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應障礙、言行過激，警花與特殊監組用愛抗“艾”，讓她們重燃“生”機

感染HIV病毒，即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徵，俗稱艾滋病。由於此病具有高傳染率和高死亡率，又被世人稱為“世紀絕症”。當公眾對艾滋病尚心存恐懼，不少人甚至“談艾色變”的時候，上海市女子監獄的部分民警幾乎每天和艾滋病服刑人員打交道，王燦就是其中之一。

上海市女子監獄是關押女性服刑人員的主要監管改造場所，大學畢業的王燦在這裡擔任主管警官已經近4年。1000多個日夜，王燦大部分時間就是與一群確診感染艾滋病的服刑人員在一起的。

除了讓服刑人員踏實改造，還要穩定病情、疏導情緒，讓她們重燃生的希望。王燦她們是怎麼做到的？在女子監獄開展第八屆“母親文化節”活動之際，讓我們走近她們……

一病之間 一牆之隔 如何重燃希望之光

艾滋病會侵蝕人體免疫系統，這讓患此疾病的服刑人員教育改造面臨諸多挑戰：各種病痛纏身、擔心受到歧視、被至親家人放棄……監區服刑人員中有死刑緩期執行、無期徒刑等重刑犯，面對“刑期比命長”的殘酷現實，他們往往自暴自棄。對此，女子監獄民警不僅要公正執法，還要用心教育、用愛挽救。

“除了帶服刑人員定期就診、穩定病情，讓她們安心改造，還要疏導情緒，讓她們重燃生的希望。”王燦說。

上海市女子監獄民警王燦

艾滋病病毒在空氣中本身不傳播，但它卻極容易引發併發症，比如，有傳染性的面板病、肺結核等。艾滋病服刑人員擔心自己受歧視，所以比一般人更加敏感，容易悲觀絕望。作為一名主管民警，王燦為了更好地管理艾滋病服刑人員，在全面掌握艾滋病防護知識的基礎上，她儘可能深入到艾滋病服刑人員中。對於發燒的服刑人員，她關切詢問並及時帶其就診；對於情緒低落的服刑人員，她用心傾聽、關心關愛。在一次次近距離接觸中，服刑人員慢慢對王燦卸下心防，開啟心扉。

“‘希望與絕望一字之差，一病之間，一牆之隔，在法理和生理的雙重救贖中，喚醒那些即將冷卻的心靈，讓那隕落的意志重燃希望之光。’這是一位前輩的話，我一直牢牢記在心上。”王燦說。

女子監獄與上海疾控中心、上海市公共安全衛生中心等建立了長期協作關係，定期對民警進行專業醫學醫務培訓，旨在對艾滋病服刑人員進行專業的抗病毒治療。

2019年，監獄 “志堅幫教工作室”為感染艾滋病的服刑人員開設太極班，專門聘請了專業老師前來教學。一方面為了讓艾滋病服刑人員強身健體，另一方面也讓她們修身養性。

在一次幫教座談會上，服刑人員劉某發言：“我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也是一名服刑人員。在社會上，我法律意識淡薄，甚至輕視生命，在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後，一度自暴自棄，入監之後更是萬念俱灰，想著一死了之。但是我沒想到的是，政府、社會和監獄的警官沒有放棄我，始終耐心開導我，向我普及康復知識，給了我生的希望和勇氣。”說到這，劉某潸然淚下。就在此時，站在一旁的民警王燦拿出紙巾遞到她面前。

“每天都要面對這麼多‘艾感’人員，這樣的工作環境你們不怕嗎？”很多人都曾這樣問過王燦。

“說不怕是騙人的，但也正因為害怕，所以要更加勇敢、更加專業。”這個身形嬌小的姑娘眼神明亮而堅定。

母愛文化 化作力量 始終保持向善盡責

多年來，上海市女子監獄積極推進母親文化建設，將母愛感化作為一種教育女犯的手段，幫助服刑人員正確認識、理解母愛，引導她們感知 “母親”特有的愛心、責任、勤勞等核心價值理念和追求，喚醒她們心中的溫柔和善良，激發她們的改造動力。

“雖然服刑人員有著不同的語言、文化背景，但母愛是一種共通的情感，即使有人還沒成為母親，但她也有母親。即使她可能從沒有感受過母愛，但她們仍然渴望得到母愛。”上海市女子監獄監獄長表示， “我們希望母愛作為一種力量，鼓勵她們學會向善和盡責。對一些人來說，母親責任的迴歸可以挽救一個家庭，結束這一代家庭的悲劇。”

監獄在“母親文化節”活動中組織服刑人員透過閱讀、觀影學習 照片均由上海市女子監獄提供

服刑人員王某，因運輸毒品罪被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王某父母離異，自幼缺失父母的關愛，後結交了社會上不良的朋友，沉溺於毒品，因而感染了艾滋病，還傳染給了自己的女兒。鋃鐺入獄時，王某不到30歲，女兒才1歲。

入獄後，王某抗拒改造，與其他服刑人員相處屢有摩擦，甚至放縱自己的情緒，一有摩擦就想大打出手，幸而被民警及時制止。王某還拒絕家人會見，理由是“不想看到女兒的臉，後悔讓她出生在這個世界上，想帶她一起離開這個世界……”

針對這一情況，監區民警中的專業心理諮詢師定期對王某進行心理諮詢和心理矯治。民警表示，王某的表現是“適應障礙”的體現，她突然由社會人轉為服刑人，對服刑生活感到陌生而恐懼，表現為言行過激。針對王某悲觀絕望、“破罐子破摔”的想法，民警則對她進行了關於艾滋病的專業知識教育，鼓勵她勇敢面對病情、調整心態和積極接受治療。

同時，民警鼓勵並安排王某參加監獄開展的各種形式的母親文化教育活動，閱讀主題書籍、聆聽家庭教育專題講座等。一系列活動對王某產生了潛移默化的積極作用。

“近幾年，透過參加母親文化活動，我感觸很深，我開始反思自己的過錯、反思我和我母親的關係，同時我逐漸意識到我沒有盡到一個母親的責任，可我也沒辦法去補償我的孩子什麼了。”在一次個別教育談話中，王某這樣告訴王燦。

“年少的時候，你因為缺乏母愛，最後走上了犯罪道路。難道你忍心看著女兒也因為同樣的原因走你的老路嗎？”王燦問她。王某眼含淚水，久久沉默。

第二個月，一直拒絕會見的王某申請了家屬會見。透過一次次通訊和會見，王某逐漸和母親、女兒親密起來，也與母親化解了隔閡，向女兒表達了悔意。起初會見時的沉默流淚變成了讓女兒及時複查、按時服藥的聲聲叮嚀。

隨著親情的修復，王某的改造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她逐步改正自身惡習，努力重塑新生。考慮到王某家庭的特殊情況，監區民警還聯絡了王某戶籍所在地社群，對王某開展幫教工作。得知監獄民警為自己做的一切，王某不禁痛哭流涕，她在週記裡這樣寫道：“我會告訴女兒我是如何度過人生最艱難的時期的，我要讓她看到我重塑新生的樣子。我一定要以正直、端莊的姿態出現在她面前，讓她見證我是一個積極、開朗、負責任的母親，引導她崇法、向善。”

在女子監獄，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面對冷漠、絕望、暴戾的面孔，民警們不歧視、不放棄，用擔當和大愛教育、感化、挽救每一位艾滋病服刑人員。“把風險留給自己，把安寧獻給社會”，這是以王燦為代表的上海市女子監獄民警始終堅守的莊嚴承諾。

作者 | 徐荔 齊曉雯

【來源：上海法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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