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門關址今何在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唐王之渙一首《涼州詞》寫出了玉門關的粗獷與雄渾，寫盡了戍邊將士的思鄉情。玉門關始置於漢武帝開通西域道路、設定河西四郡之時，史稱故玉門關。唐代詩人王之渙《涼州詞》所說的玉門關為新玉門關，即東漢中期至唐代的玉門關。作為連線西域和中原的重要關隘、絲綢之路上的要道，玉門關自漢至唐一直髮揮著重要作用。玉門關址幾經變遷，它的具體位置在哪裡，一百多年來學者一直沒有停止考察和探討。

故玉門關址之爭

敦煌以東說。

《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太初二年（前103年）貳師將軍李廣利率軍首次西伐大宛失利，“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貳師將軍李廣利被漢武帝派來的使者擋在玉門關，李廣利無奈留在敦煌，不敢東向以入玉門關。由此可以推測，故玉門關應在敦煌以東。20世紀初，斯坦因發現大批敦煌漢簡，交給沙畹整理和釋讀。據此，沙畹的《斯坦因在東土耳其斯坦沙漠所獲中國文書考釋序論》（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Edouard Charann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3）主張漢武帝太初以前的玉門關在敦煌之東。王國維同意沙畹的觀點，並根據《漢書·地理志》記載進一步指出，酒泉郡治下的玉門縣即為太初以前的玉門關所在地（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中華書局1993年版）。勞幹《兩關遺址考》（紀忠元、紀永遠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和方詩銘《玉門關位置辨》（《西北通訊》1947年第1期）等認為，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門關在敦煌以東，是年以後才改置在敦煌西北的小方盤城一帶。

敦煌西北小方盤城說。

很多學者不贊同敦煌以東說。向達認為“漢代玉門關，自始置以至終漢之世俱在敦煌。唯至隋唐，則玉門關已徙至敦煌以東瓜州之晉昌縣境”（《兩關雜考——瓜沙談往之二》，載敦煌市博物館編《敦煌漢代玉門關》，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年版）。陳夢家根據《漢書·西域傳》述伐大宛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後距”“捕得生口”“便道捕樓蘭王”等史料，推論“此玉門關亦應在敦煌西北”，否則無以捕得生口，亦無以便道捕樓蘭王（《玉門關與玉門縣》，《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年版）。斯坦因《從羅布沙漠到敦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夏鼐《新獲之敦煌漢簡》（《夏鼐文集》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版）、閻文儒《敦煌史地雜考》（《文物》1951年第5期）、馬雍《西漢時期的玉門關和敦煌郡的西境》（《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等，皆依據20世紀以來敦煌西北80公里許的小方盤城出土的“玉門都尉”等漢簡，認為漢玉門關始終在敦煌西北，不存在遷移問題。

小方盤西側說。

李巖雲、傅立誠《漢代玉門關址考》（《敦煌研究》2006年第4期）認為，據1998年10月在小方盤城漢代遺址南廢墟文化層出土的漢簡來看，小方盤城為西漢玉門都尉府，而非玉門關址，玉門關口應位於小方盤西側150米處的南北長城線上，並與小方盤城西側障牆連線，與小方盤城西側的拱口形成一個有機整體。因為古代設關必選在易阻隔人馬車輛通行且地勢險要之處，以稽查行旅；玉門關只有設在這裡才符合古人建關的習慣和做法；此次出土漢簡有“出入東西”的記錄；根據《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條龍勒縣下注“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記載，《漢書》所載當指玉門都尉治所位於玉門關，與簡文記錄相吻合。作者反對“有人認為玉門關為千古名關，名聲顯赫，小方盤城所在位置規模很小，與聞名一世的雄關地位不相稱”，強調“玉門關作為設在通西域咽喉要道上的重要關口，主要擔負其稽查之責足矣”。

關於故玉門關址，筆者傾向於李巖雲、傅立誠二位學者的結論，即小方盤西側說。

新玉門關址之爭

雙塔堡說。

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記》卷5“十一月初九日”中推測，唐玉門關在布隆吉堡西37公里，雙塔堡東北，土胡盧河與疏勒河回河口西側，而西南至雙塔堡為唐至晉昌縣故址。此說是19世紀末的研究成果，在後來影響很大，閻文儒肯定陶保廉雙塔堡說“最為可靠”。李併成贊同雙塔堡說。他在《唐玉門關究竟在哪裡》（《西北師大學報》2001年第7期）一文中認為，唐玉門關應位於今安西縣雙塔堡附近，向達、閻文儒等當年的推斷是正確的。他在《石關峽：最早的玉門關與最晚的玉門關》（《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5年第2期）中提出，自東漢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以後直到唐代末年，玉門關自小方盤城向東遷徙210公里許，遷至今甘肅安西縣雙塔堡附近。根據多年考察和研究，李併成的《新玉門關位置再考》（《敦煌研究》2008年第4期）再次強調，新玉門關位於今瓜州縣雙塔堡一帶是徵而可信的。

馬圈灣說

。1979年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在敦煌市西北95公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進行發掘，共獲得1221枚簡牘。甘肅省博物館、敦煌市博物館據此漢簡，及當地地形、驛道相關位置等考證，玉門關應位於臨要燧東側，玉門候官燧（馬圈灣）西側，似在小方盤城西11公里的馬圈灣遺址西南0。6公里處。但關城遺址尚未找到，或已毀壞無存。根據馬圈灣漢簡資料和地形地勢，吳礽驤《玉門關與玉門關候》（《文物》1981年第10 期）一文論述馬圈灣北為長城，南為沼澤，當為西漢玉門關候的治所。而玉門關的設定應在長城內側的交通大道上，坐東向西，即位於馬圈灣遺址D21與鄰要隧D20之間。

李正宇《新玉門關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反對雙塔堡說。他認為雙塔堡處既無古州縣城址及瓦礫陶片散佈，附近又沒有漢唐州縣城必有的同時代墓葬群；從唐代瓜伊驛道經行路線進行評量，玉門關亦不合置在雙塔堡。1996年，李正宇在今安西縣橋子鄉西北15公里馬圈村西發現了兩座大小不同的古城遺址：小城築在一古河道西岸；小城西南30米（合二十步）許有一大城；大城東北“二十步”的小城“正是唐玉門關城”，城內西南隅之子城，當為關官衙城；城東古河道，即玄奘所說“上置玉門關”的“瓠廬河”、岑參詩注中的“胡盧河”。透過考察，這條古河道得以復原，且與敦煌遺書P。2005《沙洲都督府圖經卷第三》所載之“苦水”相合。另外，他認為新玉門關“應置於東漢永平十七年”。

常樂古城說。

王乃昂《唐玉門關地望新探——基於歷史文獻與考古遺存互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一文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綜合分析各類典籍和出土文獻，並結合利用年代測定、考古發現和遙感影像資料，認為唐玉門關和墨離軍駐地應在河西走廊西段的常樂古城，即今瓜州縣“六工古城”遺址。這裡是絲綢之路的交通樞紐，是西域出入口的重要關卡，是北魏時期新開伊吾道的起點。曹魏在這裡立縣並將其命之曰“宜禾”，北魏至隋唐又名“常樂”。“六工古城”遺址所存遺物時代與兩晉南北朝之宜禾縣城、晉昌城至隋唐常樂縣城、玉門關年代吻合。“隋唐玉門關選址、佈設於此，符合各種空間資訊組合的地理學合理性。”

此外，王蕾《漢唐時期的玉門關與東遷》（《西域研究》2020年第2期）一文否認玉門關東漢遷移說，認為玉門關自漢至唐在邊防軍事、經濟和文化交流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西漢至北魏時期的玉門關一直位於敦煌以西，並未遷移。王蕾亦反對敦煌以東說，提出其“總體上忽視或直接越過傳統地理典籍、敦煌文書、出土漢簡的記載”。她認為西漢及曹魏時期敦煌以西的玉門關通往西域的道路一直在使用，並不斷拓展；北周時玉門關很可能遷至敦煌以東；隋代又在新玉門關設定關官，新玉門關是隋唐時期瓜、沙、伊州之間的重要關隘，而此時敦煌西面的故玉門關通道仍在使用，與新玉門關並存共用。

對於新玉門關址，筆者傾向於王乃昂的觀點，認為唐玉門關在河西走廊西段的常樂古城，即今瓜州縣“六工古城”遺址。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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