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跤吧！爸爸》主演退出影壇，那些讓人沸騰的情節終究沒發生

前不久，曾經主演印度大熱電影《摔跤吧！爸爸》《超級巨星》的18歲女演員Zaira Wasim宣佈退出影壇。據BBC報道，她認為拍戲讓她漸漸地遠離了信仰，為此焦慮、緊張，無法忍受與信仰的關係因為拍戲受到威脅。

這則訊息在網上引起一聲聲嘆息。很遺憾，電影裡那些讓人沸騰的情節，在現實生活中終究沒發生。

《摔跤吧！爸爸》（Dangal 2017）畫面。

借用鮑勃·迪倫在《答案在風中飄蕩》中的句式，一個人要被多少劇情打動，才能像他們那樣從心所欲？我們無法去評說Zaira Wasim何所欲。一為人，就身不由己。

每個人都在希望突破一些東西，可能是一種性別觀念、與父母的關係，也可能是改善生活、實現階層向上流動。然而，這一過程並非順利。如果無法突破，改變失敗，你一般傾向於認為是個人不努力、缺乏勇氣，還是受社會環境影響？你會認為後一個歸因比前者更“深刻”嗎？

改變失敗是常態。可能偶爾會晃動一下，遭遇質疑、痛苦，接著往回退，接受並不斷去適應那個讓他們以為最穩定的狀態。我們今天就

談談這一種無奈之舉，不是關於為什麼不能改變成功，而是我們明明都相信“我們”與環境、人與社會、行動與結構在相互影響，前者能影響後者，以為好像能改變，為什麼卻很難。

撰文 | 新京報記者 羅東

一

“從心所欲”或“身不由己”

不是問題的問題

1910年，英國倫敦因為一場叫“社會進步之前景”的學術研討會聚集了一批歐洲思想家。與會者包括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mile Durkheim）和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研討會前夕，涂爾幹離奇失蹤。韋伯揮手打過他一拳。

韋伯受過精神創傷，也沒從中恢復過來，但他那一拳不是精神創傷使然，而可能另有原因：他與涂爾幹的觀點主張針鋒相對，誰也說服不了誰。他是否就在衝動之下“大打出手”？

《涂爾幹死了！》

作者：（美）阿瑟·伯格

譯者： 曹雷雨

版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6年9月

阿瑟·伯格擅長創造情節去再現歷史上的學者和思想，並試圖藉此手法，讓讀者入門一個學科或一種流派。

實際上，這只是一段虛構的故事。它來自美國作家阿瑟·伯格的小說《涂爾幹死了！》（Durkheim is Dead！）。那麼，涂爾幹和韋伯到底在思想上存在怎樣的分歧，以至於會在後人的小說中被安排一出打戲，甚至在前半部分被刻意渲染成一樁“謀殺”（只是涂爾幹在做試驗）？

他們的分歧主要不是別的，而就是這樣一個問題：

“人”的行動與“社會”的結構，兩者孰先孰後、孰輕孰重；

是結構塑造並限制行為，還是行為可以影響結構？

涂爾幹認為社會結構外在於個體，是強制的，影響也無所不在。每個人的選擇和觀念都必然受此影響，無處可逃，一為人，就“身不由己”。韋伯則更強調人的行動，那是一連串有意識的、有選擇的行動，且可能實現“從心所欲”。他並不是說一個人就可以脫離於束縛——“理性”反而被他比喻成一道枷鎖——而是說，從心所欲的是目的和實現手段，而這“目的”既可能是理性計算後的，也可能是一種純粹的審美或觀念嚮往。

灑脫的螢幕形象“濟公”。電視劇《濟公》（1985）劇照。

我們今天大概會詫異，那只是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何須大費周折地討論且形成截然不同的觀點？

尤其是接受辯證法後，會舉一反三地以為，“我”與環境、人與社會、行動與結構，兩者不就是相互影響的嗎？如果人們沒有意識到它們相互影響，就不可能在希望“從心所欲”“率性而為”的同時也感慨“身不由己”，也不可能產生這些彼此矛盾的詞語，即便產生，也會由於沒人用而被淘汰。

一輩一輩地憧憬“從心所欲”，卻也“身不由己”。如盧梭所說，“人是生而自由的，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很少有人會單一地認為“人”影響“社會”，也很少有人會單一地認為“社會”影響“人”。即便堅決如涂爾幹，他在承認無所不在的“社會”的過程中說“人只有承受，才能活著”（受社會影響），也要說“生命必將獲勝”（影響社會）。何況，到20世紀下半葉，社會思想不斷轉向，希望打破兩者的二元隔閡，承認它們在相互影響或建構。數不盡的學者和論文都參與了這一過程。他們思考大半生，論辯大半生，好像只是回到我們每個人都深信不疑的常識。

這當然是一個誤解。原因很簡單，吸引他們的，是可以作為一個研究問題提出的問題，比如“人”如何才能影響或如何被“社會”影響，哪部分被影響，在什麼樣條件下會影響。時至今日，“人”的行動與“社會”的結構，孰先孰後、孰輕孰重，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可證偽的問題。模稜兩可地認為兩者相互影響通常是最終結局。

然而回到現實生活中，

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是，一旦知道一個人無法突破或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我們會如何去理解他們無法改變的“宿命”？

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經歷和見識論述上一番，然而無論如何回答，不是偏向個人就是偏向社會結構尋求失敗之源。即便兩邊都佔，也會有側重。

美國電影《冒牌老爸》（Big Daddy 1999）畫面。

一個男子四肢健全卻窮困潦倒。偏向個人的觀點會認為男子懶，不求上進，“即便是掃大街、撿垃圾也能養活自己”；偏向社會結構的觀點會認為社會缺乏一個公平的、流動的財富分配機制，每個人的生活機遇是不平等的。

一個女子執著於“作為媳婦的角色”，快速結婚並冒著生命風險也要給所嫁家庭生下一兒子以完成開枝散葉的使命。偏向個人的觀點會認為女子懦弱，活得失去了自己，有此結局純屬咎由自取；偏向社會結構的觀點會認為一個家庭或一個地區的性別偏見是一種符號暴力，迫使女性失去想象和憧憬的能力。

不管兩者如何不同，實際上它們都認為改變一個人的境遇是可能的，“社會”的結構是能被個體的行動影響的、也是能被改變的。

偏向個人的觀點相信成敗取決於個人，男子努力就可能改善生活、女子再勇敢一些就有可能改變結局。而偏向社會結構的觀點經常被認為比前者視野更廣闊。言下之意，它指的是能將個人的境遇與歷史和社會聯絡起來，由此去理解一個人何以至此，並將希望寄託於更多人也具備這樣廣闊的視野，然後去推動那個堅硬的“結構”發生改變。

然而，不是每個親身經歷者都能突破個人或社會結構的侷限實現飛躍。

他們可能偶爾會晃動一下，遭遇質疑、痛苦，接著返回常態，接受並不斷去適應那個讓他們以為最穩定的狀態。

這一無奈之舉與局外人的建言是相反的，也與“人”之行動與“社會”之結構會相互影響的說法好像也相悖。難道說，它們是錯的？

二

“換個活法”或“看不見的人”

改變為什麼難？

從個人或社會結構找原因，實際上並不必然意味著誰比誰更高明，也並不必然意味著誰比誰把社會看得更透徹。

問題在於，在什麼樣條件下，人們更願意將改變的失敗歸因於個人或相反。

如今被詬病的“心靈雞湯”，就是一種懸置社會結構而只講個人原因的典型思維。在20世紀80年代，它的鼻祖坎菲爾德（Jack Canfield）拖著債務艱難地過日子，依靠在牆上畫下的萬元美鈔而對未來保持希望，最終堅持下來渡過難關。他欣喜若狂，看到內心的力量，決定去收集同類的故事，因想起奶奶熬雞湯“治百病”，便取名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即安撫心靈的雞湯。“心靈雞湯”隨後在各地暢銷。

“心靈雞湯”鼻祖傑克·坎菲爾德的《心靈雞湯》系列被翻譯成數十種文字，據網路不完全統計，該系列在全球銷量過億。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年代？在美國，產業轉移還沒大規模出現，市場經濟制度即將隨著冷戰的結束而取得勝利。而二戰後針對階級、現代性、性別、理性、啟蒙和科學主義的反思行動被普遍制度化。對個人不快樂、失敗和孤獨的歸因偏向個人。而在中國，經濟剛進入高速增長時期，社會文化的空間也破土而出，漸漸生長。

如果絕大多數人的財富在增長，即便增長速度因為每個人的技能和努力程度不同而不同，只要差別不大，更受歡迎的觀點往往也是將貧困潦倒歸因於個人，而那些固守社會結構因素的很可能被認為矯枉過正，只是一種什麼都怪罪於社會的“社會有害論”。

同樣的道理，如果一個地方的文化觀念處於高度開放的階段，沒有誰居於統領地位，不同觀念雖然競爭卻相容幷包，更受歡迎的說法可能就是認為“草率為人妻”屬於咎由自取。

在這樣的情況下，只要換個活法，就可能迎來一片新天地。而它需要

人們從身邊感受到社會結構是流動的、開放的、公平的，有成功實現改變的例子並在他們眼中是可靠真實的；

如果感受不到，就可能懷疑只講個人是否可靠，反而感受到改變之難。再執著於只講個人可能會被認為“不夠深刻”。

而將“改變的失敗”歸因於社會結構，假設了“人”的行動和“社會”的結構在相互影響。就像前面說的，很少有人相信只是前者影響後者，或後者影響前者，那會被視為一種偏激或極端。那麼，它理所當然地讓我們相信，“人”是可以透過觀念和行動去突破、去改變社會結構的。“人”終究是勝利者。

然而，它的“行動”事實上來自“人們”，而不是“個人”。

這是一個誤會。它讓我們誤以為每個自己都是了不起的，可以突破一切、改變一切。要是它不讓我們相信具備這能力，我們或許就不會相信“人”的行動和“社會”的結構會相互影響。

十幾年前，有一篇叫《我奮鬥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網文引發網際網路共鳴。作者從小地方來，過五關斬六將，大學畢業後在城市勉強紮根，之後才獲得大城市孩子生來就得到的生活方式。在其後，另有一篇網文叫《我奮鬥了18年還是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為什麼需要奮鬥18年，甚至即便奮鬥18年也不能？他們找原因，認為最大的、最隱蔽的差距不是那些經常被討論的物質差距，而是觀念的差距。

他們缺乏投資理財的概念，缺乏冒險的勇氣。他們就像父母輩望著水稻麥子一樣地看著工資的累積，一點一滴，並在其中獲得成就感，而任何一筆冒險都讓他們有罪惡感。他們沒有能力承擔風險，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是恐懼的。即便渴望調整關於財富的觀念，要邁出那一步也是困難的，他們難以擺脫從小就接受的、根深蒂固的觀念，也不可能不顧父母的看病養老需求。一旦失敗，那不是跌倒再來，那可能是一無所有。

《鄉下人的悲歌》

作者：（美）J。D。萬斯

譯者：劉曉同 莊逸抒

版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17年4月

（點選書封可進入購買頁面）

美國一位叫J。D。萬斯的作者在其《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也講述過一個同題故事。他從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跨越家族的階層，進入中產，按理說已經實現部分改變。但是，在他身後留下的那個階層，沉醉於藥物濫用的母親一次又一次地將他往這裡拉。母親於他是那麼重要，而母親的金錢要求和精神折磨又使他陷入同事所沒有的困境。

他們屬於半個幸運者。他們改變了家族的方向，與父母輩相比，已經實現向上流動。而即便如此，任何一個偶然事件也可能將他們往下拉。在他們身後，除了那些眾所周知的、龐大的社會分層結構，也有讓他們百感交集的老家，那裡藏著一個網路結構，改變不了的觀念，卸不掉的責任重負。

而在婚戀觀、在辦公室、在宗教信仰等場域，改變的挑戰和風險同樣存在。挑戰意味著改變需要勇氣，風險意味著將可能承擔可怕的後果，讓父母傷心、被同事邊緣、受到無端指摘。他們的突圍挑戰不只是我們所熟知的、宏大的社會結構，身為經受者，他們要處理的既包括這些跨越數級才可能摸得著的部分，也包括觸手可及、無往不在的部分。而這部分通常是隱秘的，不為外人道。

他們不是能與結構分庭抗禮的“人們”，他們只是一個一個的“他”“她”，只是偶爾在歷史上一些家庭倫理革命中被動員聚集。如今在網上，即便可能有螢幕上陌生的聲音給予安慰，關上手機，也只能冷暖自知。能以一己之力去改變的，都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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