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臧克家與錢鍾書要否定“春風又綠江南岸”“綠”字的煉字之美

儘管王安石“春風又綠江南岸”中的“綠”字被譽為煉字的千古佳話，但不以為然者仍不乏其人，遠的不說，今人便有大學者錢鍾書和大詩人臧克家。

錢鍾書先生在《宋詩選注》一書中，這樣評“綠”：“‘綠’字這種用法在唐詩中早見而亦屢見：丘為《題農父廬舍》：‘東風何時至？已綠湖上山’；李白《侍從宜春苑賦柳色聽新鶯百囀歌》：‘東風已綠瀛洲草’；常建《閒齋臥雨行樂至山館稍次湖亭》：‘行樂至石壁，東風變萌芽，主人山門綠，小隱湖中花’。於是發生了一連串的問題：王安石的反覆修改是忘記了唐人的詩句而白費心力呢？還是明知道這些詩句而有心立異呢？他的選定‘綠’字是跟唐人暗合呢？還是自覺不能出奇制勝，終於向唐人認輸呢？”錢先生語帶揶揄，是從文學史的縱向比較的角度，對王安石煉字的富有創造性加以否定。臧克家在《一字之奇，千古矚目》（《文史知識》1988年第四期）一文中說：“我這個人，對這個‘綠’一直評價不高……我嫌它太顯露，限制了春意豐富的內涵，扼殺了讀者廣闊美麗的想象。……如果不用‘綠’字而用‘到’或‘過’，反覺含蓄有味些。……讀者從‘到’中，可以想象出更多的東西。……何況，‘綠’字前人已先用過多少次了。”臧克家先生以他獨具的詩家眼光，從修辭學的橫向比較的角度，不僅否定了“綠”的煉字之工巧，而且還把“綠”的煉字佳話視為弄巧成拙之舉。這兩位先生的見解的確獨闢蹊徑，極富創意，從反面為這首名作的鑑賞開拓了新的層面，對傳統的鑑賞定式提出了挑戰，進而激發了人們對經典名句鑑賞的熱情和興趣。本文試就二位先生從文學史的縱向與修辭學的橫向比較的雙重角度提出的詰難進行商榷，以期對“綠”的美學意蘊作更深層次的開掘。

從文學的縱向比較上看，王安石的“綠”確如二位先生所云，有襲用前人之嫌。但前人用過的精警之字，後人是否可以襲用呢？答案應是肯定的。就以兩位先生引述的多位詩人的詩句為例，詩中所用的形容詞用如動詞的“綠”字不也是一脈相承、因因相襲的嗎？又何以獨詬王安石的“綠”有拾人牙慧之病呢？那麼襲用前人的精警之字，可否用得富有創意，達到“點石成金”的效果呢？答案也是肯定的。此類例證在古典詩詞中不勝列舉。宋代詩人林逋的梅花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是千古名句，卻是本於江內“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只換了兩個字，可經過林逋的襲用點化，意境旨趣大勝前者，被公認是一種藝術創造。因此衡量字詞用得巧拙，關鍵在於它在詩裡用得是否精當恰切，只要用得絕妙，即使古人用上千萬次，那也會富有創意，成為精警之語的。那麼王安石的“綠”與前輩詩人所用之“綠”究竟孰優孰劣呢？在作比較之前，需要特別指出，判斷字詞用得巧拙，當從整篇詩入手，孤立地對字詞作尋章摘句的比較，往往會流於皮相，而這，恐怕也正是兩位先生鄙薄王安石“綠”字的癥結所在。

從整首詩的比較上看，錢先生所舉的諸位大詩人的詩，無論其思想性還是其藝術性，都是難以與王安石的詩相媲美的。這些詩作在文學史上默默無聞，鮮為人知，不僅選篇極嚴的《唐詩三百首》全不收錄，甚至連選篇上千的《唐詩選》及《唐詩鑑賞辭典》等大型有影響的文學選本也未加以收錄，而王安石的詩膾炙人口，有本則選，這種“選本現象”本身就足以證明這些詩作品位不高，大遜於王安石了。再從詩的具體內容上看，這些詩為寫景而寫景，境界不高，題旨淺薄，寫的無非是文人墨客遊山玩水的閒情逸趣，縱然也把形容詞“綠”用作了動詞，以表現春風的形象，但讀來平平淡淡，絲毫引不起人們的激賞。而王安石的詩，情景交融，立意高遠，既描繪了江南美麗的春色，又寄託了詩人浩蕩的情思，感時思鄉，深摯動人，正如《彥周詩話》所評：“超然邁絕，能近李杜陶謝。”而“綠”的運用，對於整首詩而言，更是錦上添花。一個“綠”字，堪稱一篇詩眼，能使整首詩生輝添彩，那些前輩所用之“綠”，又怎麼能與它相提並論，又怎麼可以用“襲用”、“暗合”來否定它的煉字的富有創意呢？

再從修辭學的角度作橫向比較。這裡不必再贅述人們所熟知的“綠”在色彩、形象、情感諸方面大勝於“到”、“過”諸字的妙處，僅就臧克家先生提出的含蓄與顯露的問題作一分析，也可見二者的高下優劣了。

臧克家先生認為，“到”、“過”含蓄，“綠”直露，前者可以使讀者想象出春天更多的色彩來，而後者則限制了春意的豐富內涵。不錯，從表面上看，“到”、“過”沒有將春天的景色具體化，因而留下的想象餘地大，似乎比“綠”含蓄。但實際上，“到”與“過”的所謂含蓄不過是表現力的蒼白而已。由於它們本身只是沒有色彩的一般常見的動詞，因而在特定的語言環境裡，在字詞大都平淡的詩句裡，處在關鍵的位置上，就很難給讀者的想象力以強烈的刺激，從而使讀者對江南的春色產生五彩繽紛、花紅柳綠的豐富聯想。如果王安石用了這些字，那麼詩句就平庸無奇了。而“綠”色彩鮮亮奪人，不僅沒有“到”、“過”的蒼白、單調，相反地，它相對春景的豐富多彩而言，其本身也是含蓄的。因為春天的色彩絕不僅是綠色一種，它還有難以盡數的萬紫千紅，“綠”不過是其中最具化表性、最為惹眼的一種罷了。從修辭的角度看，“綠”是以區域性代整體，它以自身的鮮麗炫目的色彩，為讀者的想象力，提供了一個強烈的刺激源，從而激發起讀者對江南春色作無限豐富的聯想，這怎麼能說“綠”“顯露而不含蓄”呢？

綜上所述，錢鍾書先生和臧克家先生在對“綠”的縱橫比較的否定中，著眼點太拘泥於形式，太重外在的因素，論證難免失之偏頗；而歷來人們對“綠”的鑑賞也大都太偏重於錘詞煉字的形式上的推敲。其實，“綠”的最大妙處，“綠”的選擇的最基本的依據，就是它的源自客觀生活的真，是出之於自然，得之於天籟的。我們知道，詩人寫的是大地盡綠的春日盛景，而“到”側重的是“剛來到”的早春之景，“過”側重的是將過去“暮春之景”，“入”太單調，似乎春風只吹過一溜，“滿”固然充實，但又缺乏春天的具體可感性；唯有這個“綠”字才能把詩人眼前的美麗春光真真切切、具體可感地描畫出來。詩人站在行駛於“京口瓜州一水間”的渡船上，滿懷深情地回首眺望“只隔數重山”的鐘山，彌望的景色只能是無邊無際的一片濃綠，那紫那紅……，都掩映於濃綠的樹木下自然難見其色。可以說，“綠”寫的就是詩人眼中之實景，“春風又綠江南岸”的美，就美在自然上。

（作者：徐景洲 代表作《讀破金瓶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