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家石介之死：慶曆新政敗於“朋黨”的極佳註腳

北宋慶曆三年（1043年），已經在位二十二年的宋仁宗終於決心要改變大宋的朝局。

其時，北宋可謂內憂外患至極。在北方契丹違盟，要求再增加歲幣二十萬，宋仁宗無奈於慶曆二年答應下來，此舉大大增加了北宋的財政負擔。在西北宋對西夏用兵一敗再敗，不西北割據勢成。而國內土地兼併嚴重，百姓苦不堪言，起義不斷。

下定決心的宋仁宗，最終在慶曆三年（1043年）8月重新整理政治。宋仁宗用范仲淹任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開始了“慶曆新政”。

宋仁宗

范仲淹富弼等改革派提出了十條改革方案，給陳弊久積的大宋很快帶來新的氣象。面對這種新的氣象，很多正直的人士歡喜鼓舞，紛紛作詩或歌頌或紀念。

其中，有著“宋初三先生”之稱的儒學大家石介，效法唐朝大儒韓愈的《元和聖德頌》，有感於慶曆新政作了一首《慶曆聖德頌》，熱情的謳歌了宋仁宗的改革。

但石介萬萬沒有想到，這首《慶曆聖德頌》不但加劇了黨爭，促使慶曆新政失敗，更是在自己死後引發一場驚天大案。

石介在學問上有一定的影響力，是宋代理學先驅。但政治上他實在算是微不足道，但誰都沒有想到他的這首詩醞釀出一股“蝴蝶風暴”。

《慶曆聖德頌》成文時，正是新政剛剛開始之際，時任國子監直講的石介對新政前景充滿期待，他認為“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本著記載

盛事

的目的他做了這篇文章，也是無可厚非的。

石介，字守道

但是學問家出身的石介，缺乏足夠的政治敏感度。《慶曆聖德頌》有序和正文兩部分，在這篇文章中，石介本意是讚揚了宋仁宗的退奸進賢，但是在序文和正文中以點名道姓方式指出來則是大為不妥。

毫無疑問，他對范仲淹、富弼、韓琦大家讚揚，說他們是賢臣忠臣，正文中雖然沒有直接出奸佞是誰，但是序文中記載了朝臣進退的情況，那些被罷用的大臣分明感覺自己被影射為“大奸”。

而且此頌用詞很激烈，這自然引起了那些被罷用的官員的不滿。

《慶曆聖德頌》在當時流傳甚廣，連遠在四川眉山的蘇軾小時候都背誦，“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在石介大儒身份的加持下，《慶曆聖德頌》的流傳之廣可見一斑。

石介的好友孫覆在看到這篇頌時便覺不妥，他憂心忡忡地對石介說道：“子禍始於此”，認為這篇頌會給石介帶來災禍。

即便是被石介所讚譽的范仲淹在看到這篇頌後，也大感不妙，他感嘆道：“為此怪鬼輩壞了事也！”

范仲淹

范仲淹為何這麼說？一個詞：黨爭。

北宋的黨爭自從宋真宗時期便愈演愈烈，不但有主戰與主和之爭，還有有南人與北人之爭，有改革與保守之爭，黨爭愈演愈烈。

在慶曆新政之際，保守派被罷黜，他們本來就極為不滿，攻擊新政力圖反覆，這讓范仲淹如履薄冰。新政時刻處於朋黨之爭的陰影下，時刻都有夭折的危險，而石介的《慶曆聖德頌》無疑有火上澆油之嫌。

對石介的這篇文章，有些官員強烈不滿，比如說夏竦。

當時宰相呂夷簡因病罷相，宋仁宗擬任命夏竦為樞密使，被諫官阻止。因為夏竦在宋夏戰爭中長期任西北前線統帥，作戰不利，難免要受到責難。沒辦法宋仁宗將夏竦改任，讓杜衍代替他，同時提升范仲淹、富弼等人。

夏竦是一位老臣，之前就曾任過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後來收到冷落外放地方多年，宋夏戰爭開始後又主持西北防務，現在宋仁宗有意讓他回朝任樞密使他自然無比高興的。

可惜本來已被仁宗召至國門卻最終被罷任樞密使，離樞密使一步之遙只能看著他人代替自己，這使得夏竦心中不滿。偏趕上石介作《慶曆聖德頌》斥責他為“奸臣”，由此“竦銜之”。

夏竦

夏竦很有才華，史稱其“才術過人”，但他熱衷仕途，報復心也很強。

“竦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為黨人”，

他與手下指責“杜衍、范仲淹和歐陽修”為朋黨，雖然當時朋黨之爭已成，但是統治者還是很忌諱官員結黨的。

夏竦對石介極為痛恨，宋人筆記記載：

“歲設水陸齋醮，設一位立牌，書曰‘夙世冤家石介’”，這雖不是正史記載的，但可見夏竦對石介的恨意。

最終夏竦選擇以石介為突破口，開始對范仲淹富弼等人進行攻擊。

“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

夏竦暗中指使家中女奴模仿石介的字型，時間一長竟然模仿的極為相似。

石介曾經給富弼寫過書信，信中希望富弼等人“行伊、周之事”，鼓勵富弼像伊尹，周公那樣輔佐仁宗治理好天下。夏竦讓女奴模仿石介筆跡將“行伊、周之事”改成了“行伊、霍之事”。霍是霍光，這樣一來意思完全顛倒，將富弼汙為謀反者。

為了將事情坐實，夏竦又指使女奴偽造了一份石介替富弼起草的廢立詔書，然後向仁宗告密。

夏竦的一番操作不可謂不狠毒。

而此時，朝中指責范仲淹、富弼為朋黨的言論也愈加激烈，一時間甚囂塵上。

“帝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不敢自安於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仲淹固請行，乃使宣撫陝西、河東。”

朝中黨爭愈發惡劣，本來就如履薄冰的改革派深恐陷入黨爭這個政治漩渦，也是為了自證清白，慶曆四年六月，范仲淹請求外任，任陝西、河東宣撫使。

慶曆五年五月，范仲淹正式罷參知政事，改知邠州。同時富弼也出知鄆州。

歷時一年多的慶曆新政最終以慘淡收尾。

新政動了以士大夫為首的龐大的官僚地主集團的利益，最終失敗。以後的王安石變法失敗也是如此。

大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對士大夫的優待形成了龐大計程車大夫集團，他們最終也成為大宋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任何改革變法都會遭到他們的反對。

所以黨爭，已經超出了政見不同的範疇。

慶曆新政慘淡收尾的大背景下，被列入“朋黨”的石介也被外任。不同於范仲淹和富弼的是，慶曆五年七月，石介還未到任所便病死家中，終年四十一歲，葬於老家兗州。

慶曆新政已經結束了，石介這樣一個算不上大人物的人也死了，似乎一切都該平靜下來了。

但是，夏竦並沒有停手，他要利用石介之死大做文章，將改革派徹底擊垮。

有時候事情就是如此巧，石介死後不久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事敗後，抄孔直溫家時候，發現了石介和孔直溫以前有書信往來。

夏竦立刻對此大做文章，他立刻散佈訊息說石介並沒有死，而是被逃往了契丹。謠言言之鑿鑿，說石介是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意圖內外勾結謀反。

富弼

夏竦意圖透過利用石介之死，將富弼牽連進來，徹底打垮富弼。

“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富弼。會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實不死，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弼為內應。”

為了驗證真偽，夏竦請求開棺驗屍。宋仁宗不得不採取措施，將其妻兒進行異地管制，並於慶曆五年十一月下令開棺驗證其存亡。

杜衍上書作保，兗州官員龔鼎臣“以闔族保介必死”，兗州提點刑獄呂居簡對前來查驗的宦官說：

“發棺空，介果走北，孥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即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

於是兗州數百人作保說石介已死，最終石介免於斫棺。

此事成為當年一個轟動全國的大事件。

它的轟動之處一是黨爭，二是開棺。宋優待士大夫，開棺是嚴重冒犯文人尊嚴的行為，何況為一謠言要對一理學大師開棺，激起文人不忿。

同被夏竦誣為“朋黨”的歐陽修聽聞此事後寫下一首長詩：

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涕泗已漣漣。已埋猶不信，僅免斫其棺。 此事古未有，每思輒長嘆……

歐陽修

石介以學問家身份顯世，他的思想“開宋明理學之先聲”。也正因為他執著於學問，對治世有一種美好的嚮往，對慶曆新政熱切期望，為之吶喊歡呼。

然而，現實是殘酷的，黨爭是北宋致命的問題。慶曆新政無時不處於黨爭的陰影之下，最終也因黨爭走向失敗。

這是范仲淹等改革派的悲劇。

石介塑像

更悲劇的石介本人，他的死也成為黨爭利用的工具，差點被開棺曝屍。

從石介的悲劇中，我們可以看到北宋黨爭的陰暗面，更可以看到慶曆新政等改革失敗的原因。

真正以天下為己任計程車大夫終究敵不過以私利為己任計程車大夫。

儘管他們都是士大夫，都是趙宋皇室優待的物件。

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只是有些人成為了既得利益者，他們打著“為天下”的幌子，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甚至容不得皇帝去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