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文從武、壯烈殉國：史可法，與嘉定共存亡的大明兵部尚書

很多人說，如果南明王朝重用史可法，或許大明王朝的曙光會驅散來自北方的滿清烏雲。的確，至少南明王朝在南京被權奸黨爭之臣折磨得苟延殘喘的時候，只有他在前線疲於奔命遊說四方勤王之軍。於是有的人們把他比作指揮北京保衛戰力挽狂瀾的于謙，但可惜的是，史可法只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忠臣，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軍事家。

史可法的“復多爾袞書”提到：“今逆賊未服天誅，諜知捲上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火召）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

在挽救大明政權的政治戰略上，他原來是打算用“同仇之誼”來感動大清，幻想與清兵結盟一起消滅李自成，再捨棄長江以北與滿清劃江而治的政策。

軍事上，他督師江北近一年，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卻一籌莫展，毫無作為。清軍主力南下，他節制的將領絕大多數倒戈投降。即使是他本人聞名天下的揚州戰役，其實也沒有組織過任何有效的抵抗。

在反明將領左良玉叛軍東下、清軍南侵照相輝映的緊急情況下，史可法驚惶失措。歷史記載：當時一部分南明軍隊駐於江蘇高郵，史可法一天之內三次發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應廷吉“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剿”左良玉部叛軍；中午令“諸軍不必赴泗，速回揚州聽調”；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接應”。應廷吉對諸將說：“閣部方寸亂矣，豈有千里之程，如許之餉，而一日三調者乎！

在鎮守揚州的時候，清軍將領多鐸下令攻城之前，史可法即已“自覺憒憒”，把軍務交幕僚處理，根本沒有親自主持抵抗，揚州“城堅濠廣，四野曼延，正利步騎”，可是二十四日清軍開始攻城，不到一天即告失守。

這就是被比作“晚明於謙”的史可法的真相。

如果看到這，相信我所說所講的人或許會扭轉話鋒，摒棄史可法的此雲那雲。但不管誰講歷史誰述歷史誰著歷史，都並不是真正歷史上的客觀存在。人物的多面性、複雜性，決定了許多歷史英雄人物遠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單純與平面。

如果南明的重臣名將們果真有如傳說般的才能與堅貞，那麼南明王朝也就根本不會滅亡。

假如我們有意識的摒棄自己的偏見和者成見來審視歷史，那麼我們不難發現，歷史上並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人物，同樣，也不存在大奸大惡的人物，但是歷史看上去總是那麼撲朔迷離，因為後人的需要，任意的篡改和虛構，將歷史變得面目全非。

這一點在史可法的身上就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一方面史可法勤奮好學，性格堅毅，居官廉潔勤慎，在最後關頭寧死不屈；另一方面，他又的確缺乏政治以及軍事上的才能，他或許有些文過飾非，但不可否認他是按照自己確信的道德標準來行事。

時代的侷限性決定了歷史人物的生存狀況，任何人都是時代的歷史產物，都不可能跳出時代的包圍範疇。

如果說明朝末年的史可法和揚州屠殺是悲劇，但寧願把這理解成明朝專制制度造成的悲劇，既然史可法身在其位，就只能勉為其難，他缺乏力挽狂瀾的能力，可是現在的他沒有退路，他只能夠盡力而為，雖然事情並非盡力就能辦好。

史可法在南明前期的苟安並不令人驚訝，南明政府本來就是不思進取，史可法作為明朝體制下成長起來的兵部尚書，有所例外倒還不可理解了。表面上他是重兵在握，其實當時的現狀是軍閥割據，史可法並沒有實權也根本無法調動這些軍隊。如果說把這一切的錯誤歸咎於史可法，那真的是太過為過苛了，至少在南明朝廷比他更應該受到指責的人還有很多。

關於史可法，後世一直存在兩種評價，一種是不顧史實的進行過分渲染，極盡能事給予讚頌，另一種顯然是針對讚揚評價而發，對史可法的無能進行批評和闡述，從而否認史可法。然而無能並不是過錯，不能因為能力問題而涉及到個人道德或者歷史結論。按照批評者的說法，史可法應該主動退位讓賢才可稱得上正確，可是在當時絕不可能的。

或許史可法知道自己在政治、軍事才能上的缺乏，就算他主動退出，當時誰又能夠取而代之呢？當時的南明政府中像史可法一樣忠臣不屈的人根本就沒有幾個，史可法能夠信賴誰呢？他迫不得已而擔當重任，絕非為了權勢或者利益，我們又何必還苛求他是政治家兼軍事家呢？

在明朝，只有八股文專家才能夠達到他那樣的地位，真正的軍事家能夠這麼博學多才嗎？

可是明朝運氣真的很好，明末抗清三個名將，熊廷弼是萬曆二十六年的進士。孫承宗是萬曆三十二年的榜眼，袁崇煥是萬曆四十七年進士。然而那又怎麼樣？明朝皇帝罷斥了其中一個，殺死了另外兩個。史可法就算是天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能夠會有好下場呢？

史可法的尷尬其實和吳三桂、和洪承疇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他們怎樣做都是錯，那個悲劇的時代根本就沒有正確給他們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