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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2萬英軍何以擊敗80萬清軍,鴉片戰爭是一場戰術的勝利

由 小院之觀 發表于 旅遊2022-09-13
簡介即使在清軍發起規模最大的反擊浙東之戰中,集結的兵力也僅有一萬餘人,面對的是英軍8000人左右的兵力,火力、指揮既已不如英軍,人數又沒有明顯優勢,主帥奕經還制定“三路出擊”的戰術,把本來已不算多的兵力進一步分散,失敗自然是情理之中

1840年鴉片戰爭英軍多少人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高傲的天朝上國終於大開了國門,不是自願的,是被堅船利炮轟開的,對手是號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方式是透過一場戰爭——鴉片戰爭。

談及鴉片戰爭,算得上近代中國之恥,英國以區區不到2萬人的兵力一路向北,從廣州殺到南京城下而罕逢對手,對手是紙面上的東亞王者,擁有數億人口,80多萬常備軍的大清帝國,這個落差委實出乎所有人意料。

鴉片戰爭清朝慘敗,原因固然有許多,但如果把目光集中於戰爭本身層面,不難發現英軍的戰術是其能以少擊多,達成戰略目的的重中之重。

不到2萬英軍何以擊敗80萬清軍,鴉片戰爭是一場戰術的勝利

戰前的對比

戰前的中國,是個擁有4億人口的龐大帝國。清朝擁有八十萬編制的軍隊,其中八旗約20萬、綠營約60萬,去掉其中吃空餉和不堪一戰的老弱,30多萬精壯士兵也是有的。

關於清軍的裝備,許多人認為是大刀長矛,這也是並不準確。清軍早在康熙年間就已是一支冷熱兵器混用的軍隊,與準噶爾汗國的戰爭中,兩軍都大比例使用火槍大炮轟得火光四射。到了鴉片戰爭時期,清軍依然是冷熱兵器混用,裝備了不少的火器,以鳥銃和抬槍為主,也就是火繩槍。

火繩槍雖然不及英軍滑膛槍先進,但射擊速度和射程相差並不多,並且清軍人多,可以依靠人數的優勢彌補射擊精度上的缺陷。

單兵火器上的差距不算致命,兩軍武器的差距主要在火炮,這點清軍要落後不少,清軍的行軍火炮機動性、精確度、炮彈威力要全面落後於英軍,存在著代差。

至於海軍則沒法比較,英軍的蒸汽軍艦不是大清水師的木製戰艦所能擊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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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英軍來說,雖然武器上有一定優勢,但並沒有馬克沁對土著人的刀槍那樣巨大。當時的英國全國的正規軍也只有14萬人,並且本土遠隔萬里重洋,萬一戰事相持,後勤如何保障,財力如何支撐,這些都是大問題。如果要以佔領中國首都迫使清朝屈服,那麼深入中國本土對英國也是巨大風險,倘若

“最勇最強的中國人,與滿洲之人,層層阻擋,節節拒敵”

,英軍並沒有必勝的把握。

從戰前實力對比來分析,英國優勢是武器和軍隊領先,弱勢是兵力過少且孤懸海外作戰,戰事拖得越久就越不利,越是深入中國內地越不利。

因此,對英國來說,如果下定決心開戰,就要制定最合理的戰術,以我為主,在最短的時間攻擊清朝最薄弱和最要害之處,以達到戰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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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軍的戰術

鴉片戰爭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不同階段英國的戰略目標不同,併為此分別制定了相當明確的戰術。

第一階段:廣州——定海。

第一階段的時間是1840年6月到1841年5月,這個階段英軍出動了軍艦十六艘,還有三十二艘武裝輪船和運輸船,至於兵力總計只有4000人。

兵力這麼少,正是英國的戰略目的決定的,在這個階段,英國政府給英軍統帥懿律的使命是:以軍事行動封鎖出海口並給清朝以軍事打擊,迫使清政府放棄閉關鎖國的政策,與英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向英國開放若干通商口岸,允許自由貿易,並割讓一處島嶼給英國以充作英國對華商務活動的基地。

在第一階段,英軍發動的主要軍事行動如下:

懿律在1840年6月向廣州發炮後留下四艘軍艦封鎖珠江口,自己則率領主力北上,在7月5日攻佔了定海。

1841年1月7日,英軍攻佔了虎門的大角和沙角兩座炮臺。

1841年2月底,虎門之戰爆發,英軍攻佔虎門,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殉國。

1841年5月底,英軍在水戰中擊潰清軍後,佔領了廣州城北的高地,在上面架起大炮轟擊城內的幾個重要衙門,並揚言要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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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分析起來,英軍的軍事行動都極具針對性。

定海在現在的舟山,為何攻佔定海,因為定海符合懿律心中挑選的要中國割讓島嶼的標準。

定海地處大沽口和廣州之間,離兩者距離大致相同,又距離長江口很近,佔據定海既可以作為軍事基地,也能作為通商基地。

攻佔大角和沙角炮臺,是因為1841年11月底欽差大臣琦善抵達廣州和新任英軍統帥義律談判過程中始終談不攏。

糾結在於義律要求割讓香港,琦善不敢私自大營,義律逐漸失去耐心,遂攻佔兩炮臺以炫耀武力,換來的結果是琦善心驚膽戰,私自和義律訂立《穿鼻條約》,除了通商、賠償等內容,割讓的島嶼正是香港。

虎門之戰中英軍軍事行動的目的性是先發制人。

背景是之前琦善私訂的《穿鼻條約》是個無效的條約,因為雙方政府都沒有簽字。對《穿鼻條約》的內容,雙方都很不滿意,道光以為既然懲辦了林則徐,又恢復了廣州之前的通商狀態,英國人就該見好就收,誰知英國如此不識抬舉,敢向天朝上國叫板,提出種種非分要求,於是道光下詔把琦善押解回京,調兵到廣州準備動武。

炮轟廣州城內而不是攻打廣州,是因為義律的戰略目的。

義律只是要逼迫清朝承認穿鼻條約,並且追加賠償,並不是要佔領廣州城。

破壞廣州對英國的通商並沒有好處,並且自己手下的幾千人也不是為了攻城掠地而來,廣州城內還有18000多名清軍,萬一殊死一搏,英軍自身也會有損失。

義律炫耀兵威的辦法果然奏效,連遭失敗下,道光只得批准割讓香港並支付賠償,《廣州合約》就此簽訂。

可以看到,英軍僅付出輕微的傷亡就透過明確的戰術迫使大清帝國就範,戰術之勝利一覽無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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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目標南京。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8月,戰事重起,原因是英國政府對義律簽訂的條約並不滿意,用璞鼎查取代了義律並增派3500兵力及若干船隻來華。

這一階段的主要戰事如下:

1841年8月27日,英軍在廈門擊敗清朝總兵江繼芸率領的水師,隨後炮擊福州,又分兵進攻臺灣的雞籠。

10月1日,英軍主力再次攻克定海,總兵葛雲飛陣亡。

10月10日,英軍攻佔定海;10月13日,攻佔寧波,浙東三城淪陷。

1842年3月10日,經過全國調兵,清軍在欽差大臣奕經統帥下發起浙東之戰,企圖收復失地,把英軍趕下大海,結果是清軍三路大敗,奕經逃到杭州。

5月17日,英軍主力向長江口進發,攻佔了乍浦。

6月16日,吳淞之戰江南提督陳化成殉國,英軍控制上海、寶山。

7月21日,英軍攻破鎮江,八旗駐防副都統海齡自盡。

8月4日,英艦進逼南京下關江面,隨後英軍從燕子磯登陸,察看地形,揚言進攻南京城。

從作戰過程來看,英軍始終為威脅南京而發動進攻。

攻打廈門、福州、雞籠,都是為了維護後方海路安全和探測航道;

攻打定海和寧波,是為了取得行軍路線上的軍事基地以進行修整和在當地得到補充;

浙東之戰,是面對清朝調兵決戰的將計就計,本來這場決戰可能發生在南京或鎮江,在浙東決戰反而對英軍有利,因為清朝全國調兵遠道而來,英軍則以逸待勞主客易位,並且更能發揮軍艦的作用;

浙東之戰取勝後,英軍的進攻再無懸念,破乍浦、吳淞、鎮江,都是為了最後的目標——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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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是南京而不是北京,這是高明的一招戰術,璞鼎查也是經過深思熟慮,斷定攻打南京就足以使清朝屈服。

北京是首都,攻擊北京自然能迫使清朝屈服,但攻打北京對萬餘英軍來說是極為冒險的做法,京畿重地有重兵把守,雖說之前英軍輕鬆取勝,但那都是在沿海的城市,一旦遠離海島舍船登陸,萬一腹背受敵,英軍將風險巨大。

再退一步來說,即使英軍如願攻下北京,也沒有能力料理接下來的麻煩,這樣的麻煩之前英國在印度已經體會過,況且打垮清政府也不是英國的目的。

所以北京是不可能打的,那麼打哪裡,既能保證軍事上的壓力能讓清朝屈服,又能保證英軍不用付出太大代價呢,璞鼎查把地點選在了南京。

為什麼是南京,因為南京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是清朝經濟生命線上的重要節點。在那個年代既沒有公路又沒有鐵路,水運是由南到北最經濟也是最便捷的方式,南京地區正位於長江和運河交匯點上,控制了南京就控制了河運,也就控制了清朝的經濟命脈。

並且,南京也是座大城市,僅次於北京,人口眾多城市繁華,攻下南京,對清朝的心理震懾也足夠強勁。

南京位於長江下游,臨近出海口,江面開闊,又便於英軍軍艦進出和展開。

事實正如璞鼎查所料,英軍陳兵江面後,漕運停頓,道光只得屈服,派耆英前往南京議和。

1842年8月29日,耆英和璞鼎查在南京江面的英國軍艦康華里號上籤訂了《南京條約》,鴉片戰爭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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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軍戰術的失敗

鴉片戰爭持續兩年多,英軍攻擊的地點多達十五處,其中既有廣州這樣的省城,又有乍浦這樣的鄉鎮,遍及六省,看似漫無目標實則目標明確,每次攻擊都完成了預設的目的。

反觀清軍,坐擁數十萬兵力卻處處被動挨打,被英軍牽著鼻子走還大吃敗仗,這也是戰術的失敗。

魏源曾對鴉片戰爭清軍戰術做過設想,他的主張是

“使舍守口外之力以守口內”

,也就是堅壁清野,誘敵登岸,把敵人引入離開海岸十里或二十里的地方,清軍退到離海岸或港口較遠處,讓英軍遠離艦炮的覆蓋範圍,同時又能切斷敵人後路。

實際上,這些戰術在臺灣戰役中曾被使用,在1841年英軍進攻基隆時,臺灣守軍就是使用

“侯其登岸,設伏擊之”

的誘敵深入戰術,在炮臺稍作堅守即次序撤退,讓出灘頭陣地,臺灣戰役也是鴉片戰爭中少有的成功抵抗英軍的例子。

要想擊敗英軍,還有一個辦法,就是集中優勢兵力。因為清軍人多,英軍人少,又是遠涉重洋而來客場作戰,即使再能打也經不起消耗。

這點雖然有清軍將領意識到,卻也無法施行,因為清軍兵力分散在各個點,集中兵力意味著放棄一些地方的防守,而棄城失地是要被問罪的。

即使在清軍發起規模最大的反擊浙東之戰中,集結的兵力也僅有一萬餘人,面對的是英軍8000人左右的兵力,火力、指揮既已不如英軍,人數又沒有明顯優勢,主帥奕經還制定“三路出擊”的戰術,把本來已不算多的兵力進一步分散,失敗自然是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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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者詭道也,在臨陣戰法上,當面鑼對面鼓的堂堂之陣也不是英軍的風格,他們的戰術是前後夾擊,在戰場正面用艦炮及火炮壓制清軍,另外又派出步兵抄對手後路,

“慣於抄後路,其寇虎門、寇烏湧、寇粵城,皆用此法。每每以船與我對敵,另以步兵由後路繞出,使我前後受敵。”

清軍指揮官則戰術僵化,只知道集中於炮臺和死守城裡,作戰隊形又密集,正好給英軍以集中殲滅的機會。

假設清朝督撫大員能改變戰術,靈活使用兵力,英軍難以獲得如此之大的勝利,如果英國被進一步拖入戰爭泥潭,持續增長的軍費開支也將不堪重負,形勢將逐漸轉為對清朝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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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院之觀

戰術理念的差距,就成為戰場的結果。鴉片戰爭中,清軍將士並不缺乏勇氣,也願意為國效死,如浙東之戰的2000名藏族遠征軍,堅持抵抗到全軍覆沒,沒有一人歸鄉,連英軍軍官也承認“中國人所缺少的是訓練,而不是勇氣”。

鴉片戰爭,兩軍實力雖然有差距,卻也不是必敗之局,萬餘英軍橫行天下成為個笑話。在戰術層面的原因是敗在清朝官員的不知彼,一心抵禦外敵的清軍將士在密集火力打擊之下,空有勇氣也無濟於事,在錯誤的戰術指導下,白白成為了炮灰。

相比清軍,英軍指揮官知己知彼,以己之長擊彼之弱。從戰爭整體過程來看,英軍目標明確,所以第一次以4000多人,第二次以8000多人(英軍在1842年6月才又得到8000多人的增援)就能縱橫南北,長驅直入,逼迫東亞第一大國簽訂城下之盟,這是戰術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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