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考古學家馮永謙馮永謙發現 “最早的瀋陽”--燕候城

中心廟位於當年候城北城牆區域

“瀋陽路”標識牌

瀋陽清故宮西牆接近候城西牆

據遼瀋晚報報道，瀋陽的歷史，是從戰國燕之候城開始的，候城是“最早的瀋陽”。得出這一經得起時間檢驗結論的發現者，是著名考古學家馮永謙先生。他不僅發現了候城，還呼籲大力宣傳候城，因為挺起候城，就是展現瀋陽城古老的光陰傳承，就是彰顯大瀋陽更為震撼的“文化自信”！

老地方：撲朔迷離的學界“候城尋蹤”

在馮永謙先生將候城定位於今日瀋陽之前，學界關於這座兩千年古城地理位置的推論與猜想，可謂眾說紛紜，瀋陽郊區說、新民說、開原說、海城說等不一而足。

李兆洛《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認為：“候城，在瀋陽北”。此說較為泛指，沒有定點，但從其在瀋陽之北，應是指在今瀋陽市區之北。

汪士鐸《漢志釋地略》謂：“候城，承德南。”此承德為清代在瀋陽所設之縣，是康熙三年於今瀋陽所設之奉天府治。承德南即應是指在今瀋陽市區之南。

呂吳調陽《漢書地理志詳釋》說：“候城，今奉天府西北百里遼河濱之塔城”。此說所指有誤，今新民市遼濱塔村確有古城址，但經考古調查，至今於其地未發現戰國、秦、漢時期遺物，該城址為遼代之遼州，現在遼代城址與在西門外之八角十三層磚塔猶存，城址內地上地下遼代遺物很多，因此不能定此城址為候城。

楊同桂、孫宗翰《盛京疆域考》說：“候城，今開原縣東南”。當時開原縣設治在今開原市之老城鎮，此謂開原縣東南應指在今開原市老城鎮之東南，若將候城定點於此，是趨北說中位置定點最明確的。

近些年出版的考古地理著作如《戰國秦漢遼東遼西郡縣考》認為候城即“瀋陽市東南二十里古城子”，此說是近年出現的較有影響的一種新的意見；《東北歷代疆域史》謂：“候城地近障塞，當在今開原東。……當時今開原東、東南及東北近塞之地均屬候城縣”，並又進一步闡明“訂候城縣治於今開原東南近塞處是合適的，因謂候城在今瀋陽附近，與其近障塞不符”；最有影響的是八卷本的《中國歷史地圖集》，該圖1964年油印本東北地圖“說明書”說“今定候城於瀋陽東南上伯官屯故漢城址”，1979年修改後鉛印並改名為“資料彙編”，其考訂候城為“今遼寧省瀋陽市東南20裡古城子”，至1989年正式出版《釋文彙編》時，其考候城於後者定點同，由這種前後不同的變化，可見地圖作者在研究過程中的反覆思考而後謹慎定點的心路歷程。

而上述探討都未能確指候城的準確地理位置，說法雖五花八門，卻使“候城定位”越探越謎，成了一段令人望眼欲穿的歷史懸案。

候城定點今日瀋陽的靠譜依據

那麼，馮永謙先生是怎樣力排眾議，確定今日瀋陽即是當年的戰國燕候城呢？

首先，從文獻上看，有些記載可以幫助候城定位。據《後漢書》記載，候城在西漢時屬遼東郡，但在東漢時，將原屬高顯、候城、遼陽三縣改屬玄菟郡。經考證，高顯縣為今瀋陽市東南蘇家屯區魏家樓子古城址，遼陽為今瀋陽市西南遼中縣偏堡子古城址，候城在今瀋陽市內舊城區，三城之間的距離，高顯在候城南20公里，遼陽在高顯西40公里，如此，則三縣不僅相連，互相距離也很近，而且東距玄菟郡治新賓永陵南城址、撫順勞動公園城址均較近，管轄便利，因此一起由遼東郡改屬玄菟郡才是可能的。

東漢時，陳禪曾“為玄菟候城障尉”，按歷來對障候的解釋，均為近塞之地。障候應是靠近長城的城堡，因此候城距“邊”應較近，但作為一個長城防禦體系中的候城在什麼地理位置，並非全線劃一、有固定的距離，而是要視地理環境、防禦需要來決定，候城雖為障候之城，卻不必一定“近邊”，根據考古調查發現情況看，都尉治所並非靠“邊”，與長城均有一定距離，並不在“邊”上，根據這種情況，若將候城置於瀋陽市內，經考古調查這一地區的長城，是在開原與鐵嶺間東西透過的，其距離也為100餘里，並不較上兩都尉距“邊”為遠，此地又為平原區，其地理位置更覺合適。

從考古學的角度考察，近年的考古發現，為解決候城定點提供了很多令人信服的證據。將候城定點於瀋陽東南，無論是上伯官屯還是古城子，近年在這一帶進行過多次考古調查和發掘，還沒有相應的發現。

候城定於開原東南，也存在考古方面的問題。經幾十年的考古調查，不僅在開原東南，即或向南延至鐵嶺，向東延至西豐，至今也未發現燕、秦、漢時期的城址，並且相關遺物都很少發現。若將城址定於此地，還無法得到考古學的證明。

除文獻分析外，考古調查才是最終確定候城在今瀋陽市明清舊城中南部的關鍵證據。

馮永謙表示，首先，在瀋陽市區內的明清舊城周圍，發現很多戰國和漢代墓葬：如在大東區新光機械廠倉庫院內發現的戰國墓，為土坑豎穴，其出土遺物為灰陶高柱弦紋蓋豆、三足陶鼎、獸面鋪首弦紋壺；又如在今大西城門外熱鬧路發現的戰國墓，木棺木槨土坑豎穴，隨葬陶器為灰陶鼎、壺、盤、匜組合。這兩處墓葬是經過考古發掘的，出土陶器為仿銅器的陶禮器，這種墓葬結構和陶器形制，為典型的戰國燕墓，而它所反映的墓主人身份，並不是守邊的戍卒，應是當時候城內有一定地位的人。其時代前者為早，後者稍晚，約當戰國燕的中、後期，這些墓葬的發現，對考證候城的年代有著重要意義。漢代墓葬，發現地點更多，在和平區南湖公園、瀋河區大南邊門、小南邊門、濱河街道辦事處、舊城內瀋陽鍾廠、小南門外瀋陽市第八中學和大西門外瀋陽市第十七中學院內以及皇姑區塔灣等地都有發現，並且是墓群，其時代則為漢至魏晉時期。這種圍繞瀋陽明清舊城分佈的墓葬，絕不是偶然的，它說明候城就應該處在墓葬區域內的空間位置。

其次，1973年於今瀋河區公安分局院內與在其北的瀋陽清故宮東路十王亭院內施工，當挖至地表下六米深以後，就發現各種不同時期的文化層，由下往上分別為戰國、漢、遼、金及明代，出土大量的遺物，有各種建築材料和日用生活器具殘片，表明該處是戰國——漢代的居住址。所見遺物戰國灰陶繩紋大板瓦，規格很大，長43釐米，寬30釐米；而漢代遺存內涵更豐富：泥質灰陶甕、罐、盆、繩紋板瓦、筒瓦、“一刀”“半兩”“五銖”“貨泉”銅錢與“凸”字形夯土臺基址和繩紋陶管井及繩紋磚砌築井等，井深達現地表下10米，遺物中還出土有“千秋萬歲”銘文瓦當，尤為引入注意。這兩處中間距離較遠的遺址，地層一致，遺物內涵相同，可見遺址佔地面積很大（因中間是街路，未發掘），不像一般居住址，而是有城址的規模和特點；再從其他遺物、遺蹟的發現，也證明其中有的遺存不是一般民宅建築與所應使用的材料，反映出具有非常明顯的官府衙署的性質。由此可以進一步肯定這處遺址在當時所處的地位，應是包括具有相當規格的行政建制在內的戰國至漢代的重要遺存。

再次，1993年3月在建築東亞商業廣場時，在瀋陽清故宮北牆外20米處發現有遺址，經發掘，上層為遼、金至明、清時期的堆積，下層是東西走向的城牆。挖掘顯露出來城牆的長度達150餘米，牆為夯土築成，夯窩明顯，城牆經以後兩次補修，牆體加寬，城牆北面並有護城河故道，城基寬8。5米，存高近2米。在城牆遺址底面地層出土有特點明顯的戰國饕餮紋瓦當和繩紋板瓦、筒瓦與漢代繩紋板瓦及“五銖”錢等。從這一發現，可以確知在瀋陽市區明清舊城內的地下，確實存在著一個早期戰國至秦、漢時的古城址。這座城址，就應是此前尚未考定的遼東郡候城遺址。

候城位置既定，但其城址規模怎樣，也是研究者所關心的一個問題。經多年研究，馮永謙勾畫出一個大體輪廓：候城的北城牆，經考古發掘，在瀋陽清故宮北牆外20米處作東西走向；西城牆，即在清故宮現在西牆處向南去，其位置在清代舊城小北門至小南門間作南北走向現稱“正陽街”的東面，西牆南行大約在包括瀋河區公安分局在內的南面東西一線折向東去；南城牆，在西城牆東折後向東延伸，在未至清舊城大北門至大南門間作南北走向現稱“朝陽街”的西面；東城牆，應在朝陽街之西，因為在清故宮門前的現稱“瀋陽路”與其東的朝陽街相交的十字路東南角即瀋陽鍾廠，過去在鍾廠院內發現有漢墓，這個位置當時應是城外才能埋墳，所以東城牆不能超出墓葬的範圍。結合考古發現所掌握的地下遺蹟遺物分佈情況，可知候城就在瀋河區公安分局和清故宮一帶，城牆每邊長度大約200米左右，即或略有出入，也不會相差太多。由此看來，候城面積不大。

依據上述考古發現，並結合文獻記載，馮永謙斷言，定候城於瀋陽市內明清舊城的中南部，是頗為適宜的。

今日瀋陽亟待強化“候城標識”

1985年12月，瀋陽市志辦和市歷史學會聯合召開了一次“瀋陽建置沿革討論會”，馮永謙先生應邀參加，會上提交《漢候城、高顯考辨》一文，根據文獻與考古兩方面材料來進行探討，第一次明確提出定候城於瀋陽市區內舊址並以瀋陽清故宮和瀋河區公安分局為中心的考證意見；後在1989年出版的《東北歷史地理》一書中亦採用了這一觀點，即“定西漢候城縣在瀋陽舊城區”。

馮永謙表示，現在一提瀋陽，很多人只知清朝於此定都，似乎瀋陽的歷史是從清朝開始的，這是嚴重的誤讀。瀋陽歷史的上源其實是從戰國燕之候城開始的，以燕昭王指派大將秦開所建候城時間計算（約為公元前300年），瀋陽迄今已有2300多年的歷史了，是堪與襄平（今遼陽）比肩且早於龍城（今朝陽）的、具有鮮明中原漢文明氣質的古老城市，瀋陽最早是“燕城”，瀋陽人最早是“燕人”。

馮永謙強烈建議，在今天的清故宮區域，應該經考古發掘展現出一段候城城牆遺蹟，讓瀋陽人瞭解家鄉的千年歷史，增強“瀋陽文化自信”，這不是一件小事，應予以足夠重視。在開發盛京文化的新時代歷程中，突出“候城標識”，實在是如箭在弦、迫在眉睫！（張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