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王鐸的書法師古於“二王”，得力於米芾，迥異於董其昌

師古於“二王”

王鐸一生都博學好學，詩文書畫都有所造詣，特別是擅長於書法和繪畫，並且是以書法而於世聞名。在書法這一領域上，王鐸被冠以“神筆王鐸”的稱號。他自幼秉承家訓，十三歲在書塾讀書時，開始學習王羲之《聖教序》，由此走上了臨古之道。曾經自言：“《聖教》之斷者，餘年十五，鑽精習之”。王鐸特別重視研究和學習傳統的古法，“二王”是他學習的重中之重，“餘書獨宗羲獻，即唐、宋諸家皆發源羲獻，人自不察耳”。他又說“書不師古，便落野俗一路，如作詩文，有法而後合，所謂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故善師者不離古、不泥古。必置古不言者，不過文其不學也”。

他在幾十年中，臨習盡了魏晉、唐宋時期的極富盛名的書法家的書法墨跡，在古法中多吸收、多收穫，做到了登五嶽而去曉眾山，站得越高便能夠使自己看得越遠，從而更進一步的去做到厚積薄發。他的書法功底極為深厚，諸體無所不通，是明末清初書壇的一位舉足輕重的大奇才。沙孟海先生在評述王鐸時曾說：“一生吃著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尤深，結果居然能夠得起正傳，校正趙孟，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明末清初書壇可謂是中興之主”。啟功先生曾經也自作七言絕句來盛讚王鐸“破陣聲威四海聞，敢移舊句策殊勳。王侯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來無此君”。並且還在附註中寫道“信可謂書才書學兼而有之，以陣喻筆，故一世之雄也”。

得力於米芾

王鐸的書法主要是以楷書、行書、草書而聞名於世。其楷書先效法於三國時期知名的書法家鍾繇，後來又學習唐代著名的書法家顏真卿和柳公權，這就使得他的楷書做到了筆力蒼勁，既能夠端莊凝重，又能夠顯示出飄逸靈氣。王鐸的行草書是效法學習於“二王”的，後來又從宋代名家米芾之處而獲得了更有力的幫助。米芾學書於“二王”，晉唐的法帖都被他所臨遍，他所臨習的晉唐法帖幾乎可以做到以假亂真。更何況米芾富於收藏，家中也多藏有晉以來的各種古帖，使其能夠真實的感受到前人書寫的狀態與面貌。但是早年的米芾，書法成就並不大，主要是因為他只是死板教條的去集古人的字，由此還被當時的文人墨客所譏誚。但是到後來米芾師法於晉唐，又廣為博學，創作出了他獨樹一幟的“刷字”，並由此聲名大噪。

米芾這種由“二王”中走出來，而又變法成功自成一家的例子，無疑給當時處在晚明時期以浪漫書風為主的王鐸以巨大的誘惑。“觀米海嶽書，矯矯沉雄，變化於獻之、柳、虞，自為伸縮，觀之不忍離去”。所以王鐸較為明智的從米芾入手，從而上溯於“二王”，躲過了明代那種或以秀美典雅、流於軟媚的趙孟為榜樣，或以淡遠蕭散、書風空疏的董其昌為典範的時弊的可能。王鐸把米芾那種刷字的筆法變為了印印泥，老辣沉著，從而使他的行草書手卷佈勢連綿、蒼勁跳躍、淋漓痛快、變化神出，因而最為世人所推崇。

迥異於董其昌

王鐸與明代書法家董其昌一起，被稱為“南董北王”，他們二人都極力於效法古人的學書之道。雖然出發點是一致的，但是方法卻是不同的。董其昌注重的是“古化為我”，追求的是平淡天真的書法風貌，目的是能做到看似是合拍的，實在精神面貌卻是不同的；而王鐸則看重的是“我化為古”，他所追求的是奇變深奧，其目的是要“不離古，不泥古”。所以二人在書作中從師法臨習的學習開始，到後來書風成熟時期的創作都呈現出了風格面貌的迥異，致使二人的書風截然不同。

董其昌的書法作品呈現出的是秀逸嫵媚，以其韻味而制勝；而王鐸的書法作品則是以雄強蒼勁見長，是以其力而制勝。何況王鐸擅長的是用獨特的藝術風格來佈置、章法獨特。他最為開創前人之先河，啟發後人之思考的做法便是從載體形式上去標新立異。他所作鉅製長幅更是大得令人吃驚，《贈張抱一行草書詩卷》這一橫幅，總計達到了 11。67 米，這樣氣勢宏大的作品，都能夠和漢代那些高碑大碣來相互爭奇鬥豔了。但是比較令人可惜的卻是，王鐸這位為後世遺留了如此數目眾多的墨跡的書法家，並且在書法上也有著不凡的成就，居然沒能夠為後世學習他的人遺留任何的、成體系的有關於書法的理論著作。

這便使得後代書家在鑽研王鐸的書學思想上便沒有了線索與考證，給後代的書家做出了一道除人品之外的另一道難題。但比較令人欣慰的是，王鐸一生留下了大批的書法墨跡作品，不管是臨摹之作還是即興的創作，這些都使得自他以後的學書者們能夠更為直觀的、更為真實的去感受王鐸書法的氣魄與靈魂。相比於那些頻頻刊刻，反覆勾摹而使得字的字口斑駁而難以辨認，整體的氣韻生澀而導致失真的書法叢帖來說，已經是幸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