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窗｜亮一亮咱農耕文化的家底

農耕文化是我國農業的寶貴財富。山東積澱了豐富的農耕經驗和文化習俗，是我國農業文化遺產的主要分佈地區之一，包括生產文化、民俗風情、歷史遺蹟、傳統工藝等眾多方面。

散佈在齊魯大地上的農耕文化符號，像一片片樹葉，脈絡清晰，在時空中搖曳。“科學研究、開發利用齊魯農業文化資源，啟用‘三農’文化的‘精神末梢’，有利於為鄉村振興事業穩健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山東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孫金榮說，當下的齊魯農耕文化研究與傳承工作，可謂天地廣闊、大有可為。

孫金榮介紹，從廣義視角看，要摸清齊魯大地的農業文化遺產家底，大致有三個層次：首先是土地，之後是其上派生的相關風物，有景觀與農業生產生態系統類、工程類、聚落類、糧蔬類、林果類、動物類、遺址類，再就是更高層次的精神元素，有民俗類、技術類、文學類、典籍類等。

農耕文化的源頭是土地。中華民族的農耕文明系統，從天、地、人開始，關聯著風霜雨雪，春夏秋冬，掌握著生生不息的天地密碼。從炎帝制耒耜，種五穀到二牛抬槓，再到今天的機械化，中國的田地裡，永遠都有青青嫩苗、金黃果實，這裡面蘊藏著中國農人和土地的深情厚誼。

孫金榮以泰安境內的汶陽田為例，剖析大地春秋。汶陽田，因位於汶河下游地勢寬闊平坦的區域得名，主要在今泰安市西南一帶。汶陽田，在現存史書中最早見於《左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距今已有2600多年曆史。

汶陽田自古是農業穩定高產地區，該區地勢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灌溉便利，發展糧食生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成為“自古文明膏腴地”，為早期人類生存繁衍創造了條件。早期的先民在這裡依水而居，精耕細作，不僅創造了豐富的農耕技術，還衍生和發展出傳承不息的歷史文化，使其成為大汶口文化的發源地和載體。

早在春秋時期，汶陽田屬於魯國，齊國多次發兵爭奪。著名的齊晉鞌之戰，齊國大敗，被迫將汶陽田還給魯國，齊頃公竟因此七年不食肉、不飲酒。彼時，汶陽田反覆易主，所謂“齊魯必爭汶陽田”，也留下了“汶陽田反”的成語，用於比喻失而復返。

汶陽田幾千年來養育了汶河兩岸的人們，孕育了燦爛的文明。《詩經》中說：“魯道有蕩”，這裡成為人們嚮往的最佳生活之地。《論語·雍也》：“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後人即以“汶陽田”為歸隱的典故。這裡也吸引了歷代文人墨客，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李白曾在這裡度過幾年平靜的田園生活，遠在他鄉時，仍記掛著誰去種自己的“龜陰田”（龜山之北的田地，是汶陽田的一部分）。蘇軾向友人抒發自己在官場的鬱悶：“為我買田臨汶水，逝將歸去誅蓬蒿。”

“汶陽田是中華農耕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是一方農耕技術的創新田、高產穩產的示範田、土地政策的試驗田，在中華文明史中佔有重要地位。”孫金榮介紹，1965年，開始在汶陽田建立糧食穩產高產樣板田，汶陽田得天獨厚的種植優勢得到充分發揮，持續的高產讓全世界刮目相看。

“像汶陽田這樣的景觀與農業生產生態系統類農業文化遺產，對於形象地傳承歷史、記錄當下、持續性走向未來，具有重要意義。”孫金榮說，山東已入選的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有夏津黃河故道古桑樹群、棗莊古棗林複合系統、樂陵棗林複合系統、章丘大蔥栽培系統、泰安汶陽田農作系統、萊陽古梨樹群系統、嶧城石榴種植系統等。其中，夏津黃河故道古桑樹群還入選世界農業文化遺產。

圍繞土地派生出的相關風物，則星羅棋佈般散落在齊魯大地上。以工程類農業文化遺產為例，有元代開挖的運河——會通河（今東平到臨清段）、夏津戴村壩、寧陽堽城壩、武城四女寺樞紐，以及其他重要水利、灌溉等工程遺產等。

土地上下沉澱的文化因子很多，且依舊活躍。如遺址類農業文化遺產，承載著豐厚的中華文化，是中華文明發展史的實體呈現，具有保護與利用的獨特價值。“在山東境內，後李文化遺址、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嶽石文化，將海岱地區史前文化譜系脈絡清晰地顯現出來，海岱地區的農業文明史也藉助出土實物脈絡清晰地展示出來。”孫金榮說。

與遺址共存的，是聚落類農業文化遺產。“咱們省傳統村落蘊含著孝、敬、仁、和、義、禮等儒家倫理思想，因地制宜、負陰抱陽、天人和合的建築理念，鮮活的歷史文化價值，儒教齊家、詩書治世的家族文化風尚等，文化底蘊深厚，文化價值極高。調查研究傳統村落文化資源，發掘其文化內涵與價值，科學合理地保護開發利用，十分必要。”孫金榮說。

“從土地中延伸出來的糧蔬類農業文化遺產，對維護物種多樣性，確保糧蔬品種多元和糧食安全等，具有重大戰略意義；而咱們省的林果種質資源非常豐富，一大批歷史悠久、地域特徵明顯的優良林木、果樹品種，豐富了林果類農業文化遺產的寶藏；再就是動物類農業文化遺產資源豐富，除遺傳因素的決定性作用外，也是特定的地理位置、氣候特徵、土壤植被、生態條件，進化過程、人為干預等多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珍貴的畜禽遺傳資源，保護開發利用的價值巨大。”孫金榮說。

從土地及其派生風物中醞釀出來的更為璀璨的智慧、文明結晶，是一筆筆寶貴的精神財富。齊魯多樣的地理環境、優越的區位條件、豐富的農牧景觀，孕育了鮮明的民俗農業文化遺產，具顯著的文化傳承價值。孫金榮透過數年的研究，認為先民採集、狩獵、種植、養殖等農事活動，成為文學藝術（詩歌、音樂、舞蹈）的直接源泉，孕育出了形而上文化形態——文學。

“原始社會時期，先民的生存環境惡劣，生產力水平低下，生存是人生的第一要務和基本需求。因此，從遠古最初的原始詩歌的內容看，有鮮明的實用性、目的性，是與為生存而進行的農事活動有直接關係的。在文字產生之前，用特定的聲音或語言，表達特定的意思。只要有特定的內容和韻律，就具備了詩歌的特徵，也就產生了原始詩歌。”孫金榮分析。

而在文字產生之後，詩歌才有了實體符號記錄：或表達獵取野生動物，或表達採集野生果實，或描述或再現採集與狩獵過程，或表現或再現採集、狩獵收穫後的喜悅，或祈禱以後有更多的收穫等。生存需要、對食物獲取的期盼，成為詩歌創作的動因和表現內容。而與詩歌並存的音樂和舞蹈的產生動因也或直接或間接地與農事活動發生關係，或者說是豐收的喜悅與期盼等，催生了音樂、舞蹈等審美追求與藝術表達方式。

“隨著時間的推移，生活的豐富多元，詩歌題材不斷拓展，似乎不能說一切文學藝術均起源於勞動，但可以說為生存需要而進行的採集、狩獵活動，以及人工種植、養殖等生產勞動，成為文學藝術創作的直接動因、題材，成為文學藝術創作最早的起源是可信併合乎邏輯的。”孫金榮說。

文學藝術是人類感情最形象、最活躍的表達。千百年來的山東人，用語言的、行為的、器物的方式，留下代代相傳的諸多民俗事象、文化藝術，如繁複博大的神話、傳說、民間故事、歌謠、史詩、諺語、謎語、俗語、歇後語、抒情詩、民間說唱、小戲等口頭文類或體裁。此外，民俗類農業文化遺產是農耕文明的重要產物和衍生物，是人們在農業生產程序中形成的，特有的生產生活方式、習俗風尚、生活經驗、禮儀制度等，也值得關注。

農業文化遺產的物質載體眾多，其中尤其不能忘記農書。“古代農書是我國傳統農業科技知識和生產經驗的總結，對它們進行研究，可深入挖掘這些農書裡包含的博大精深的農業理論和技術，尋找古代農業科學發生、發展的歷史脈絡和規律，從而古為今用。近年來，我們梳理研究山東省古農書七十部，對既往的梳理與研究是一個重要拓展。”孫金榮說。

“農業文化遺產是古人生存智慧的集中體現。持續挖掘農業文化遺產的多種功能、多元價值，處理好傳統與現代、繼承與發展、保護與利用的關係，可以讓農業文化遺產持續煥發新活力。”孫金榮說。（大眾日報客戶端記者 盧昱 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