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金立言：言瓷不惑（上）

金立言，北京人，回族，1996 年赴日本留學，2005 年畢業於慶應大學藝術史博士課程。2005-2006 年任香港佳士得國際 拍賣有限公司瓷器部專家，2007-2014 年任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陶瓷部高階業務經理，期間負責明清官窯瓷器和宜興紫砂的相關工作，主持專場拍賣，獲得海內外收藏家及研究者的高度評價。迄今為止，已發表多篇陶瓷研究論文，同時應邀在中國內地及香港、日本等地多次演講。現為佳趣雅集、中漢拍賣及中貿聖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學術顧問、清華藝術鑑賞研修專案客座教授、獨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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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時參觀日本戶慄美術館

受父親的影響，我從上中學時就喜愛瓷器古玩，當時父親留學日本，母親攜我赴日探親，我插班進了家附近的日本中學繼續上學。記得每逢週末休息時，我們就去參觀博物館，兩年之間，去了上野公園的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光美術館、松岡美術館、戶慄美術館等處，看到了很多瓷器精品，覺得特別美。

與父親金申在香港中文大學

當時，父親在旁邊講兩句，耳濡目染，我就這麼愛上了瓷器。東京的文化氛圍不錯，神保町是出了名的二手書店一條街，每家鋪子都各有經營的專項門類，其中，源喜堂、風月洞、悠久堂、一誠堂等都是賣藝術類書籍的。有一次，我們在百年老店一誠堂門口的廉價處理品中發現了很多蘇富比拍賣圖錄，就把中國古董部分全都包圓了，當時我特別興奮，再三問人家還有沒有沒擺出來的。我清楚地記得，這些圖錄裡有好多本蘇富比香港八十年代的那種白底子加一張彩圖做封面的，包括後來進了玫茵堂的永樂青花大梅瓶的那一本。那段時間，我經常翻閱這些圖錄，慢慢地，感覺來了，我忽然間明白了官窯和民窯在外觀上的區別就是有沒有款、什麼是五彩、什麼是鬥彩……那段時光，我像著了迷一般在美術館及大小書店翻閱圖錄，在家附近的圖書館把《東洋陶瓷大觀》十二巨冊翻了個遍，平凡社出版的《陶磁大系》，我也像集郵一樣，把中國部分的十四本花了不短的時間終於湊齊了。從此以後，熟能生巧，豁然開朗，我有了一種從量變到質變的感覺！

在日本生活了兩年，我和父母回到北京，又到故宮、歷博、首博、北京藝博、炎黃藝術館等處看了不少東西，母親還多次帶我到文物專家程長新老先生家做客。記得當時從日本回京時路過香港，我們去了尖沙咀的香港藝術館、沙田的中文大學文物館以及位於中國銀行大樓裡面的徐氏藝術館。父親在大業書店買了很多瓷器圖錄，包括現在經常上拍的《天民樓藏瓷》兩巨冊一函，我如獲至寶，當時覺得欣賞圖錄是人生最幸福的一件事！我想，我愛上瓷器實際是從愛上精美的瓷器圖錄開始的。

中考前在天津瀋陽道

我自己＂發掘＂的第一件心愛之物是得自天津瀋陽道古玩市場的康熙青花山水筆筒。那時候，街上鋪子的大夥親切地稱我為＂小不點兒＂，我們一去就說“北京的小不點兒又來了”！街口一家店的名字現在忘了，高臺階，兄弟倆經營，經常有些讓人眼前一亮的明清好瓷器。中考前夕，我依然對他們給我看過的一件青花筆筒念念不忘，父親也讓我給磨動了，當時花了一萬塊錢買下。買到後就在瀋陽道他們店門口照了一張像片，美滋滋的心情洋溢在臉上。

康熙 青花山水桃花源記筆筒

這件筆筒的畫工好極了，展開圖更是美不勝收，雲山霧罩，層巒疊嶂，畫的正是文學名篇《桃花源記》。其實，這個題材並不是那麼容易就看得出，也許是因為當時語文課剛學過原作不久，沒花太大氣力，我就看出了主題，特別有成就感。而且，我認為神來之筆在於畫師對桃花源中和平安逸的理解，他用了一個不見於原文中的＂掃地＂的細節表現出來，可謂畫龍點晴！你想，要是兵荒馬亂，誰還有工夫掃地呀？

父親金申雖然是研究佛教藝術的專家，但我家是回族，有濃厚的宗教意識和民族情感。小時候祖父金崇恩就帶著我去清真寺，大殿空曠安靜，寺內石榴垂地，古柏參天，那種悠揚肅穆給了我特別的歸屬感。記得我當時已經會看些瓷器了，東四清真寺的會客室裡擺著一塊瓷插屏，上面有阿拉伯文，寺內阿訇告訴我寫的是＂清真言＂——伊斯蘭教的核心教義。從青花髮色上看是典型的明代中期平等青的特徵，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到日本留學以後，我發現海內外的各大博物館有相當數量的此類正德官窯。眾所周知，官窯瓷器不是用來外銷的，它反映的是當時的宮廷文化，而官窯瓷器上出現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裝飾僅見明代正德一朝，其它時代也有相關作品，但或用於外銷伊斯蘭世界，或針對國內穆斯林需求，用途截然不同。從日本回國後，我也盡力購藏此類帶有伊斯蘭元素的瓷器，我想，自己作為回族，有責任傳承並弘揚民族文化。隨著收藏數量的增加，我寫了一篇論文專論此類正德官窯，得到香港中文大學林業強教授的首肯，收錄於收藏家鍾棋偉先生的藏品圖錄《機暇明道——懷海堂藏明代中晚期官窯瓷器》，還做了相關講演，得到了學界的關注。這次展覽也陳列了一些相關作品，我稱之為＂釉彩清真＂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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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場紀知老師、西田宏子老師

在日本留學的八年特別難忘！研究生階段考入名校慶應大學美學美術史學專業，根津美術館的西田宏子副館長每週來校教授陶瓷史，成為我的授業恩師之一。她視野開闊，著作等身，不僅對日本陶瓷有研究，年輕時還曾前往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研修並出版了遊學筆記。宋元以來的貿易陶瓷更是西田老師所擅長的領域，受她的影響，我關注到明末清初外銷日本的景德鎮瓷器中有一類稱為＂祥瑞＂，因帶有＂五良大甫吳祥瑞造＂的款識而得名。由於所有作品都流傳在日本，大家對其年代、產地等眾說紛紜，我覺得更應該把它們放在十七世紀陶瓷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就把這類瓷器作為研究課題寫出了碩士論文。在日本學習期間，除了認真觀摩了根津美術館的中國陶瓷藏品之外，還在出光美術館得到弓場紀知和金澤陽兩位良師的提攜，＂熟覽＂（日文稱仔細觀賞）了包括多件成化官窯的館藏名品。經弓場老師推薦，還作為翻譯參加了以學界泰斗長谷部樂爾為團長的廣東古窯訪問團，一週下來，大家到南方各地探訪古窯，參觀館藏，有說有笑，收穫良多。

竹內順一老師

另外，在日本陶瓷的學習方面，竹內順一教授的授課使我受益匪淺，他早年任職五島美術館，精研茶陶歷史，對江戶時期的陶藝家尾形乾山也頗有研究。這段在東京藝術大學的蹭課經歷使我如沐春風，有一次和老師相約吃飯，看了日程，正好趕上七夕佳節，他就又往後推了幾天，幽默地說那天不吉利，好像今後每年只有一次見面的機會。令我難忘的還有明史專家佐久間重男，他的學生飯田敦子召集大家一起研讀《江西省大志·陶書》，號稱＂陶書會＂，每週在老先生家裡舉辦一次，當時參加的還有中國史學家宇都木章教授等人。每次，飯田女史用日語讀完一段原文後加以解說，隨後大家發言討論。就是透過此書，我瞭解到嘉靖萬曆時期有那麼豐富多彩的官樣紋飾，＂官搭民燒＂其實極大地促進了景德鎮民窯的蓬勃發展。留學期間，我參加了研究陶瓷的學術組織“東洋陶磁學會”，正好趕上臺灣大學謝明良教授來做關於故宮舊藏伊萬里瓷器的講演，旁徵博引，深入淺出。透過他的一系列論文，我認識到了陶瓷史研究應具備的廣闊視野。

青花梅花紋罐

正是日本的留學經歷，讓我關注到外銷日本的景德鎮瓷器。其實，近世以來，除了明末清初是日本訂燒瓷器的高峰以外，江戶中晚期的文化、文政年間（相當於嘉慶、道光前後）是另一個日中陶瓷貿易的黃金時期。有一次，在大阪出光美術館拜訪了弓場紀知館長後，順道去市內的老松町古董街淘寶，在老店“古憩”，我問店家有沒有中國東西，他說櫥窗裡就擺著一件，這才注意到的確有一件青花梅花紋罐，一株老梅遒勁有力，畫面的餘白處還有題詩及“道光癸未”（道光三年，1823）的紀年。

此罐胎體厚重，造型渾樸，這就是被稱為“芋頭水指”的茶道具。這件東西最珍貴的地方是器底有一段落款：“倭人作之素地真屬雅玩，予將碗青潤色焉，復送日本”。

這段話太重要了，直接告訴你這是日本陶匠來中國做的胎，中國畫師畫的畫，在景德鎮燒好後又運回日本的東西。這是名副其實的日中合作！不僅如此，落款旁邊還戳有“日本文政年，無夜庵制”的印章，把道光三年訂燒此器的“無夜庵”和盤托出，資訊極為豐富。我買到這件作品後更加關注日本訂燒的中國瓷器。其實，古往今來，“古染付”、“祥瑞”、“南京赤繪”、“新渡”等等這些訂燒瓷器如實地反映了兩國的貿易往來及文化交流，時間也跨越了明清兩朝，意義深遠。 2013年，京都國立博物館籌備舉辦清朝陶瓷的特展，我把自己收藏的一系列日本訂燒的清代瓷器拿給負責該展的尾野善裕工藝室長看，他甚為驚訝，收下了十餘件參展並用了“樂陶陶”的堂名號作為藏家資訊印進了圖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