以黃初承建安的紀年而以劉備章武代之。南宋朝廷指稱曹操是“當今女真、蒙古胡虜也”。南宋末年，蕭常因為父親不滿《三國志》以魏為正統，乃以蜀為正統撰《續後漢書》。

有宋一朝既然如此貶低曹氏，那麼有利於汙衊曹丕父子的故事和詩作大行其道，亦無足為怪。

《三國演義》成書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它的出現又為《七步詩》的流傳推波助瀾。

鄭振鐸先生對唐代三國故事的流傳只是一種推測，他認為“在北宋時代，三國故事，已成為極流行的一種講史了。”

劉宋、趙宋王朝的反曹傾向，影響著人們的思想意識，使《三國演義》成書夾雜著統治者的意識形態，崇劉抑曹成為作品的思想基調和主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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