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漢書》誰更牛，從一個字的使用即可分辨出來

每個文化、歷史類的作者，《二十四史》總是會讀過幾本的，而《史記》、《漢書》兩大瑰寶，更是文史愛好者的必讀書目。

有好事者，看到我的簽名“憑藉過硬的文化水平，混口飯吃”一說，就笑嘻嘻發難：依你看，《史記》和《漢書》，哪個更優秀？

沉吟良久，竟無法作答。

直至今日，受河南南陽一老友啟發，忽然靈光一閃，茅塞頓開。趕緊記錄下來，算是對好事者的答覆，也與各位文史愛好者探討。

01

一字千金

秦時，宰相呂不韋組織門下食客修完《呂氏春秋》後，為顯示作品的精彩奇妙，無可增損，請人把全書謄抄整齊，懸掛於首都咸陽城門，宣告各諸侯國的“遊士賓客”，只要有人能增刪一字，便賞賜千金：

“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這便是“一字千金”的典故。

呂不韋的目的，顯然是想借此博名獲利，他的如意算盤打的不錯，巨大的轟動效應讓《呂氏春秋》和呂不韋的大名在各諸侯國中一炮打響，迅速走紅。

《呂氏春秋》經得起推敲，這事幾乎是可以確定的，但該書是真的不能“增損一字”，還是文人們敬畏呂不韋的權勢而無人敢出頭，就無史可考了。

《呂氏春秋》區域性 | 來源：網路

02

一件史實的兩種描述

自《呂氏春秋》之後，“一字千金”就成了後世史官們夢寐以求的寫作境界，能在修史上登堂入室到這等境界的，當首推太史公司馬遷。遷哥他老人家以其絕頂才華修出《史記》後，立刻就成了史書的標杆，引得後世無數才華橫溢的大文豪試圖追趕並超越之。

追趕的隊伍中，最負盛名的，當數漢明帝所器重的蘭臺令史班固。班固以一部堪稱斷代史典範的《漢書》，和太史公一起名垂千古，“班馬並舉”，一時瑜亮。

雖然不少學者認為《史記》、《漢書》各有優劣，不能輕易下斷語。但是從細處著眼，這兩部史壇鉅著還是能分得出一定的高下。

在這一點上，其實僅需比較兩人在西漢大臣“自殺”問題上的論述就可見分曉。

太史公在《史記·酷吏列傳》中說當時九卿（大概相當於現在的各部部長）犯死罪的一般都自殺，“少被刑”；而班固是說當時九卿犯死罪的“皆自殺，不受刑”。“皆”和“少”，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在牽扯到具體的歷史事實上，出入卻不小。那麼這兩位史官的說法究竟哪個更準確呢？我們來具體的梳理一下史料。

“太史公”司馬遷雕像 | 來源：網路

03

“大夫”受刑的發展變化

所謂西漢大臣的養節之風，追本窮源，可以直接追溯到西周時期。那個時候，正值“血統論”大行其道，雖然朝廷上起草並頒佈了《九刑》、《呂刑》等刑罰條令，但卻不用在大夫身上。大夫真有死罪，也是刑于朝而不刑于市。也就是說，大夫們決不會象狗一樣被牽出去，然後讓某個面目猙獰的癩痢頭阿三砍了，再將頭顱掛到城門上幾天，弄到人所共棄。

這種針對大夫的特殊待遇，在周朝衰敗滅亡後，隨之消失不見。之後，雖然孔家老二週遊列國時到處遊說“刑不上大夫”，但縱觀春秋、戰國，直至秦始皇一統天下，皇親國戚和士大夫們動輒被剜眼臏足的卻很多。

到了西漢初年，貴為開國元勳的韓信和彭越等人，也受了五刑，也就是先被刺字，再割鼻，再斬去左右腳趾，再鞭殺，然後砍頭，最後還要把骨肉細細剁碎了狼藉於市，供萬人踐踏。

所以說，在那時，公卿們若是不幸面臨牢獄之災的話，也就和普通老百姓沒有什麼兩樣了。

無論你做了多麼大的官，無論你血統多麼高貴，無論你爹是李剛還是李雙江，都是一樣的該打打，該刑刑，該受的凌辱一樣不缺。

依個人的感覺，這樣其實挺痛快、挺符合民意的。

著名歌唱家李雙江與兒子李天一

這一現象直到周勃出獄後才有所改觀。

周勃曾貴為宰相，因故下獄後，一樣的免不了在大牢裡向獄卒們低聲下氣，受盡凌辱。後來平反出獄後，想想虎落平陽被犬欺的滋味，忍不住浩嘆曰：

“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漢書·周勃傳》

大儒賈誼一直主張“刑不上大夫”，遂趁機拿這事教育文帝。文帝覺得言之有理，便要求大臣們講究禮節，碰到這種情況的時候，保全自己的名聲要緊。由此也把早已遺落在塵埃中的西周那套禮節又重新搬了出來。

對於這段歷史，班固在《漢書》中有記載：

“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寧成始。”

這套西周老黃曆又實施了多久呢？

周勃入獄大概是在公元前177年左右。按照班固的說法，從周勃事件後，大臣就不受辱了，直到武帝初年，寧成入獄，大受凌辱之後，這套老黃曆才又一次被中止。而寧成下獄大概是在公元前139年左右，所謂的公卿“皆自殺，不受刑”，也應該只是在這段期間內，因為在這前後，公卿下獄受辱的例子就多得數不勝數了。

班固《漢書》區域性 | 來源：網路

04

從未認真執行過的“刑不上大夫”

其實，就在這“不受刑”時間段內，還是可以找出不少“刑不上大夫”的反證：

譬如公元前174年左右，江湖盛傳淮南王劉安要謀反，文帝大怒，把他抓起來遊街：

“載長以輜車，令縣依次傳之”——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堂堂一個皇弟，竟被塞進一個悶罐子似的囚車遊街，還是一個縣一個縣地輪流游過去，等游到雍縣時，縣令開啟輜車的封條一看，劉安早已被氣斷氣了。

兄弟都這樣，輪到外人時就更慘了，文帝后元年（即賈誼上疏後的十年），上大夫新垣平因為欺詐罪，下大牢不說，還被用上了廢棄已久的誅三族的酷刑！想想原先尊貴得不得了的上大夫一家，老老小小哭哭啼啼被牽去菜市口的場景，哪裡還有丁點尊嚴可言？

再往後，文帝十三年，太倉令淳于公下大獄。他的閨女緹縈隨父至長安，要求自賣為官婢以贖父罪，上演了一出“緹縈救父”的漢史大戲。雖然緹縈的父親只是個管理國家糧倉的七品官，但公卿受辱的例子還是由此可以推現。

“緹縈救父”插畫 | 來源：網路

05

《史記》、《漢書》論高下

看完了上述例子，再來比較一下班固的“皆自殺，不受刑”和太史公的“少被刑”。

從“一字千金”的角度來說，太史公的“少”字要精確得多，也要兢兢業業得多了。班固的“皆”字非但武斷籠統，而且有誤導世人之嫌。古人常有為一字捻斷數根鬚的，太史公雖說已受宮刑，沒有鬍子可捻，但在此字上沉吟良久，卻是無疑的。

《漢書》固然也是史籍寶庫中的一座豐碑，正如宋代的洪邁所說：

“《漢書》製作之工，如英莖鹹韶，音節超詣，後世之為史者，莫能及其彷彿。”

然而可以斷定的是，班固若也象呂不韋一樣布其書於城門，並懸千金的話，恐怕班固得窮死，還要欠一屁股債。

《史記》、《漢書》之高下，至此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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