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世界文化發展的到來，中國持以什麼樣的態度對待？

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最可悲的莫過於在複雜而險惡的國際環境中喪失對周圍世界的判斷能力和自我意識了。明朝後期，就面臨著這樣複雜而險惡的國際環境。隨著地理大發現和東西方海上航路的開闢，東西文化進入開放性發展階段。西方基督教文明漸至東方，耶穌會士將一些較中國先進的自然科學帶入了國門。與此同時，西方早期殖民勢力初倪中國。在這樣時代背景下，是解放思想，兼採西學，融匯傳統文化，以求國家富強；還是夜郎自大，閉關鎖國，把自己與外部世界隔絕，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和對策，必然召致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結局。這是世界文化發展的總體趨勢向中華民族和中國當軸者提出的尖銳問題，是無法迴避的嚴峻現實。然而，當時的明朝，能夠正確認識異源文化並採取適當應變策略的人太少了。

為數眾多計程車大夫和當軸者無視西學的挑戰，依舊昏昏然沉睡在國粹主義的搖車之中，孤芳自賞。萬曆朝南京禮部侍郎沈榷疏劾徐光啟，對西方天文知識橫加責難，對西學以變亂相傳之綱維而深閉固拒之。對西方傳教士所帶來的西學不問所以的李士粲對西學以傳統儒家文化無所不包的國粹主義排擊之。的確，這種國粹主義在當時困擾著絕大多數中國人，他們認為天是圓的，地是平而方的，他們深信他們的國家就在地的中央，所以中國人認為所有各國中只有中國值得稱羨，就國家的偉大、政治制度和學術的名氣而論，他們不僅把所有別的民族都看成野蠻人，而且看成沒有理性的動物。這種尊己卑人、盲目排外的國粹主義態度，在世界文化進入開放性發展階段的巨大危害要大於半開放發展階段不知多少倍。

在世界文化開放性發展階段剛剛到來，即西學東漸的初期，比較能夠客觀地認識傳統的儒家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明、並能知其短長的，在中國知識界要首推徐光啟。清人阮元論曰：自利氏東來，得其天文數學之傳者，光啟為最深，迄今言甄明西學者，必稱光啟，其說不謬。徐光啟對西學的推崇、倡導，來自他對中西文明的悉心比較，而非盲目崇拜。他能如實地承認天道幽遠，歷學精奧。自古聖哲皆不能為一定之法，獨郭守敬稱為絕倫，今復與天不合，則其法亦未精密，而改歷之人不過截前至後，通計所差度分，立一加減乘除，均派各歲之下，謂之改矣，實未究其所以然也的中國天文學現狀，而不護短。指出授時歷使用日久，弊端已生，而改歷之人不知究其所以致誤之原由，故而才參酌能究其所差之故而改正之的西洋曆法，並延聘西洋傳教士共競崇禎曆法的修訂。

西洋曆法較中國曆法先進，是不容否定的，禮部侍郎蔣德璟疏稱：西法比監法實為密近，固昭然不待辯者。對於數學研究，徐光啟的態度也是極其認真的。他推崇西洋數學，是因其法而系之義也，使而後能傳其義。他曾將《測量法義》、《幾何原本》等西方數學與中國傳統數學進行比較，總結說是法也，與《周髀》《九章》之句股測望，異乎？不異也。不異，何貴焉？亦貴其義也。劉徽、沈存中之流皆嘗言測望矣，能說一表不能說重表也。言大小句股能相求者，以小股大句小句大股，兩容積等，不言何以必等能相求也。正因為徐光啟深知傳統數學缺少抽象思維的弱點，才極力倡導精研《幾何原本》。他告訴人們能精此書者，無一事不可精，好學此書者，無一事。李之藻與利瑪竇輯成《同文算指》後，也曾將中西數學進行比較，不可學。

他在自序中說：加減乘除，總不殊中土至於奇零分合，特自玄暢，多昔賢未發之旨。盈縮、句股、開方、測圓，歸法最艱，新譯彌捷，並告訴世人數於藝……無處不寓，其道使人心心歸實，虛驕之氣潛消；亦使人躍躍含靈，通變之才漸啟。徐李的兩番論述，足見數學原理抽象思維的力量。隨著世界文化開放性發展階段的到來，文化已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它加快了人類發展的步伐，使人變成了巨人。當然，在這種趨勢剛剛到來之際，並不是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國家乃至所有的個人都非常清醒。我們的民族在這個問題上走了近三百年的彎路，併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才逐漸認識了這一客觀事實。隨著世界文化開放性發展階段的到來，中國古老的傳統文化受到猛烈衝擊，使古老民族如夢初醒，睜開眼睛，而對神州之外這個大千世界，進行了一番漫長而深刻的思索。

在這思索的過程中，徐光啟是從思索中覺醒的第一人。從十六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三百多年的歷史程序中，一批有志於中華振興、民族昌盛的仁人志士，在不停地探索西學。所有在科學昌明、社會進步等方面作出貢獻的卓異分子，無不得益於西學的啟示，從徐光啟、龔、魏、康、梁，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他們的學術和思想成果都包含著西學的結晶。學習西方、學習外國先進文化，是近三百多年中國志士仁人尋求救國救民的共由之路。儘管徐光啟在當時還是孑然寡合，勢單力孤，卻代表著一種方向。我們回想在清前期那種排斥異源文化，見有講求西學者，則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敗類的偏激思想指導下，將國門禁閉，將可能進行的正常文化交往硬性切斷。

在世界文化開放性發展階段，人為地將華夏文明裝入封閉的鉛桶，致使像趙翼那樣通古今之變的大史學家竟產生俄羅斯以中國之大黃為上藥，病者非此藥不治，只要禁大黃，勿出口，俄羅斯遂懼而不敢生事的糊塗認識；像魏源那樣的啟蒙學者竟說出洋人市中國鉛百斤，可煎文銀八斤，惟其銀必以華人睛點之乃可用，西洋人睛不濟事的荒誕不經的話來。可見他們對外域瞭解之少！這責任不在當時的史學家、思想家，而在清前期的當軸者和清前期的國策。回顧三百多年來中華民族在對待西學問題上所經歷的艱難曲折歷程，我們更加感到，在世界文化開放性發展階段，對於一個不甘落伍的民族，徐光啟的西學觀念具有一種可貴的時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