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王晴佳：海洋史如何成為世界史？

“太平洋論壇”是為紀念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建系95週年暨汪熙先生誕辰100週年而舉辦的系列講座，本文整理自2020年10月20日太平洋論壇第2期“海洋史和當代史學思潮”。主講嘉賓王晴佳為北京大學歷史系長江講座教授，兩位與談嘉賓分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張旭鵬研究員和中國海洋大學龐中英教授。

王晴佳教授非常榮幸得到復旦大學歷史系太平洋論壇的邀請，與大家交流當代史學的動向，以海洋史的興起作為一個視角來談一談。我在上海求學的時候汪熙先生還健在，對中美關係的研究做出了很多很重大的貢獻，所以很榮幸在這個時刻來做一個講座。

很早我就注意到汪熙教授的論文談到了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的《海權論》，這是在19世紀的下半葉，應該說是對海洋研究，或者說是對人類歷史影響的意義重大的著作。我的老師——華東師大的郭聖銘先生在1983年就出版了《西方史學史》，當時也提到了馬漢的著作。但是我今天講的應該是跟以前的海洋的研究，或者海洋史的研究有比較大的不同。

大家都知道我對當代的史學發展一直比較關心。雖然我並不是海洋史的專家，不像龐教授，但是我想從史學史的發展或者說從歷史學研究的當代發展，來談一談海洋史的特殊地位以及研究意義。所以我講這個題目當然也是為了配合太平洋論壇，因為太平洋的研究、太平洋史的研究應該是海洋史研究，我待會要談到海洋史研究中比較重要的未來的發展的領域和路徑。

我先想講幾個例子來說明一下海洋史的研究。海洋史研究應該是最新的史學流派之一。我先舉幾個例子來講一講，在西方，海洋是如何受到歷史學家的關注的。《美國曆史評論》是1895年創刊，與中國的《歷史研究》一樣的，是史學界的旗幟性刊物。該雜誌在2006年做了一個海洋史的論壇。可能有些聽眾也知道，我近年也比較注重情感史的研究，美國曆史評論同樣也做過情感史研究論壇，可能早了兩年。海洋史論壇發表在2006年，由Karen Wigen主持，她現在斯坦福大學，原來在杜克大學，本來是研究日本史的。參與者都是幾個大洋的研究的專家，有大西洋史、地中海史的研究者。然後松田（Matt K。 Matsuda）在羅格斯大學，研究的是太平洋史，之後我要談到他的專著。 那麼大家看一下少了哪一個海洋？可以思考一下，少了一個就是印度洋，但我其實覺得，印度洋是海洋史研究中比較重要的領域，是一個用來突破西方中心論的重要基地。

後面一個例子是2010年的美國曆史年會。美國曆史學會年會並不是每年都有主題，2009年的主題是全球史學，我還參與2009年的全球史學史的討論會。而2010年的主題就是“海洋、島嶼、大陸”，策劃人之一就是松田。當時你們看看到它的主要探討的是海洋、島嶼跟大陸，所以也並不是完全專注海洋。但是應該說在初期，讓歷史學家注重海洋，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所以海洋史作為一個學派的形成，應該是在21世紀之後的產物。 那麼我稍微翻譯一點他們的一些想法，“我們對我們周圍的水和我們賴以生存的陸地的概念，既要歸功於歷史和文化，也要歸功於宇宙學和地質學，不僅航線和航行技術，而且我們對環繞地球的毗連海洋部分的名稱也隨時間而變化”。那麼這個方面的研究我待會要談到，其實海洋史研究我們歷史學從業者來說還是有很多欠缺的，我們研究的基本上還是就是當今的海洋史，跟海洋作為一個stage（舞臺），人們的一些活動和創造的文化。

接下來談到海洋史研究的特點，海洋是跟大陸以大陸為視角的，以陸地為視角這個原則。海洋史可以幫助人們看到的動態及其“流動性”，我把它翻譯成流動性，其實它英文叫circulation，就是一種迴圈。所以他談到了不單是貨物和思想的circulation，也談到了這個人的circulation，從人的遷徙可以是資源，也可以是被迫的。那麼遷徙比如講就有一個例子，在太平洋史的研究中涉及到了華人勞工來舊金山淘金，參與當時的淘金熱。同時當然有權力、信仰、糧食、資源和疾病的全球傳播，這也是海洋史研究的出發點之一。

還有一個例子大家比較熟悉，作者之一來過中國的，那就是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他是哈佛大學海洋史思想史的教授。也許是做思想史的關係，阿米蒂奇的表述特別生動。另外一個思想史的專家海登·懷特，我想大家肯定都知道，也是這樣一個喜歡在表述上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阿米蒂奇寫的文章一般常有吸引眼球的題目，比如這篇題為“作為世界史的海洋史”World History as Oceanic History，副標題是“超越布羅代爾”beyong Braudel。他認為海洋史的研究是全球史或者真正世界史必須要做的研究。要超越布羅代爾，大家都知道非常難。我的觀察是，當代的海洋史的研究是在揚棄布羅代爾，一方面發揚他的研究，一方面又力圖超越他這樣的特徵。

阿米蒂奇語不驚人不休的另一個重要的表現，那就是大家或許都知道的——他曾在2014年與人一起發表了《歷史學宣言》。這本書已經翻譯成中文，翻譯者是我認識首師大的孫嶽老師。孫在前言中也提到了《歷史學宣言》的一個重要的意圖，是為了說明歷史學家看待歷史，需要有一種“長時段”的觀念。瞭解年鑑學派的都應該知道“長時段”的概念，是布羅代爾的一個有標誌性的史學成就。阿米蒂奇當時在2014年主編《歷史學宣言》，2017年他與人合編了《海洋史》（其內容概括了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海洋），可以說是對海洋史的研究的一個比較新的概括，我認為兩者之間是有聯絡的，而且從一定意義上來說的話，就是試圖超越布羅代爾的海洋史研究。

《歷史學宣言》中譯本

阿米蒂奇2017年與人合編的《海洋史》我上面的幾個例子就是說海洋史在2000年之後開始興起，其興起要把它放在當代史學發展背景下來看。提到當代史學的趨勢，我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越做越小”和“越做越大”。那麼這個“小”和“大”的中間是什麼？其實中間就是民族國家，或者簡稱為國別史研究。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當代史學就有這樣的趨勢。我這裡引用了丹尼爾·沃爾夫（Daniel Woolf）的觀察，他說在1960年代以來的各種歷史學詞彙中有一個詞叫“碎片化”（Fragmentation）。他所認為的“碎片化”當時跟我們現在的理解有所不同，他認為近代的史家，特別是一些受到社會科學影響的年鑑學派的歷史學家，他們研究的就是一種所謂的整體，稱作“整體史”。年鑑學派 1929年開始，大部分史家希望處理大規模的、宏觀的題材。而到了六十年代，二戰之後的歷史學家們的整體做法則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那就是開始細碎化了。而相對來說的話，18世紀的偉大史家愛德華·吉本寫了《羅馬帝國衰亡史》，他的研究絕對是包羅永珍。中國的司馬遷當然也是典型的包羅永珍。但是沃爾夫特別強調從20年代60、90年代之後，歷史學家的認同開始變得越來越細碎了。

同時還有另外一個發展，沃爾夫也注意到了，那就是“越做越大”。沃爾夫其實也特別提到了布羅代爾的史學。過去美國大學上的歐洲通史就叫“西方文明史”，但是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世界史開始流行，在大學裡嘗試開設全球史入門這樣的課程。60年代西方出現了新的、反文化的現象，標誌著十分重要的文化轉型期。從那個年代開始到80年代，從美國的中小學開始一直到大學，都開始嘗試世界史這一新課程，來取代以前考察歷史的維度。1980年成立世界史學會，1982年該學會辦了Journal of World History雜誌。最近20年這一趨勢更加發展。2006年興起了海洋史， 同年有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的創辦，因而“越做越大”是很明顯的趨向。在此背景下理解海洋史，不言而喻，海洋史研究就是當代史學越做越大的表現之一。

還是有必要回到那個中間，因為中間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學歷史的人都知道的，蘭克（Leopold von Ranke）所創立的民族國家為視角的歷史書寫形式。我想大家基本上對蘭克的生平和他的學術都有很多瞭解。蘭克受過比較好的古典學術教育，特別是文字學或語義學（philology）的訓練。我想大家如果熟悉中國近代學術的話，都應該知道著名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英文名稱中就使用了philology這個詞。Philology的稱呼有不同的翻譯方法，我所使用的“文字學”是採用胡適的翻譯，傅斯年則把它翻譯成語言學。文字學的取徑有點類似中國的訓詁學，透過認識字來了解文字的意思、意義。但是在西方有一個不同的地方，就是philology也可以說是比較語言學；文字學家一般需要掌握很多種語言，加以對照比較。這與西方學術的發展特點是有一定的聯絡的。西羅馬帝國476年滅亡之後，拉丁世界的學術衰落很嚴重，但是在東羅馬帝國也就是拜占庭，很多的羅馬古典文化得以儲存，但是他們儲存的是希臘文字。古代羅馬到了帝國時代，已經使用兩種語言文字，西邊是拉丁，東邊是希臘。 那麼文藝復興的時候，拜占庭帝國的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克，有不少拜占庭的學者就流亡到了義大利，這也是文藝復興興起的一個契機。這也意味著那些學者把他們的古典學問、以希臘文字為基礎的知識帶到了歐洲，促進了文藝復興的興起。從那時候開始，文字學的研究變得非常重要。蘭克在接受古典學術訓練以後，去了一所叫gymnasium的文科高中教書，然後在1824年出版了《拉丁和條頓諸民族史，1494-1514》。當時，柏林大學是在1810年建立的一所新的大學，蘭克出版這本書以後聲譽鵲起，被聘請到柏林大學任教，一直到他去世。這本《拉丁和條頓諸民族史，1494-1514》有一個重要的地方。大家都把蘭克看成是民族國家史的一個創始人。從很大意義上來說就是如此。但是從他寫作第一本書的時候，蘭克的志趣其實不單單是為了寫作一部國別史，他寫拉丁和條頓等民族，是為了早期近代民族國家興起的對比研究。後來他的研究基本上也比較側重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所以到他晚年的時候，80歲以後的他，又開始寫世界史，因為他考慮的不單是一個國家的歷史，而是國家之間的競爭、互動如何推動歷史的發展。

蘭克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貢獻，就是他不滿那些以前人文主義者馬基雅維裡等人的著作，指出歷史著作需要和可以“如實直書”。這個當時看來感覺是卑之無甚高論的這麼一個想法，卻影響深遠，因為這個想法讓人產生所謂“高尚的夢想”。後人對此有所詬病，不過蘭克當年提出這一設想，還是具有革命性的意義的。當然我沒有時間來多談。蘭克同時還有一個影響，就是我們現在基本上所有的大學老師在研究生這個階段都會開設的seminar，也就是學術討論班這樣的一個做法。這個學術討論班的形式當然不是從蘭克開始的，不過蘭克對之加以廣泛推廣。他當時主要是審定史料，與現在的做法有些不同，不過也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因為從中世紀以來最早的大學開始，至少在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當時大學的授課老師是完全是照本宣讀，而且也不給教材，因為那時書本很貴，印刷術還沒普及。學生就是聽課記筆記，然後用此在學期末參加考試。歐洲大學到現在為止，還是有不少這樣的一種課程，美國其實也有，也即大堂講授，然後助教在其他時間帶領學生就講課內容做討論，而老師的責任就是給一個精彩的演講。2018年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我也用類似、大堂講授的形式上課，一次講差不多一個多小時，然後助教會在每週可能安排兩個小時跟學生交流。所以學術討論班的形式突破了以前大學教學的方式，有助將歷史研究轉變成一門科學，至少是一門學問，所以蘭克的影響，因其推廣討論班的教學方式而廣大和深遠。

蘭克蘭克的影響自然見於蘭克學派，但我一直強調的是，蘭克本人與他後來的弟子即蘭克學派的成員，有著很大的不同。蘭克的重要的弟子有西貝爾（Heinrich von Sybel）和特賴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兩人。蘭克退休以後，特賴奇克接替了他在柏林大學的教職，而西貝爾則創辦了《歷史雜誌》，並長期擔任主編。之後特賴奇克接任了這個雜誌的主編。他們提倡或者推廣蘭克學派研究的模式，同時他們又把這樣一個模式狹窄化。我們可以看一看他們的主要著作。西貝爾的著作《威廉一世和德意志帝國的建立》是多卷本的政治史的研究，而且以威廉一世的生平和成就為中心。剛才我已經提到，蘭克提倡考察民族國家來檢視歷史的發展，但並不是把它鎖定在一個國家乃至一個人物。特賴奇克的著作有七卷本的《19世紀德國史》，然後他同時又寫了兩卷本的《政治學》，也是完全從政治角度來描述民族國家的興起，特別是德意志的民族建國。大家知道德意志建國遲至1871年，比其他歐洲國家要晚得多。所以蘭克學派如果標誌著德意志史學的職業化，那麼這一過程與德意志這個國家的建國同步。在歷史學職業化的過程中，學會的建立和歷史專業雜誌的出版是重要標誌。但這兩位蘭克的重要弟子，又推動了歷史研究的狹窄化，因為他們倆的著作基本上都是以檔案材料為基礎的，依靠了政府所建立的檔案館，因此是純粹的政治史。所以一方面，他們落實了蘭克的所謂“如實直書”、考證史料的做法，但同時，他們又在史學觀念上有些背離了蘭克本人的治史理念。

不過這一理念持續時間並不長，因為西貝爾和特賴奇克兩人都在19世紀末期過世。 在1900年的時候，比利時的學者亨利·貝爾（Henri Berr）主編了《歷史綜合雜誌》，一定意義上這是年鑑學派的前身，其目的是突破原來蘭克學派所提倡的國別史、政治史的歷史書寫形式。《歷史綜合雜誌》強調歷史綜合的重要性，不是以一個人為中心或以一個國家為中心。如果想用綜合的手段考察歷史，需要採用社會科學的方法。那個時候也正好見證了諸多社會科學的興起。比如心理學、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這些學科，都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開始興起。這些研究讓歷史學家看到，只是用一些政治人物或者軍事人物的檔案來寫作歷史已經不夠了。所以年鑑學派就提出了整體史這一概念，探討社會構造、社會結構的整體變化。年鑑學派有三大“敵人”，那就是政治史、人物史和事件史。所謂的“敵人”其實主要針對的是蘭克學派，並不是完全針對蘭克本人的研究。年鑑學派的史家希望做一些綜合的描述和分析，對歷史的演化提供一個比較綜合的、相對宏觀的解釋。

如果說年鑑學派的第二代費爾南·布羅代爾代表了該學派成就的一個高峰，那麼他的主要貢獻在於提出了各種時段的概念。布羅代爾的意思是，相對於傳統的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歷史研究應該注意“長時段”的因素。由此他成為海洋史的先驅。他有這麼一句話，我翻譯了一下，“以一篇水域為中心的歷史研究，具有所有的魅力。但毫無疑問，作為一個新的出發點，它也驚險無比”。他的成名作是《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這本書的中文翻譯有兩個版本，以前的版本，包括有些論文提到年鑑學派的時候，把這本書的書名譯成了《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這一譯法受制於蘭克學派的影響，或者不在意地受其影響，還是突出了菲利普二世的重要，與法文的原文也不對應。但其實該書的原名中，“地中海”是放在最前面的。但其實我們都知道，特別是如果讀過費爾南·布羅代爾的書的話，都知道他想要突出地中海，也即地中海作為一個自然環境如何形塑了當時周圍的在一個長時段的過程當中歷史的演變。甚至，他認為歷史最終是不變的，因為自然環境演變是非常緩慢的，或者說相對人類活動，幾乎沒有變動。那麼這個情況下，人的活動與自然環境的這種靜態相比的話，歷史就是靜態的。布羅代爾晚年接受採訪時說，自己歸根結底認為，歷史其實是基本不變的。這種想法或許我們很多人也會有：比如看到自然環境，去黃山、泰山，一覽眾山小，會感覺人的生命可以說是非常微不足道。孔子就有“逝者如斯夫”的感嘆。所以布羅代爾後來有一個弟子叫勒華拉杜裡，他就主張研究不動的歷史、不變的歷史或者靜態的歷史，顯然深受布羅代爾的影響。

有關布羅代爾的《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一書的重要意義，我想在這裡稍微談一下。大家也許都知道，我們講到英帝國，就說到英國是日不落的帝國。但“日不落”這個詞其實最早是用來形容菲利普二世時代的西班牙，指的是一個西班牙海權時代的強盛。所以，如果我們從後世的眼光看待西班牙歷史的話，很顯然會認為菲利普二世是西班牙整個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而布羅代爾的革命性突破也就在這裡，他提到了菲利普二世，但是特意把他淡化。《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一書有三卷，第一卷就完全是講的地中海的自然環境，在第三卷才提到了菲利普二世的政績。所以他指出了歷史研究要注意到三個時段。他把短期的事件放在了第三卷，處理了“短時段”的變化，而第二卷則是講的社會組織、經濟結構和人口變遷，所以是“中時段”的、幾百年的變化。布羅代爾強調，在歷史演變的變或不變的最終決定性的東西，不是經濟也不是社會，更不是政治人物，更不是偉人的行為，而是人在自然環境當中建立的緩慢的生活方式，用此來作為歷史的最終的決定性的因素。

《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所以，布羅代爾後來寫了三卷本的《文明與資本主義》（已經翻譯成中文），花了大約十五年的時間。第一卷的副題就是《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也有歷史變或不變的意思。從那個時候起，布羅代爾已經採用了一個全球的視角。他在日常生活結構裡提到了農業社會、農田耕作的形式，做了全球範圍的比較，以此來突出各地生活方式的不同及其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布羅代爾無疑對海洋史的研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第一是他突出了海洋在歷史中的地位，從海洋角度來考察歷史的變和不變。第二個是他提出了“長時段”的概念。當然，在布羅代爾之前，年鑑學派創立的時候，便已經淡化了政治事件的重要性。如果去看年鑑學派論文，基本上就不談近代國家，其做法與蘭克學派反其道而行之。

就布羅代爾對當代海洋史的影響來說，我想回到上面提到的《歷史學宣言》。該書指出歷史學研究的溯古前瞻，歷史學本來就是為了溯源的，一直有一個長時間的概念，但是有一陣子“長時段”被消退，指的是在二戰之後，具體就是新文化史的興起及其上面所說的史學的“碎片化”。阿米蒂奇於是指出，當今的時代經受了短期主義的困擾，使得歷史學家缺乏長程的眼光，這種短期主義帶來了很多的弊端，所以他們會發表《歷史學宣言》，強調我們現在需要一種長時段的考察。當然這個問題的背景其實也很清晰，比如說當代世介面臨的環境問題，由氣候變化所造成的環境生態汙染，這些現象都需要歷史學做一個長程的思考。如果歷史學還是注重民族國家政治軍事的人物的豐功偉績的話，我們的研究和書寫就會越來越遠離社會。所以從這一點來談的話，便是說海洋史的研究，特別是太平洋史的研究，讓人更注意歷史演化中的環境因素。

海洋史如何成為世界史？就世界史和全球史的興起，其實我已經談了很多了，但我特別要強調夏威夷大學的傑瑞·本特利（Jerry H。 Bentley）教授。我剛才提到1980年美國成立了世界史學會。這個學會的會員裡邊，不僅有大學老師，也有不少中小學教師，所以有草根性。他們的會員一般來說都經歷了1960年代的反文化、民權運動的洗禮，讓很多中學、大學老師認為，我們必須要突破西方中心概念，從世界的、全球的觀念來講授歷史。 本特利教授很早就參與了這一學會的建立，然後自1982年開始擔任了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的主編，直到2012年春天不幸辭世。

傑瑞·本特利是我很好的朋友，對我個人的幫助非常大，與中國學界也多有聯絡。他曾經是首師大成立全球史中心之後所聘的研究顧問，經常造訪北京和其他地方。為了準備這個講座，我也再進一步看他的一些著作，覺得確實是世界史或者全球史領域的先驅人物，比以我們所知道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ardy McNeill）應該說功績更大，因為本特利做了不少理論的探索。本特利很早就提到了海洋作為一個研究角度，在1999年的時候他發表了一篇論文Sea and Ocean Basins as Frameworks of Historical Analysis，談到了海洋盆地概念和海洋區域的概念。這篇文章的話應該是一個比較開創性的研究。阿米蒂奇使用了“大陸主義”，指出其實地球上海洋麵積大得多，而近代史學注重民族國家，就是以大陸為基地來考來。本特利則提出了“海區”（maritime regions）的概念，可以讓人看到歷史變動有不同的層次，有地方、區域、洲際（continental），還有一個我把它翻譯成“球際”（hemispheric）、有南半球北半球西半球東半球，最後就是一個global的研究視角。所以從這一點來說，本特利比較早地就總結了海洋史的研究如何能夠幫助突破近現代史學所注重的國別史模式。他舉了一些例子，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讀一下他的這篇文章。他在其中提到哥倫布大交換和奴隸貿易，這兩者主要是大西洋史的研究。歐洲人移民美國其實也是從大西洋到美洲，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從大西洋出發往南半球走，繞過非洲，進入印度洋再到亞洲和其他地方比如太平洋。所以本特利也提到在20世紀的時候，有亞洲人移民美洲，也就是淘金熱等等之類，當然亞洲人中也不完全是華人。然後他又講到最新的、在二戰之後的全球範圍的貿易、通訊和交流，包括衛星上天之類，如何推動了全球史的研究。本特利不幸辭世之後，大家對他有很多紀念。我剛才提到的美國世界史學會就有一個獎，以傑瑞·本特利命名。美國曆史學會也有一個圖書獎，也是以他命名的，獎勵世界史、全球史的著作。我想大家各位如果有志於做全球史這件事的話，應該努力獲得這麼一個獎項。

海洋史的研究跟民族國家史的研究和寫作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點，那就是所有的海洋都包含了幾個區域和多種文化。研究民族國家的發展和寫作國別史，通常強調同質性、單一性，也即一個民族的誕生、發展和進步，而海洋史研究的話就必然會考慮各個區域。

印度洋史：海洋史研究嘗試突破西方中心論

雖然印度洋看起來好像沒有太平洋這麼大，但是它包含了幾個區，其中的多元性，特別是文化多元性十分明顯。東邊的這個部分大家都知道是南中國海，但是印度洋透過馬六甲海峽，就進入到了東南亞。東南亞有兩個部分，一個叫大陸東南亞，就是越南、泰國、柬埔寨，另外一個叫做島嶼東南亞，就是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這個部分。所以印度洋通過了馬六甲海峽可以進入到南中國海和島嶼東南亞，然後也可以進入到太平洋，所以是很不一樣的文化區。然後再往南半球走的話，那就是澳大利亞，也是一個不同的文化區。印度洋西邊的方向應該說更加豐富，就是有阿拉伯海，有波斯灣，經過波斯灣就進入到歐洲和中東和歐洲。以當代歷史來說，石油基本上都是在波斯灣地區，所以這個部分也很重要。再過去是另一條通道，就是紅海。在19世紀下半葉，蘇伊士運河開鑿之後，可以進入到地中海。那麼中東的整個區域也是造成大西洋貿易發展的重要環節，因為在這個區域中，有當時奧斯曼帝國的興起，就阻斷了歐洲人透過波斯灣、透過紅海進入到印度洋，然後再到印度和中國的通航。大家知道復旦大學原來有位田汝康教授，他早期就研究所謂的“香料之路”。植物香料出產地當然是在東南亞，中國也有，但是以印度為主。歐洲特別是義大利商人特別喜歡香料，他們基本上都是透過紅海或者透過波斯灣來到亞洲。奧斯曼帝國的興起使得這一條路被阻斷了，阻斷之後才會有哥倫布發現所謂的美洲新大陸這麼一個動機。當然還有一條通道，那就是透過好望角，又進入大西洋來到美洲。所以印度洋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它是包含了幾個文化區域，從亞洲各個文化區到北非的索馬利亞和東非的坦尚尼亞。

印度洋史研究作品《在歐洲之前的亞洲》那麼我具體談一談印度洋史研究的一些主要人物和著作。第一個人物是Kirti N。 Chaudhuri。如果你們去看維基百科查他的話，他好像被一個印度的雜誌評作為全世界最聰明的人之一，可能因為他不但寫了不少歷史著作，同時他也拍過電影，是文化上可以說非常有成就的人。弗蘭克的《白銀資本》就提到在歐洲近代早期興起之前，明代中國是世界貿易的中心。而Chaudhuri希圖指出，更早的是伊斯蘭在印度洋貿易的發展，對世界經濟也有巨大的影響。同時，Chaudhuri是布羅代爾的一個崇拜者，他強調的是布羅代爾這個整體史的概念，就是說印度洋雖然也是由幾個海洋組成，比如說阿拉伯海、南中國海，波斯灣之類，但是其實有一個整合體。這一觀點，現在有很多人不是非常同意。不管怎麼樣，他是印度洋史研究一個重要的開創性人物。我剛才已經提到了，2006年《美國曆史評論》海洋史論壇的時候，就缺了印度洋史。我最後還要談到，在海洋史研究還有西方中心論的影響，不可避免，尚未完全能夠突破。當然，雖然Chaudhuri沿襲了布羅代爾的研究模式，但是他的意圖是要突破專注地中海世界的侷限，不想突出西方文明的偉大和獨特。之後Chaudhuri編了一本《在歐洲之前的亞洲》，意圖更加明顯。印度學者的特點是，一方面對西方文化特別瞭解，一方面又努力在學術上突破西方中心的觀念。

印度洋史研究作品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印度洋史的研究，還有另外一位印度學者，他是在美國加州大學的任教的Sanjay Subrahmanyam。他是當代全球史研究領域的一個比較重要的人物，也有很多理論探索，出版了許多著作，無法一一細述。我把他這本書（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提出來的原因是其中強調了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活動。因為大家談到海權的話，會比較多討論西班牙，然後西班牙如何被英國所取代。但是葡萄牙其實是從非洲好望角繞到亞洲的國家，因為當時他們西班牙與葡萄牙有一個協定，兩國從不同的路線前往亞洲。他的研究因此從所謂的中心轉到了邊緣，這也是海洋史研究的一個特點。當然此書出版於1990年代，還沒有特別強調如何透過印度洋的研究來突破西方中心的歷史觀念，但此書還是有非常大的價值，大家可以關注一下。Subrahmanyam也是劍橋大學出版社九卷本世界史的編委之一。

y最新的研究印度洋史比較重要的著作，就是Edward A。 Alpers寫的The Indian Ocean in World History，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現在海洋史的研究引起了許多重視，牛津大學出版社就有這個書系，叫做New World History。這個書系的主持人是兩個人，一個是Bonnie Smith，是羅格斯大學做性別史、女性史的專家，另外一位是楊安南（Anand Yang）。後者是一個出生在印度的華人，現在是華盛頓大學的教授。他們兩人來組織新世界史的書系，就是想突破以前的世界史的寫法，包括蘭克，常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來考察國與國之間的互動如何推動世界歷史的發展。從他們出版的幾本書來看，這套書系的做法強調的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把同質化的、單一性的歷史研究，用多元性、多樣性來取代。另一個就是我們也一直很熟悉的如何採用眼光朝下的做法，不僅僅看到幾個海權的交替，比如印度洋上的阿拉伯人、中國人到葡萄牙人和印度人等等。

當然這一眼光朝下、朝外的做法，最明顯的或許是接下來我要講的大西洋史研究。以前比較注重幾個海權的更替，而海權的更替還是基本上從政治、軍事和經濟角度來看待歷史的變動，現在世界史的研究要注意到邊緣化、當地的居民文化，如何被容納到海洋區域（海區）的裡邊來，然後如何產生其應有的作用。所以這是一個比較新的趨向，我待會還會做進一步的總結。

於是海洋史的研究，例如印度洋史的研究，體現了歷史學家想突破西方中心論的一個重要的嘗試。同時印度洋史的研究其實也包括了中國探索南中國海和島嶼東南亞的研究。對中國讀者而言，西方學者寫了一本比較重要的著作，《中國稱霸海洋的時代》（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作者Louise Levathes不是專業的歷史學家，但寫了這本頗為暢銷的書，以鄭和下西洋作為例子來說明她的主旨。該書讓西方讀者看到，在歐洲人走向海洋之前，即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既有當時穆斯林在印度洋的活動，還有中國人鄭和的成功例子。這本書是在1990年代出版的，雖然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著作，但內容詳實，出版之後影響很大。

The Chinese Overseas研究中國人的海洋活動還有另外一個重要人物，我想大家可能有所知道，可是我感覺我們對他的瞭解，對他的重視還不夠，那就是王賡武，最新一屆唐獎的獲得者。王賡武的研究對印度洋研究有比較大的開拓。他的重要著作The Chinese Overseas、The Nanhai Trade講到了中國人如何移民東南亞，這也是在近代早期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因為一般的看法認為，中國人並不是特別注重向海洋拓展，但其實在福建、廣東兩地，特別是在近代早期，由於“新世界”或者美洲農作物玉米、番薯等引進到中國以後，福建和廣東的人口急劇增長，所以臺灣的開發、華人移居東南亞，其中還有不少是客家人等等的資訊，都使人看到與中國人相關的一種不同的對海洋、海權的認識。其實，鄭和下西洋之後，大家知道明代實施了海禁的政策，但海上活動沒有停止。我們所知道的倭寇活動，就是一個例子。現在很多學者不提倭寇而是提“海商集團”，因為所謂的倭寇並不都是日本人，還有不少中國人參與其中。換句話說，實施海禁之後，商品經濟的發展沒有停止，內地的商人不斷地獲取從南洋來的一些財物，所以海禁政策其實並不成功。當然這從官方的角度看是走私貿易，但反正海上貿易沒有中斷。總之，我們如果說印度洋研究裡邊有一個華人學者的話，那就是王賡武，非他莫屬，成就卓著，應該受到更多的注意。

The Blue Frontier： 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還有一本比較新的著作是Ronald C。 Po的The Blue Frontier： 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他現在倫敦政經學院任教，應該出生於香港。這本書題目吸引人，觀點也非常新。研究清史的學者應該知道新清史這一流派，他的論點與之有點契合或者說默契，此書是2017年出版的，當然他說的不僅僅是印度洋，而且也包括了中國的東海。他主要研究的是清帝國的海區願景和規劃。很久以來，我們通常認為中國是一個陸地國家，不想往海洋去拓展，與希臘文明和西方文明有明顯的不同。年紀大一點的人會記得，這種中西對比在上世紀80年代“文化熱”的時候特別流行。那時強調中國是一個黃土文明，對海洋沒有興趣。這本書看來是想挑戰這樣的觀念。他指出，清帝國一直很注重如何拓展它的海權，提供了一些例子，特別注重乾隆皇帝這方面的作為。當然這個觀點是否能站住腳，我感覺還是可以進一步的探討。不過從我做史學史研究的視角來看，就是一本著作要有影響，往往要提出一些比較有爭議性的觀點，然後會引發別人的研究，也許比做一個集大成者的研究，更有吸引力和持久力。所以我覺得Ronald Po的這本書將來會在中文學界引起一定的反響，當然是否接受他的觀點是另外一回事。上面是印度洋史的主要研究。

大西洋史：當代海洋史研究的熱點

我想講的第二個洋就是大西洋。大西洋跟印度洋有一個相似的地方，那就是如果我們從海區來看待其歷史的話，也由幾個區域構成。大西洋連線了四大洲：歐洲、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大西洋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可能就是歐洲探險家哥倫布和麥哲倫、達伽馬等，從歐洲西南部出發，跨過大西洋發現了美洲新大陸，然後後人又由此進入到太平洋。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不過他海航的目的是到亞洲，但飄到了加勒比海地區，直到他過世都不知道這是一片新大陸；哥倫布一直以為這個地方就是中國或者印度，也就是亞洲。所以如果你們去看哥倫布航海日記的話，他經常這麼寫，這個可能就是杭州了，這個應該可以通往北京了。透過新航路的開闢，發現了新大陸之後，促進了歐洲的崛起，後來又有非洲黑奴貿易。大家都知道史家彭慕蘭寫的《大分流》，此書的研究也與大西洋史的研究有著一定的聯絡。歐洲人跨越大西洋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呈現出西方世界如何突破、如何發展，這是《大分流》中的重要觀點。彭慕蘭指出這一行為之後，歐洲人有了煤炭和殖民地，也就是英文的coal和colony。另外一個形容也是兩個英文字：luck 和pluck，意思是“運氣”和“掠奪”，就是說歐洲人發現美洲，找到了原材料，建立了殖民地，是一種歷史的偶然，而這個行為代表了歐洲人通過了殖民地掠奪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之後的三角（美洲、歐洲和非洲）奴隸貿易也是一例。從這個部分來看，就是上面本特利提到的一個球際的關係，是洲際也是球際，跨越了北半球和南半球。大西洋史的研究至今還是比較注重北美洲跟歐洲的聯絡，將來的研究應該比較注重南美洲跟非洲的聯絡，也即南半球之間的聯絡，代表了未來的發展。

那麼當代海洋史研究的熱點，現在還是大西洋。我剛才已經提到了，就是說海洋史研究還是不免地帶上了西方中心的觀點，不過雖然將西方視作中心，但也可以是批判性的。第一個例子就是艾爾弗雷德·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的名作《哥倫布大交換——1492年以後的生物影響和文化衝擊》。這本書在1973年已經出版，作者克羅斯比是一個歷史地理學家。當時為了出版這本書他受到了一些挫折，也許因為內容、觀點太新，最後找了一家很一般的出版社。現在許多人看到了他的開創性，他提到了兩個觀點，第一是哥倫布大交換之後的歐洲，向全世界殖民，帶來了很糟糕的生物和文化的影響。他指出歐洲對美洲所謂的很順利的殖民及其“成功”，主要是歐洲人把傳染病帶到了美洲，美洲的原住民沒有抵抗力，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九十，所以這是生物角度的一個研究。第二有關植物，我也在做這方面研究，那就是美洲的農作物，馬鈴薯、番薯、花生、玉米，這些高產的作物被移植到世界各地，促進了人口的增長。所以克勞斯比講哥倫布大交換，是提供一個批判的角度：歐洲把疾病帶到了美洲，而美洲的農作物推廣到了全世界，這是他的主要的觀點。

另外一個開創性人物是菲利普·柯爾廷（Philip Curtin），他是紐約大學的研究非洲黑奴貿易的專家。他這本Atlantic Slave Trade是比較早的，也是在70年代後期出版，但上面已經提到，歐洲人發現美洲之後，就開始了販奴的三角貿易，所以他的著作也是大西洋史的一個開創性的研究，之後成為其中的一個重鎮。更新一點的研究，那就是伯納德·貝林（Bernard Bailyn）的《大西洋史：概念和領域》（Atlantic History：Concept and Contours），篇幅不大，但影響深遠。貝林是著名的美國史專家，他這本書可能是1995年出版的，提倡以大西洋史作為一個角度來研究美國史，而同時自然又突破了美國史的範疇。此書基本上由兩個部分組成，一部分談到了大西洋史如何開始成為研究的物件，一直追溯到馬漢，追溯到20世紀初年，這是一個史學史的回顧。然後他就提到相關的“概念”（concept）的問題，也即有關大西洋史的認識和定義如何變更、發展。而他討論“領域”（contour）便介紹和提出了比較重要的大西洋史研究路徑。這本書有些侷限，因為貝林以研究早期美國史出名，即從殖民地美國史到美國建國的歷史，擔任過美國曆史學會的主席。他的這本書其實是他美國史研究的擴充套件，希望從大西洋的角度來看待美國的興起。而此書的貢獻與上面克羅斯比的《哥倫布大交換》有點類似，那就是對西方近代文明的興起採取了批評的態度。貝林認為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直至後來的美國獨立等整個過程，表現為對其他族裔的一種征服行為。他用了一個非常好的詞，很難翻譯成中文，就是marchland，原意是“行軍地帶”，那就是歐洲殖民者把整個大西洋盆地變成了一個歐洲的marchland，是他們的“行軍地帶”。他也提到大西洋史的研究，以前往往注重海權的更替。但是貝林認為我們應該要注意的是當地的居民如何與那些歐洲殖民者的互動，同時看到他們如何參與這麼一個過程，在其中扮演了受害者同時又作出貢獻的複雜角色。這本書值得注意，是從新的立場勾勒大西洋史的一個較早的嘗試。

大西洋史研究作品我討論的最新的那本書是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新世界史（New Oxford World History）書系中的一本：Karen Ordahl Kupperman所著The Atlantic in World History，其基本的立場比貝林的講得更激進一點。大西洋史的研究以往注重的是西班牙，但同時她也提到在歐洲的國家中，開發大西洋另一個比較重要的國家就是荷蘭，雖然荷蘭沒有建立殖民地，因此受到了忽略。這樣她又把研究視角從海權的建立直到衰落，轉移到些以前不太注意的這麼一個角色，就是在歐洲國家當中對大西洋史發展也有相當大的貢獻的國家荷蘭。當然她也強調歐洲殖民者和美洲原住民之間的互動。總之，當代海洋史的研究特點是眼光朝下或者眼光往邊緣去擴充套件，不把大西洋僅僅作霸權更替的舞臺。

那麼，當代海洋史是如何揚棄和擴充布羅代爾的模式的呢？這一本書就是我剛才已經提過、阿米蒂奇跟另外兩個學者一起編的這本書，叫做《海洋史》（Oceanic Histories），題目中的海洋是一個複數。這本書的架構和範圍，比2006年《美國曆史評論》的海洋史論壇有很大的突破，不但提到了印度洋，而且還有其它，如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地中海、紅海、日本海、朝鮮東海、波羅的海、黑海、北冰洋和甚至南洋。所以這本書整體落實了阿米蒂奇的說法——海洋史就是全球史，海洋史是世界史。然後他也提到，以往的歷史研究是以民族國家為主，實在是把歷史學這個領域限制得十分狹隘。阿米蒂奇提出，太平洋之大，全世界所有的大陸都可以放入太平洋，而整個地球70%的面積是被水覆蓋的。他說我們叫它地球（earth），而更好的稱呼似乎應是水球（ocean）。所以地球的稱呼本身是一個非常大的缺陷，阿米蒂奇想要對此加以突破。因此，改進和突破布羅代爾的模式，可以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把原來以地中海作為主要的研究物件，側重歐洲文明的興起和影響，擴充套件到對其他大洋的研究；另一個方面是突破布羅代爾將海洋史視作整體史的概念，看到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其實都是由多部分組成的。當然，當代海洋史還是以英帝國為主，但是要看到一點，就是即使研究英帝國的擴張，也還是突破了大洋的侷限。讓我們看一下這本書作為例子，Britain‘s Oceanic Empire，也是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其內容跨越了北半球和南半球，注意到了大西洋的南部，與以前的大西洋史研究的側重點有所不同。然後他又提到了印度洋，所以考察了幾個海區。在幾個大洋之間進行比較研究，是海洋史研究的一個新趨勢，體現了阿米蒂奇所謂海洋史是全球史的觀點。

大西洋史研究作品Britain’s Oceanic Empire當代海洋史研究的特點，或許可以阿米蒂奇對大西洋史的研究為例——The British Atlantic World，1500-1800。他首先將大西洋史的研究劃分了幾個時期。19世紀末開始展開了奴隸貿易的研究，這是第一個時期。然後20世紀上半葉是第二個時期。第三個時期是二戰之後，第四個時期是從20世紀末至今。第二個是方法論上面臨的挑戰，首先是如何整合，這個部分體現了對布羅代爾模式的繼承，即如何整合政治、經濟、種族、國家等因素，走出原來的“碎片化”趨向。其次是突破原來考察歷史的時空維度，最後是突出海洋史作為一個史學新流派，強調有其自主性和獨立性，同時又不能將海洋史孤立起來，自外於其他種類的研究或其他學派研究。

更具體一點，阿米蒂奇提出了海洋史研究的幾條取徑，我把它稍微翻譯了一下。他認為第一條路徑是“環”大西洋（circum-Atlantic history）的視角，把四大洲都概括進來的，是宏觀的大西洋史的研究。第二個叫“跨”大西洋（trans-Atlantic history）的研究，注重洲際、球際和國際的多重關係。他提到了比如三角奴隸貿易就是跨大西洋史比較好的個例。最後他提到“小”大西洋史（cis-Atlantic history）， cis-這個字首的意思是在這個區域發生的（on the spot），寫作一個個別的事件或事例，但採用了海洋史的視角，將這一事件放在大西洋的背景下來考察。

太平洋史：海洋史研究的未來

我最後要談一下太平洋史的研究。如果說海洋史研究的物件是一種複雜的文化多元體的話，那麼太平洋應該說是最明顯的。因為與印度洋和大西洋相比，太平洋中的區域性更為明顯。西方學術將之分成以下幾個區域：Micronesia，Melanesia，Polynesia，Australasia，而將整個太平洋稱作Oceania還是比較後面的做法。太平洋各區域的居民被稱作Austranesians，這一稱呼本身就是一個組合詞。現在的研究一般認為，大約兩千年之前，這些人大致從中國臺灣區域，逐漸向東移民，但大約在16世紀之前，最終到達了離南美洲最近的東島（Easter Island），跨越了整個太平洋區域。對這些居民的研究，應該是最薄弱的，所以太平洋是海洋史研究最新的領域，具有重要的未來發展前景。

太平洋史的多元性，為其研究者所重視。我想介紹的第一本書是羅格斯大學的松田寫的，Pacific Worlds： A History of Seas， Peoples and Cultures，書名就是用的複數。在書中他提出一個概念，指出太平洋史的研究，需要注意其“微觀的區域”，也即多種多樣的島嶼文化。

Pacific Worlds： A History of Seas， Peoples and Cultures第二本書是阿米蒂奇和Alison Bashford一起編的Pacific Histories： Ocean， Land， People。像松田一樣，他們談到太平洋史，用的是複數，強調了其中的區域性和多元性。所以可以這麼說，研究太平洋史，不能照搬布羅代爾的整體史模式。

太平洋史的研究，近年受到了許多關注。最後我講的兩本書不一定是學術專著，但這兩本書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提到了太平洋史的研究必須要考慮到中國的崛起及其影響。所以我說太平洋史代表了海洋史研究的未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要思考、考察中國如何在太平洋這個區域發揮其重大的作用。與松田的研究的側重點不同，這本The Great Ocean： Pacific Worlds from Captain Cook to the Gold Rush，這本書是從庫克船長在1780年1770年代左右在太平洋的探險開始，然後到19世紀的“淘金熱”時代為結束，其中描述了華人如何跨越太平洋，到了美國闖蕩。但與松田和其他人一樣，他用的是複數來形容太平洋的世界。這本Pacific：The Ocean of the Future也不是特別的學術性，但他不僅提到中國未來在太平洋的影響，也特別強調太平洋史的研究，將會結合當代人們對環境問題的關注，所以潛力無窮。的確，太平洋洋麵上已經形成了一大塊地，其面積是法國的三倍，基本由塑膠垃圾組成。這是嚴重的環境問題，迫使我們的視角，從大陸轉移到海洋。

太平洋史研究作品最後我就海洋史與當代史學的關係，做一個小結。第一個概括就是，海洋史的興起，作為全球史的一個分支，有很多意義上擴充了全球史，因此海洋史與全球史在近年的流行形成一種互補的關係。第二，海洋史的研究實現了兩個突破，一個是突破了民族國家的視角，又走出了帝國爭霸海權的視角。第三，海洋史揚棄了布羅代爾的模式，既是繼承“長時段”觀念然後又走出“整體史”，把一個海洋看成是有一致性的（cohesive）這樣一種做法。第四是海洋史研究本身的開展，目的是為了突破西方中心論，因為西方中心論在歷史學中最重要的表現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來考察歷史，而全球史的開展，就是為了突破這一傳統模式。海洋史作為全球史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肯定是為了突破西方中心論。但大西洋仍然是當今海洋史研究中的一個重點和熱點，說明對西方學者來說，他們依然受制於自身的訓練，所以還是很自然地會關注與自身關係更密切的大西洋，因此雖然在觀念上想要有所突破，但顯然還有不足和侷限。最後一點就是從關注的內容來看的話，學者從研究政治、經濟和經濟轉向每個區域的原住民文化及其交流和互動，這是海洋史研究的一個態度，而以太平洋史研究最為突出。剛才我提到的松田就強調，我們不能把太平洋只是看成一個海洋，而要看成多個“洋”——是誰的太平洋，在哪裡的太平洋。

最後，我要提一下史學的未來走向，2010年美國曆史學會年會主題提到，我們對海洋的研究一定要有宇宙學、地質學、海洋學這一方面的研究，但是史學家還是有知識的侷限。歷史學家現在研究的海洋史，基本上侷限於海洋區域、海區的人類活動，沒有特別注重環境。歷史學家如何跟自然科學家進行共同的研究，這是當代歷史學發展的趨勢。這一趨勢也會對我們歷史學的自身知識的培養和訓練提出了很強的挑戰，但挑戰正好指出了未來的努力方向。所以我想海洋史研究作為一個個案，可以幫助我們看到當代歷史學發展的未來。 我想我就講到這裡，感謝各位。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