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權論視野下的擴張，激起強烈的鬥爭，使歐洲局勢不斷變化

海權論的概念

1890年，美國學者馬漢完成《海權論》一書，提出地址位置、自然結構、領土範圍、人口、民族特點與政府特點是影響海權的六個要素，並且其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中將海權定義為國家對海洋的利用與控制。

馬漢的海權論思想基於英國曆史經驗，其在提出海權論觀點時，英美正處於不同的海權發展階段。其中，英國所面臨的海權階段為維護海上霸權，

而美國所面臨的階段則是海權建設並未受到重視。

在二戰之前，英國的海權重點為重視制海，在二戰之後則轉為維護本國的海上經濟利益和影響力。而美國的海權思想起源於馬漢時期，冷戰時海權思想進一步發展為制海權理論，

冷戰後海權思想轉化為海軍的戰略轉型。

事實上，英美兩國所處於的不同海權時期，恰恰為海權論的發展提供了可探索領域，使得海權論的後續發展逐漸主體化，即側重地域、階段、經濟政治條件等特異性特徵，根據不同的特徵提出不同的海權論引申。

在馬漢之後，研究者對海權論進行深入研究，《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將海權定義為一種海上力量，其目的是保護己方海運不受地方襲擊，並摧毀或阻止敵方的商業、軍事海運，

當交戰國一方在部分海域能夠絕對控制海運時，這個國家就被認為擁有了制海權。

隨著海權論的發展，對抗性海權與非對抗性海權的概念逐漸明晰。

其中，對抗性海權指具備排他性與對抗性的海洋控制，換句話說，其認為實現海權的方式就是透過軍事競爭，競爭雙方的海上軍事力量不斷對抗，並最終透過海上戰爭的輸贏來確定海權的歸屬，

在這場對抗中，六要素是最為關鍵的影響因素。

與之相比，非對抗性海權的主要內容則更為傾向於對海洋進行開發與利用，其主要執行方式是以軍事力量為支撐，進行海上行為規則的制定，通常情況下，即使海上軍事實力較為弱小，也可以尋求規則內的保護，以實現海權的平衡，在當今視角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便是典型的非對抗性海權的重要體現。

在對抗性海權與非對抗性海權之外，也有學者提出了防禦性海權與新海權的概念。防禦性海權主要指在海權競爭中落入下風，作為防禦一方，只需要採取防守策略，不被打敗就是大獲全勝，這就能維護國家的安全，

而如若戰敗，那就代表著防禦失敗，入侵者更加深入。

新海權則強調利用海洋為本國利益服務，但是保證除敵國外的每個國家都可以安全地利用海洋。由此可見，防禦性海權主要站在弱勢國家，是對海權論的縱向延伸，而新海權則更符合全球化視野，是基於人類命運共同體視角下的海權思維。

儘管在奧斯曼帝國與哈布斯堡王朝的時期海權論觀點並未盛行，但是實質上對地中海的爭奪已然是海權觀點的體現，在沒有特定理論指導的情況下，歐洲各國皆意識到了地中海所具備的重要戰略意義，並針對其展開了諸如1521年爭奪羅德島、1538年爭奪馬耳他島等活動。

海權論視野下的擴張應用

奧斯曼帝國與哈布斯堡王朝在海權方面等爭奪主要集中於地中海領域，兩者之間爭奪海權的方式主要為戰爭，即對抗性海權，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對地中海的爭奪，

以及雙方藉助於外力所進行的對抗戰爭。

一方面，對於地中海的爭奪來講，這是利益的爭奪。16世紀，西方已然進入大航海時代，海洋在此時的歐洲便意味著財富與國家底蘊，地中海位於歐洲海上交通要塞，

對地中海的爭奪始終是歐洲各帝國的主旋律。

對於奧斯曼帝國來講，其試圖透過地中海擴張勢力，並進行宗教傳播，以擴張自身在歐洲的政治地位。而哈布斯堡王朝則始終在地中海地區佔有領地，在此情況下，奧斯曼帝國在地中海的擴張無疑將觸碰到哈布斯堡王朝在海上的利益。

再加上奧斯曼帝國與哈布斯堡王朝的實力在16世紀皆達到頂峰，蘇萊曼大帝與查理五世之間的爭端較為激烈，因此地中海的海權爭奪便成為雙方的焦點。

雙方在此進行激烈爭鬥，此戰便成為了西方歷史上最血腥的圍城戰之一。

對於雙方藉助於外力進行對抗的戰爭來講，儘管奧斯曼帝國的蘇丹注重自身的海上力量，但是由於奧斯曼帝國前身為遊牧民族，並且所使用的武器較為沉重，這便使得其積極謀求與海盜團體的結盟，與海盜合作對其他歐洲國家進行打擊。

但即便如此，奧斯曼帝國也並未放棄對海軍的打造，實際上，其始終致力於訓練軍隊的海上作戰能力，

而這也為其日後對地中海的爭霸提供推動力。

而儘管哈布斯堡王朝的軍隊對海上戰爭較為熟稔，但哈布斯堡王朝的自身實力並不如奧斯曼帝國，這便使得其在與奧斯曼帝國的戰爭中並未處於上風，反而被奧斯曼帝國所壓制。

在此情況下，哈布斯堡王朝充分發揮了自身在歐洲的號召力，聯合俄國、普魯士等國家建立神聖同盟，併發起勒班陀海戰，對奧斯曼帝國發起進攻。

此外，海權論對映到奧斯曼帝國與哈布斯堡王朝的戰爭中，海上戰爭僅是其中的一個方面，是雙方爭奪並建立自身海權的必要條件，因此，在對雙方的海上戰爭進行論述後，應當運用馬漢的六因素理論，對奧斯曼帝國與哈布斯堡王朝進行分析，

以明確雙方所處的海權階段和海權思維。

由於奧斯曼帝國極盛時期地處廣闊，因此其經濟具有農耕經濟、商業經濟、工業經濟等。並不依賴於海上經濟，但是隨著地理大發現在歐洲將世界連成一個整體，歐洲各國逐漸意識到海上所蘊含的財富，在此浪潮下，儘管奧斯曼帝國並未將海上經濟當作自身的經濟命脈，

但也一直對海上軍備和海上擴張具有強烈的需求。

此外，作為人口基數較大的帝國，民族情況同樣較為複雜，民族之間的宗教信仰有所差異，儘管這種差異並未對奧斯曼帝國的安定造成顯著影響，但其所體現出的則是一種自由的風氣與探索的精神，這是與當時的歐洲社會有所不同的。

事實上，這種精神與突厥民族之前的遊牧特性息息相關，而上述種種因素則共同鑄造了奧斯曼帝國較為開放，

並且注重軍事力量，推崇國家擴張的特性。

由此可見，奧斯曼帝國是在促進自身發展的前提與基礎上，有意識地對海權進行經營，其所居於的海權特徵正處於探索和萌芽階段，體現出爭霸與制海的特性。其次，哈布斯堡王朝為歐洲本土的老牌帝國，統治疆域隨著歐洲局勢的變化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

因此，海權對哈布斯堡王朝來講是地緣政治的需要，是維護自身統治的重要基礎。哈布斯堡王朝的自然條件同樣較為豐富，並不以海上經濟為主要支柱，但在地理大發現的影響下，

哈布斯堡王朝同樣對海上經濟有所重視，注重發展自身的海軍實力。

其人口數量較多，但是由於哈布斯堡王室是保守的天主教教徒，因此這一國家的民族特性同樣較為保守，對異教徒持有抵制態度，其在初期對新教徒的迫害正是這一情況的體現。

但是民族的保守並不能抵消哈布斯堡王朝居於歐洲，對海洋有著天然的親近感，並且在勒班陀戰役中擊敗了奧斯曼帝國。並且，哈布斯堡王朝自詡歐洲霸主，掌握歐洲神權與王權等多重權利，因此其統治者較為重視自身軍事力量的發展，

海軍作為哈布斯堡王朝軍事力量的重要構成要素更是如此。

由此可見，哈布斯堡王朝所處的海權階段為有意識地對海權進行發展，但其對海權的發展相比於奧斯曼帝國來講，更為側重防守。

同樣以勒班陀戰役為例，此戰役一方面是對奧斯曼帝國進行打擊，爭奪制海權，

但另一方面則是維護哈布斯堡王朝自身在歐洲的利益與地位。

因此可以將哈布斯堡王朝所處的海權階段同樣概括為萌芽與探索時期，所體現出的是制海與維衡特性。透過上述分析得以發現，在蘇萊曼大帝與查理五世辭世之後，奧斯曼帝國與哈布斯堡王朝在雙方的對抗之中不斷消耗國力，雙方進入沒落時期，海權與對抗是此時期的主旋律。

與此同時，奧斯曼帝國在經濟上的衰落以及政治上蘇丹權利的沒落問題，以及哈布斯堡王朝在子嗣繼承方面的問題不斷惡化。但究其原因，奧斯曼帝國與哈布斯堡王朝最終的衰亡是

因為兩者對傳統的固執、君主權力的集中以及對殖民地的殘酷壓制。

想了解更多精彩內容，快來關注對古標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