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航海文明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基因———吳丹毛

攝影 黃卓

西方文化以古希臘文明為最初代表。地中海流域做為歐洲文明的搖籃，這裡孕育著世界上最早的航海文化。與中國大陸上封閉的、只適宜農業耕種的地理環境不同，愛琴海沿岸港灣眾多，大小島嶼星羅棋佈，為海上貿易提供了良好的條件。自古以來，航海貿易就在西方的經濟生活中起過直接作用。這種生存方式決定了希臘文化傳統具有的特色。

商業貿易千帆相競

希臘文明的崛起是基於商業貿易的交換與流通，希臘人透過商業貿易、以及海外開拓，聚集了大量的物質財富，造就了自己輝煌的文明發展史。

希臘的崛起和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在地理環境上，希臘位於地中海之濱，這裡近海而多山，整個地區除北部外，沒有一個地點離海達五十公里以上。全境山嶺連綿，群山把各地域分成小塊，內陸交通阻塞。海洋性氣候決定了希臘地區時而溫和溼潤，而狂風暴雨。惡劣多變的氣候加之耕地有限，決定了希臘人不能以農耕為生，而愛琴海港灣眾多，海島星羅棋佈，利於海上貿易。因此，希臘民族一開始就是個以從事航海業為主的民族。在希臘遠古的神話傳說中就有很多關於航海的記載，偉大的《荷馬史詩》，特別是《奧德賽》生動地描繪了希臘人航海的情景。那與海浪搏鬥的驚心動魄的場景，那綺麗多姿、誘人神往的海外仙島，向人們展現了一幅幅海上生活的壯麗畫卷。

希臘半島的多山地貌，造成了陸上交通的不便，於是開拓海路就成為希臘人生存的前提。隨著航海技術的進步，希臘人開始與域外各區域建立起商貿聯糸，逐漸促進了東部地中海文明圈的形成。而希臘獨具特色的地理位置就形成了地中海文明圈當之無愧的貿易中樞。希臘人依靠貿易中樞的區位優勢，成為這個文明圈內最大的商業獲利者，當自己的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便憑藉自己在航海技術上的優勢及軍事上的硬實力，千帆競發地向地中海沿岸地區滲透。他們透過建立殖民地、奪取政治管轄權的方式，不斷提高對當地經濟的開發水平，並最大程度的將獲得的收益反哺自身，增強國力。隨著希臘人拓展存在空間，征服未知世界的能力增強，這就使得希臘人可以征服許多尚未開發的地區，自身的活動半徑在海洋領域內不斷拓寬，希臘文明的規模、提升了文明的質量，航海貿易的生活方式決定了希臘文化傳統的特色。

希臘人主觀能動性的獨創精神

希臘人在航海貿易中，在與海上風浪的搏鬥中，需要最大程度地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即個人的獨創精神。希臘文化的特色，首先表現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在蒼茫的大海上，在城邦繁華的鬧市中，希臘人隨時都會遇到激烈的競爭，這包括與自然界風浪的搏鬥，與敵對者的海戰，與貿易對手的談判和與同行的競爭。特別是人的進取精神，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這是他們生存的基本條件。冒險的航海貿易生存方式，使得他們必須認識自然，改造自然，與自然抗爭，而不能像農耕文明的中國人那樣安土重遷、滿足生活現狀，或者象印度人那樣依靠祈求神靈的保護來最終得到心理上的安慰與超脫。

在古希臘的哲學裡，人們本能地把人與自然區別開來。他們孜孜不倦地探求自然界的奧秘，追求“事物的本質、本原是什麼”這類問題的答案。這與中國人只注重探求人際關係的心理是大不相同的。在事物本質這個問題的回答上，以德謨克利特為代表的原子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不僅對西方科學的發展具有一種方法論的指導意義，而且這種原子論世界觀對西方人的價值觀和倫理觀也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影響。依德謨克利特的解釋，原子在數量上無限，而本質上卻都是彼此相同，每個原子同時就是一個小宇宙、小周天，有它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與必然性。人也是由原子構成的，人是宇宙的縮影，因此他主張民主政治。這種觀點以後被逐漸發展，形成了一種注重個性，提倡人的尊嚴，強調人的價值的觀念。這種傳統一直延續下來，致使人們心理所注意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他們肯定個人，肯定現實生活，肯定求生存的競爭，追求現實的享受。可見，在西方人的傳統中，求“真”的願望大於求善。

希臘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

自由、平等、尊崇民主是希臘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取向。海上貿易需要兩個必要前提：1、明確的獨立財產權利和絕對的身份自由。如果財產權利是不明確的、獨立的，經商者就無法在貿易過程中決定自己的行為併發揮能動性以爭取最大的利潤。在這種情況下，他只能是不明確財產的保管員和交易過程的“傳遞者”。只有當一個人明確地意識到這些財產是“我的”時，他的行為才是主動的。同時商業經營的動態性、隨機性和多樣性又要求經商者自身具有絕對的身份自由，因為身份自由的變更是實現流動性和隨機性的基本前提。2、平等的人際關係。在商業活動中，交易雙方必須是平等的，平等才能公平。如果交易雙方地位不是平等的，比如是上下級或主與奴，這時的交易就不會是正常的交換而是掠奪。因此在希臘，自由民和工商業奴隸主有民主自由的強烈願望，正是他們有強烈的發展個性的要求，任何束縛自我、約束自由的行為和思想，在希臘人看來都是不能容忍的。希臘考古出土的大量裸體雕象及神廟裸女雕柱之所以只在希臘出現，固然是與溫和溼潤的氣候條件下希臘人習慣於裸體與半裸體有關係，但更主要的是它雄辯地說明，希臘人具有一種把個人這個實體看得高於一切的心理趨向。一個人一旦存在，就有其自身獨立價值。這種價值首先表現為人的自然價值，即身體的健美，然後擴充套件到社會政治領域，表現為公民權利。個人這個實體是發生社會關係的物質基礎，這種心理在古代就導致“契約論”理論的出現，這與中國人的“身份制”是大相徑庭的。

希臘的地理環境、生存方式決定了西方形成專制王權的經濟和社會心理的基礎相對薄弱。希臘及羅馬共和國時期實行的是奴隸主民主政治，就連羅馬帝國五百年中，雖然民主制的外衣越來越薄，但始終未敢脫下。屋大維稱元首或第一公民，不敢稱國王或皇帝。公民大會、元老院、執政官雖然形同虛設，但終究不敢不設。羅馬元首的人選是經元老院透過的法令授權並經公民立法透過的，從公元前27年屋大維執政至公元284年止，共達300年的實行君主制期間，元首時時處處仍只能假共和之名而行獨裁之實，並且從未世襲。而羅馬帝國在法蘭克人的入侵下滅亡了，但法蘭克王國卻被羅馬文化所同化，他們接受了民主的傳統，其國王也必須在貴族的會議之中選舉產生，加上法蘭克王國對內實行分封采邑制，國家僅僅是采邑的鬆散的聯合體，對外從未像中國那樣受到遊牧民族大規模、不間段的侵擾，所以沒必要集中全國的財力、物力、人力投放到鎮壓叛亂和抵禦入侵的戰爭。因此，無論從傳統上，還是從現實需要方面都沒有形成專制王權的社會基礎。

由此可見，地中海孕育了希臘人的航海文明，希臘人在英雄事業、商業活動、探索自然奧秘與個人冒險中表現出的熱情與勇敢，是西方文化的基因。西方文化重視個性獨創，強調人對自然的認識與抗爭，追求現實的亨樂，崇尚自由與民主，這是與東方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大不相同的。

攝影 黃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