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為什麼率先與中國建交？理由在戴高樂第一本書，戰俘營的成果

帶著重振家族榮耀的想法，戴高樂從軍並參加了一戰，在凡爾登戰役中受傷被俘，被囚禁了三年零三個月。也正是這難得“空閒期”，讓他重新認識武器革新對戰爭的作用，尤其是思考軍隊建設的方向，並寫出了第一本著作《敵人內部的傾軋》。

當然，“不安分”的戴高樂謀劃了7次“越獄”。雖然均以失敗告終，但絕不屈服的精神讓他不僅擁有了眾多的“粉絲”，也成為他日後抵制傳統軍事理論和權威的精神動力。尤其是經歷了兩年的俄波戰爭，讓他對法國軍隊的體制深惡痛絕。

當軍校教員，對傳統教學進行大膽改革。

兩年援助波蘭的經歷，戴高樂運用精明有效的戰術，取得了多次戰鬥的勝利。特別是其豐富的軍事理論，讓波蘭和法國軍方均認為，這是一個當軍事教員的“好材料”。不久，戴高樂被調派到法國聖西爾軍校當軍事歷史副教授。

畢業8年後，能再次回到母校併成為教員，讓戴高樂的“虛榮心”得到了滿足。更讓他高興的是，其小家與“忘年交”——貝當元帥的家很近，倆人經常探討軍事變革的問題，這讓戴高樂對教學工作充滿了信心，對舊軍隊的改革先從授課開始。

儘管戴高樂在德國戰俘營，經常給各國軍官戰俘講述歷史課，也曾承擔著波蘭軍隊基層軍官的戰術理論課，有著豐富的授課經驗，但近2米的身高、怪異的舉止和“公鴨子”一般的嗓音，讓初次聽課的學員們極不適應，並以此為樂。

俗話說得好，“瑕不掩瑜”。很快，學員們從他激昂、感性的授課方式中，領略出一個演說家的風采，過去呆板的歷史課居然生動了起來。常常是下課鈴響了，學員們才將思緒從歷史的長河中拉回到現實。戴高樂富有感染力的課深受歡迎。

閒暇之餘，戴高樂開始系統地對傳統軍事理論進行大膽的改革，並對坦克在未來戰場上的運用進行預見性的設想。他的意見得到貝當元帥的認可和支援，“志同道合”讓二人的關係更加緊密。為表示敬意，其兒子的名字也取自貝當名字的一部分。

軍校的教學活動，讓戴高樂更加重視知識的重要性。為提高自己的學術水平，他選擇到軍事學院深造。當然，這其中也離不開貝當元帥的鼓勵，在他看來，這是一所培養高一級別指揮官的高校，他希望戴高樂將來成為自己的“左膀右臂”。

出版《敵人內部的傾軋》，抨擊法國軍隊舊有傳統和詬病。

初到軍事學院的戴高樂，很快發現這裡的學術氛圍十分“迂腐”。課堂上依然在傳授著陣地戰的戰術理論，完全忽略了坦克運動戰的作用。讓他略感欣慰的是，他的《敵人內部的傾軋》一書出版了，其中涵蓋了許多具有前瞻性的軍事思想。

首先，強調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不可取代的歷史。透過對德國日耳曼民族特點的分析和梳理，並結合一戰期間歐洲各國“爭權奪利”的過程。他認為，在處理國際事務中，應該尊重各國的文化和傳統，意識形態的鬥爭也是無法改變各國特有的歷史。

也就是說，強調國家獨立，各國管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干涉他國內政。也正是基於對其影響極深的觀點，1964年，戴高樂宣佈法國與中國正式建交，這是西方社會第一個與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的資本主義國家。

其次，一戰德國的失敗，源自軍隊的獨裁。當時的法國軍隊十分推崇德軍的管理體制，而這正是戴高樂要批判的。他認為，德國軍事當局以軍事獨裁的形式，剝奪民眾權益，軍官們橫行霸道，不尊重政治制度是其失敗的根本原因。

戴高樂更加強調的是，軍隊凌駕於國家之上是十分危險的。他認為，只有國家才能代表民族利益，軍事行動應服從國家的需要。他指出，一戰期間，法國的議會、公務員、司法部門都服從以霞飛的總參謀部，明顯得與德國的軍事獨裁類似。

在當時，這本書所倡導的軍事思想，與法軍上層的想法是完全對立的。說白了，戴高樂就是在利用德國問題，“指桑罵槐”式的抨擊法軍上層。這也是他對法軍體制改革的思考和開始，但隨之而來的“打擊報復”讓他怒不可遏。

臨近畢業，遭到戰術教研室主任的報復。

戴高樂在軍事學院與守舊的“學究們”進行著抗爭。尤其是戰術教研室主任，一個教條主義戰術理論的堅定支持者，因循守舊、墨守成規；而戴高樂卻是坦克戰、運動戰的倡導者，強調靈活戰術的運用。倆人可以說是“針尖對麥芒”，互不妥協。

然而，“以下犯上”的結果，“倒黴的”只能是戴高樂。臨近畢業，學院以學員參加實戰演習的效果，作為畢業成績的等級劃分。這讓戴高樂暗自高興，在他看來，這是展示自己戰術素養，證明自己理論正確的大好機會。

在指揮室裡，戴高樂指揮一個軍作戰，極力避開陣地戰，運用長途奔襲的戰術，不僅扭轉戰局，而且將戰術教研室主任扮演的“對手”分割、包圍、殲滅。可是，在評定等級時，主任堅持給他“及格”成績。這讓戴高樂憤怒不已，破口大罵。

首先，及格的成績讓他感到無比的羞辱。在平時的學習中，戴高樂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最後演習也是完勝對手，大家都認為他應該得到優秀，結果卻事與願違。這樣的成績讓他無法接受，這不僅是對個人學習能力的抹殺，也是對其新理論的否定。

其次，“學究們”的公報私仇。憑藉超人的記憶力和豐富的歷史知識，在各科筆試中，戴高樂的成績都是優秀。但其所表露出的“反叛”態度，讓“學究們”對他早就“懷恨在心”。在關鍵的畢業考試上，故意“下絆、使壞”，讓其難堪。

更讓他憤怒的是，儘管貝當元帥聽說此事後進行“干預”，但也只是給了一個“良好”成績，這意味著他將失去到總參第三局的工作，那可是戴高樂夢寐以求，更好發揮他戰術特長的地方。這樣的成績，他只能去做管理後勤的工作。

這是戴高樂自一戰中被俘後，人生中的第二次沉重打擊。他懷著委屈和憤恨的心情向貝當元帥辭行，貝當對他的遭遇深表同情，答應設法為其安排一個合適的職位，並憤恨地表示，總有一天要和軍事學院的“學究們”算賬！

大家是否有這樣的體驗？當一個好的想法得不到領導的認可，你會十分的沮喪和無奈；當一篇好的建設性論文遭到周圍人的抨擊，你會憤怒的據理力爭，但又往往無功而返。看來，戴高樂對法國軍隊的改革之路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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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第二次世界大戰》、《戴高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