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謙：“嶽本”補考

所謂“相臺岳氏”《九經三傳》，前人皆以為南宋岳珂所刻，經張政烺考證，始知此岳氏乃元代荊溪（宜興）嶽浚。張氏《讀〈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一文於“嶽本”之刊刻年代、刊刻者、所刻經數、底本來源等問題考證精詳，可謂定論。然張文畢竟以《九經三傳沿革例》為中心進行考察，仍有一些“嶽本”的問題需要補充研究。

一、天祿琳琅八經之流傳

乾隆內府舊藏《周易》、《尚書》、《毛詩》、《禮記》、《春秋》、《論語》、《孝經》、《孟子》八經，前人均視為嶽本。

《周易》、《尚書》、《毛詩》、《禮記》、《春秋》五經即“五經萃室”所藏，乾隆四十八年以之覆刻。其中《春秋》見於《天祿琳琅書目》（前編）卷一，入藏較早，原與天祿琳琅各書一併庋藏於乾清宮昭仁殿。其後復得《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四經，乃於乾隆四十八年“撤出昭仁殿之《春秋》，以還岳氏五經之舊，仍即殿之後廡，所謂慎儉德室者，分其一楹，名之曰‘五經萃室’，都置一幾。是舊者固不出昭仁殿，而新者亦弗闌入舊書中”。嘉慶二年十月，乾清宮大火，昭仁殿之天祿琳琅藏書及後廡“五經萃室”之嶽本五經皆被焚燬。《論語》、《孝經》、《孟子》則見於《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三，乃嘉慶三年重建昭仁殿“天祿琳琅”後續入之“天祿繼鑑”書。此三經現均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其中《論語》、《孝經》已經《中華再造善本》影印。

圖一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嶽本《論語》（書影出自《中華再造善本資料庫》）

圖二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嶽本《孝經》（書影出自《中華再造善本資料庫》）

高宗《五經萃室記》雲：“至於收藏家，則《易》、《書》、《詩》蓋同經七八家而略有異，（《易》、《書》、《詩》三經皆有晉府書畫之印及徐乾學、季振宜、陳定書、李國壽、陳氏世寶、敬德堂諸印，《尚書》又有覃懷李氏印，蓋大同小異雲。）藏《禮記》者四家，（晉府書畫印、李國壽印、覃懷李氏印、敬德堂圖書印。）藏《春秋》者三家。（宋本印、項氏萬卷樓圖籍印、季振宜印。）”現據乾隆武英殿翻刻嶽本五經所摹藏印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所載《論語》、《孝經》、《孟子》三書藏印，略考諸經流傳情況如下。

以印章位置判斷，李國壽藏印“李國壽印”朱方、“覃懷李氏”白方最早鈐蓋。《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三“論語”條雲：“覃懷李氏，宋參政李曾伯之後，見前。”卷一“御題班馬字類”條雲：“（李）曾伯字長孺，覃懷人，後居嘉興。”蓋據籍貫推之。

《內務部古物陳列所書畫目錄》第五卷著錄“元李士行《江鄉秋晚圖卷》”，有李國壽行書三行，署“覃懷李國壽”，鈐“李國壽印”（朱文）。此圖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據何傳馨文，圖卷拖尾二十七則題詩經考訂，順序依次為：陳深（1260-1344）、柯九思（1290-1343）、鄭元祐（1292-1363）、王時、李國壽、郭畀（1280-1335）、姚文奐（？-1348以後）、曹鑑（1271-1335）、趙由辰、薩都剌（約1300-約1350）、李淳、劉致（？-1328以後）、龔璛（1266-1331）等等。其中龔璛題署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薩都剌題據推知亦在此年，則此前包括李國壽在內的數人，題詩時間當在同年或略早。

又朱存理《鐵網珊瑚》載《雷雨護嬰圖》諸家題詠，中有署“青㫠李國壽”者。同時見於《雷雨護嬰圖》、《江鄉秋晚圖》的題詠者有李國壽、郭畀、曹鑑、龔璛四人。至正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漢嘉楊基題《雷雨護嬰圖》雲：

鄉先生題其卷者凡八人，而基之先大父處士府君、外祖中齋龔先生（謙按：即龔璛）手澤在焉。其六人，則響林陳先生者，先大父之忘年交；克明曹先生（謙按：即曹鑑）、天錫郭先生（謙按：即郭畀）、君輔青陽先生、用中俞先生、子泰堯先生，皆大父之友，而堯又先人授業之師也。……欲考題詠歲月，無所引據，撫卷燈下，徘徊久之。忽祖母驚視曰：“此予在京口時，汝祖嘗持以示我，其時汝父猶在襁褓，去今六十年矣。”

以此推之，龔璛、曹鑑、郭畀的題詠時間大致在成宗大德十年（1306），李國壽同此。據以上所考可知，李國壽生於元初，元代中期主要活動於江浙一帶，應與上舉龔璛、郭畀、曹鑑等人有交遊。據張政烺考證，嶽浚刊刻《九經三傳》在大德（1297-1307）末年，正與李國壽活動時代相同。又郭畀、鄭元祐等人均與嶽浚有交往，李國壽或亦如是。要之，嶽本行世不久即為國壽所得。《周易》、《尚書》、《毛詩》、《禮記》、《論語》、《孝經》、《孟子》七經皆其所藏。

“晉府書畫之印”朱方、“敬德堂圖書印”朱方、“子子孫孫永寶用”朱方皆明朱鍾鉉藏印。《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三引朱謀瑋《藩獻記》：“晉莊王鍾鉉，憲王之子，高皇帝曾孫，好博古，喜法書，刻《寶賢堂集古法帖》，今世所傳書畫多晉府章，即其人也。”李國壽舊藏《周易》、《尚書》、《毛詩》、《禮記》、《論語》、《孝經》、《孟子》七經皆為晉府所得。

“陳定書印”朱方、“陳氏世寶”朱方二印鈐蓋時間次之。檢《石渠寶笈》卷十“宋諸名家墨寶一冊”有“陳定印”、“陳以御”、“陳定書印”、“陳氏世寶”、“陳定平生真賞”諸印。此外，卷二十二“歷代名繪一冊”有“陳以御鑑定”印，卷四十四“元錢選秋江侍渡圖一卷”有“陳定畫印”。《石渠寶笈》所載藏品時有陳氏藏印，乃知陳定字以御，富於書畫之收藏。

又顧復《平生壯觀》卷一“神龍蘭亭”條雲：“金陵陳以御從太平曹氏得之。”卷二“黃庭堅”條雲：“《趙景道帖》……此季弟（謙按：即顧維嶽）物，為陳以御所豪奪。……壬申春復得一見，頓還舊觀，忽忽若昨日事，屈指不覺二十九年，已四易其主矣。”徐乾學為《平生壯觀》所作序、顧復《平生壯觀引》均署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即當此年，則陳定豪奪事在康熙二年。因知陳定為明末清初江寧人。所藏有《周易》、《尚書》、《毛詩》、《論語》、《孝經》、《孟子》六經。

《孝經》曾經武進唐辰（良士）收藏，“毗陵唐良士藏書”朱方、“晉昌秘笈記”白方、“唐”朱圓、“於辰”白方、“唐辰”白文、“良士”白文皆其藏印。唐氏與季振宜為姻親，彭元瑞《知聖道齋讀書跋尾》卷二《盡忠錄跋》雲：“餘獲見季滄葦所藏正德年初印《盡心錄》……有滄葦手跋。其夫人唐氏乃毘陵孝廉孔明父（謙按：唐宇昭字孔明，良士父）之女，荊川（謙按：唐順之）四世孫也。以是書見貽，朱墨皆荊川筆雲。”此《孝經》當亦為唐良士贈予季振宜。

其後陳定舊藏六經均為季振宜所得（其中《孝經》當得自唐良士）。季振宜《延令宋板書目》（嘉慶十年黃氏士禮居刻本）：“嶽倦翁《周易》（三本）、《詩經》（六本）、《尚書》（三本）、《孝經》（一本）、《論語》（一本）、《孟子》十四卷（三本）。”以藏印證之亦然。此後季振宜又得項篤壽萬卷堂舊藏《春秋》。

徐乾學所得有《周易》、《尚書》、《毛詩》、《論語》、《孝經》、《孟子》六經。《傳是樓書目》經部天字上格：“周易注，上下經六卷，晉王弼注，略例一卷，唐邢璹注，繫辭三卷，韓康伯注。三本。”當即嶽本《周易》。

又《藏園群書經眼錄》著錄清金鳳翔校明末毛氏汲古閣本《十三經注疏》，《周易兼義》、《毛詩正義》、《論語註疏解經》為“校嶽刻本”，皆有識語。其中《論語》識語云：“康熙丁酉（1717）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兩日，借相臺岳氏所刻校於樂安志雅堂。”所校他本識語中，有“丙申（1716）冬日貯書樓主人質得東海《纂圖互注禮記》”，“玉峰徐氏以宋槧《春秋正義》質於樂安貯書樓”云云，所謂東海、玉峰徐氏皆指崑山徐氏。徐乾學已卒於康熙三十三年（1694），質書者當為徐氏後人。貯書樓主人為長洲蔣杲，其子蔣元益（1708—1788）官至兵部侍郎，有《志雅齋詩鈔》。金氏校書時，元益尚幼，故知樂安貯書樓、樂安志雅堂為蔣氏父子沿用之齋名。金氏未明言所校嶽本是否亦為徐氏質於蔣氏者，僅將此事拈出備考。

諸經遞藏情況如下：

《周易》、《尚書》、《毛詩》、《論語》、《孟子》：李國壽→晉府→陳定→季振宜→徐乾學→內府。

《孝經》：李國壽→晉府→陳定→唐良士→季振宜→徐乾學→內府。

《禮記》：李國壽→晉府→內府。

《春秋》：項篤壽→季振宜→內府。

附：天祿琳琅藏八經諸家藏印表

李國壽

晉府

項篤壽

陳定

唐良士

季振宜

徐乾學

周易

“李國壽印”朱方

“晉府書畫之印”朱方、“敬德堂圖書印”朱方、“子子孫孫永寶用”朱方

“陳定書印”朱方、“陳氏世寶”朱方

“季印振宜”朱方、“滄葦”白方

“崑山徐氏家藏”朱長方、“乾學之印”白方、“健菴”白方

尚書

“李國壽印”朱方、“覃懷李氏”白方

“晉府書畫之印”朱方、“敬德堂圖書印”朱方、“子子孫孫永寶用”朱方

“陳定書印”朱方、“陳氏世寶”朱方

“季印振宜”朱方、“滄葦”白方

“崑山徐氏家藏”朱長方、“乾學之印”白方、“健菴”白方

毛詩

“李國壽印”朱方

“晉府書畫之印”朱方、“敬德堂圖書印”朱方、“子子孫孫永寶用”朱方

“陳定書印”朱方、“陳氏世寶”朱方

“季印振宜”朱方、“滄葦”白方

“崑山徐氏家藏”朱長方、“乾學之印”白方、“健菴”白方

禮記

“李國壽印”朱方

“晉府書畫之印”朱方、“敬德堂圖書印”朱方、“子子孫孫永寶用”朱方

春秋

“項氏萬卷堂圖籍印”、“紫玉玄居寶刻”白方、“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華看到半開時”

“季印振宜”朱方、“滄葦”朱方、“季振宜字詵兮號滄葦”朱方、“宋本”朱橢圓

論語

“李國壽印”朱方、“覃懷李氏”白方

“晉府書畫之印”朱方、“敬德堂圖書印”朱方、“子子孫孫永寶用”朱方

“陳定書印”朱方、“陳氏世寶”朱方

“季印振宜”朱方、“滄葦”白方

“崑山徐氏家藏”朱長方、“乾學之印”白方、“健菴”白方

孝經

“李國壽印”朱方

“晉府書畫之印”朱方、“敬德堂圖書印”朱方、“子子孫孫永寶用”朱方

“陳定書印”朱方、“陳氏世寶”朱方

“毗陵唐良士藏書”朱方、“晉昌秘笈記”白方、“唐”朱圓、“於辰”白方、“唐辰”白文、“良士”白文

“季印振宜”朱方、“滄葦”白方、“子祈”朱長方、“季大斗印”白方

“崑山徐氏家藏”朱長方、“乾學之印”白方、“健菴”白方

孟子

“李國壽印”朱方

“晉府書畫之印”朱方、“敬德堂圖書印”朱方、“子子孫孫永寶用”朱方

“陳定書印”朱方、“陳氏世寶”朱方

“季印振宜”朱方、“滄葦”白方

“崑山徐氏家藏”朱長方、“乾學御史”、“健菴”白方

二、現存嶽本五經

現存有“相臺岳氏刻梓荊溪家塾”木記、確然為嶽本者，僅有《周易》（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周禮》（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殘本）、《春秋》（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卷十九、二十配他本；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殘本）、《論語》（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孟子》（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五經。其中《周易》為四庫底本，說詳下文。《論語》、《孟子》即上舉“天祿琳琅”舊藏。

臺北故宮所藏《周禮》殘本原為民國國立北平圖書館舊藏（即所謂“平館書”），蝴蝶裝，存卷三二十八葉半，《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此殘本亦見於《文祿堂訪書記》、《中國善本書提要》，卷末有“相臺岳氏刻梓荊溪家塾”十字亞形木記。

此外，《舊京書影提要》收錄“宋刻零葉，行款與相臺岳氏刻五經同。舊清內閣書，見藏大連圖書館”。似無卷末葉留存，故不知有無相臺木記。《舊京書影》收錄卷四第二十葉左，亦為蝴蝶裝，經與《四部叢刊》影印明翻嶽本此半葉對比，雖無異文，但個別字形略有差異，零葉或亦為元刊嶽本。

民國間，史語所清理內閣大庫殘餘檔案，得《禮記》三葉（卷九《玉藻》第五至七葉）、《周禮》四葉（卷七《夏官》上第八至十一葉，刻工：王圭），雖皆殘葉，無木記可證，張政烺以其“楮如玉版，墨如點漆”，定為嶽本“原刻初印”。

清代內閣大庫所藏分為六庫，其中禮、樂、射、御四庫為檔案，書、數二庫為書籍。宣統元年（1909）大庫屋壞，移藏於文華殿兩廡，凌亂不堪。張之洞奏請以大庫書籍設學部圖書館，成為後來的京師圖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書的重要來源之一。當時曾委吳縣曹元忠（君直）、寶應劉啟瑞（翰臣）整理，編有《內閣庫存書目》、《內閣庫存殘本書目》、《內閣庫存圖籍》。今檢此三目及《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並無嶽本《周禮》，蓋此本於大庫檔籍移動散亂之時混於檔案之中，故未能隨大部書籍入藏學部圖書館。大庫檔案於清亡後幾經轉手，現在主要儲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原屬歷史博物館，存於故宮午門樓上的部分）、中研院史語所（購自李盛鐸，為羅振玉轉賣的部分）、大連圖書館（羅振玉留存的部分）。此外，經手者如同懋增紙店、李盛鐸等都曾留存、轉賣少量檔案。之所以回顧內閣大庫檔籍播遷的歷史，是因為筆者認為以上嶽本《周禮》殘本、殘葉皆內閣大庫舊藏之一本而星散者。此本最初混於檔案之中，其時當已殘闕零落，其後隨檔案輾轉各處，其中卷三殘本流出，故王文進得見，或經其手賣與平圖，時間當在1933年（《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出版）之前。其餘殘葉則隨檔案播遷分藏於史語所及大連圖書館。史語所購入檔案在民國十八年（1929）八月。羅振玉於1928年冬遷居旅順，前述《舊京書影》拍攝於1929年，羅氏捐出殘葉當在此間。

國圖《春秋》清末藏於臨清徐坊處，其後各冊分散，為周叔弢自庚午（1930年）春至丁亥（1947年）正月陸續收得，後捐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版刻圖錄》收錄，《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各卷末多有相臺木記。檢藏印有“玄同子邵桂子一之父章”、“睦邵桂子”白方、“桂子”白方、“邵伯子”白方、“壽樂老人章”白方、“雲間壽樂行窩”朱方、“壽樂行窩”朱方、“壽樂”、“壽樂堂”亞形印、“玄同/邵子”連珠印、“玄同”橢圓印、“玄同”鼎爐形印、“玄之又玄”朱方、“守吾玄”朱長方、“天光雲影”朱方、“甲戌/辛未己未/甲子”朱文亞形印（以上邵桂子印）、“徐健菴”白方、“乾學”朱方（以上徐乾學印）、“浦祺之印”白方、“浦氏揚烈”白方、“浦玉田藏書記”朱白文相間方印、“浦伯子”朱文橢圓印、“留與軒浦氏珍藏”朱方（以上浦祺（1733～1795）印）、“袁印廷檮”朱方、“五硯主人”朱方、“五硯樓”朱長方（以上袁廷檮（1764—1810）印）、“嚴傑借讀”白方（以上嚴傑（1764-1843）印）、“定府珍藏”朱方、“曾在定邸行有恆堂”朱方（以上載銓（1794-1854）印）、“古逸生”白方（印主不明）。

邵桂子字德芳，號玄同，嚴州淳安人。本姓吳，鞠於所養，因從其姓。宋鹹淳七年（1271）以博學宏詞登進士，授處州教授。國亡不仕，娶華亭曹澤之女，因家小蒸，為斯文領袖者四十年，八十二卒。戴表元曾為“古睦邵德芳”（謙按：北宋宣和三年改睦州為嚴州）撰《壽樂行窩記》，知“壽樂行窩”等印亦邵氏藏印。“甲戌/辛未己未/甲子”之“辛未”乃其登進士第之年。邵氏印記均鈐於各卷末，且多在木記之上，部分藏印形狀為與相臺木記類似的亞形、橢圓形等，如“壽樂堂”、“甲戌/辛未己未/甲子”等均為亞形印記。邵氏入元后所居之華亭與宜興臨近，李致忠認為“可能正是漢陽君嶽浚延致的名德巨儒中的代表人物，參與校刻群經”，當為合理之推斷。

此本卷十九、二十末無相臺木記及邵氏藏印，僅首葉鈐“古逸生”、“曾在定邸行有恆堂”二印，刻工（卷十九：袁、黃、吳、奎、武、鄭、高，卷二十：曹、吾、左、何、趙、於、劉、孫、吳、孟、文、馬、梁、朱、晏）與其他各卷不同，顯非嶽本。經核，此二卷刻工與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元旴郡重刊廖本《論語》、《孟子》，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刻《周禮》殘本（卷三末有鐘形墨記，未經刻字）均無相同者，而字型頗似嶽本，惟精整稍遜。《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定為明刻本。

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本存下半部十五卷，其中卷十六至十八、二十三至二十六、二十九、三十為元刊嶽本，餘以明翻本配補。卷十七、二十四至二十六、二十九各卷末有木記。黃丕烈、汪士鍾、陸心源遞藏。黃氏收藏時尚有卷一至六及卷十五，《百宋一廛書錄》雲：

其收藏圖書有“☴”一印、“沈士稱”一印、“滄浪漁隱”一印、“東父子”一印。卷下有墨書一行，雲“吳興沈巽士稱題”，前所載圖書皆其印也。通體塗抹不堪，其於卷端標明雲：“凡抹朱，文章；青，義理；黃，辭命；墨，大綱。”……又有“大章”一印、“冒鸞”一印，是收藏家非評閱之人矣。

按“沈士稱”當作“沈士偁”，《畫史會要》卷四：“沈巽字士偁，號巽翁，吳興人。山水宗吳廷輝，稍變其法，尤工雜畫。”《吳興備志》卷二十五“書畫徵第二十一”引《吳興畫苑》：“沈巽字士偁，精於繪事。嘗為曹孔章作《水晶宮圖》贈貝瓊，瓊作《水晶宮詩》。子孟均亦善畫。”沈巽編有《皇明詩選》二十卷，洪武三十年刻本，卷端題“吳興沈巽士偁編集/文林郎前太常典簿吳郡顧謹中校選”，有洪武三十年建安曹孔章序、檇李貝季翔序及沈氏自跋，沈跋後附刻“水晶宮”、“沈氏士偁”、“滄浪漁隱”三印，知沈巽為明初吳興人，“☴”、“滄浪漁隱”皆其藏印。又此本有韓應陛手書題記：“咸豐八年六月朔得之蘇州黃氏滂喜園。”知此《皇明詩選》亦曾為黃丕烈收藏，宜黃氏知其人也。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雲“嶽板，零配覆本，三十卷”，嶽本原刊存卷不詳，至《皕宋樓藏書志》則僅存卷十六以下。據阿部隆一調查，藏印除黃、汪、陸三家外，尚有“沈士林”、“沈士林氏”白文、“☴”、“滄浪漁隱”白文、“大章”朱方、“冒鸞”朱方、“憲奎”白文、“秋浦”朱文、“平陽汪氏藏書印”、“吳氏之章”、“名山”白文、“東□子孫”白文等。“沈士林”似為“沈士偁”之誤。“憲奎”、“秋浦”、“平陽汪氏藏書印”為長洲汪憲奎藏印，汪氏字秋浦，乃汪士鍾族人。又書眉有手書評註，傅增湘謂“審其筆勢，當是元人”，以黃氏《書錄》觀之，當即沈巽所批。

《論語》、《孟子》二經皆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遞藏情況已見於上文。《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三著錄二書，其中《論語》明言“每卷末印記‘相臺岳氏刻梓荊溪家塾’”，《孟子》則僅雲“岳珂荊溪家塾所刻”，未言木記之有無。故張政烺謂“若《孟子》亦無相臺木記，疑與《孝經》為同類，惜乎若存若亡，不可考驗矣”，誤以《孟子》無木記，非嶽本。今檢此本膠捲，凡十四卷，六冊，除卷八（末葉刻滿）外，序及各卷末均有相臺木記（圖一）。版心刻“孟幾”。書前《孟子題辭》頗有殘損，未印入《中華再造善本》。

圖三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嶽本《孟子》序後木記

現存嶽本（《周易》、《周禮》、《春秋》、《論語》、《孟子》）刻工，如何永言見於元大德間刻《磧砂藏》（刊於平江路磧砂延聖寺），朱子成、趙堅、葉子明、翁天祐、王圭見於元前至元中後期刻《普寧藏》（刊於杭州路餘杭縣普寧寺），可證張政烺所考確為不刊之論。

附：現存嶽本刻工

周易：子、方、毛、範、孫、杞、祀、章、張、王、拱、葉、弓、子明、圭、仲明、趙堅（趙、堅）、翁福（翁）。

周禮：王圭刊、守中、凌、史、忠、顧、吳、伯恭、金拱（金、拱）、何永言（何、永、言、永言）。

春秋：葉子明（葉、子明）、王圭（王、圭）、翁、子、方、範、朱、拱、李、翁壽昌、仁、趙堅（趙、堅）、日新、日、忠、盛忠、盛允忠、翁天祐（天祐）、朱子成（子成）、拱昌、馬良、奇、才、陳大有（陳）、凌、李生、毛。

論語：子、範、拱、翁福（翁）、王圭刊（圭）、何、永言（永）、王、方、仁。

孟子：範、翁、天祐、王圭刊（王、圭）、伯恭（伯、恭）、史、張守中（張、守中、中）、凌拱刊（凌、拱）、子、金、從善（從、善）、何、永、永言。

三、天祿琳琅舊藏《孝經》刊刻年代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著錄《孝經》，謂“亦岳珂荊溪家塾刻”。張政烺《讀〈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則雲：“《孝經》今歸建德周氏……雖非嶽刻，確出廖本。”

《孝經》民國間為周叔弢所得，民國十七年影刻，其後又用珂羅版影印，卷末確無木記。《四部叢刊初編》初版影印繆荃孫藏傳是樓影抄本，二次印本則改用周叔弢藏刻本。二本皆傳是樓故物，現均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影抄本即從此刻本出，但於卷末臆添相臺木記。張政烺考證雲：

天祿舊藏《孝經》今歸建德周氏者，行款字型雖似嶽本，而卷尾無牌記，每葉欄外無耳題為異。《天祿琳琅書目續編》按藏書印記《論》、《孝》、《孟》三書多相同，知流傳出一家，因定為嶽版，實則未碻。今考其版心所記刻工為“翁”與“壽昌”二種。按世綵堂《韓文》刻工有“翁壽昌”，屢見不鮮，亦或分離姓名為“翁”與“壽昌”，其簽字體式與《孝經》完全相同，因知此《孝經》出於廖刻，其原本必翁壽昌一手雕成也。相臺、旴郡重刻廖氏各經，版框外皆有耳題，必廖本本來如此。

又廖刻《左傳》每卷後有牌記，此皆無之。廖刻韓柳文版心下方分二層，下記刻工，上刻“世綵堂”三字，所開《九經》當亦如此。此《孝經》刊工上層界格雖存，而無“世綵堂”三字，且宋諱全不避，故不敢定為廖刻原本。

按，廖氏世綵堂刻《昌黎先生集》刻工確有“翁壽昌”，或作“壽”、“翁”等（圖四1A-1D）。然嶽本《春秋》卷二、卷五、卷六首葉刻工均為“翁壽昌”（圖四2A-2B），亦有單作“翁”者，簽字體式有二，一與《孝經》同（圖四2C與3A），一與《論語》同（圖四2D與4）。與《孝經》同者為翁壽昌，與《論語》同者為翁天祐（圖四2E）。《春秋》既為嶽本無疑，則不得以翁壽昌與刻《孝經》而否認其為嶽本。廖刻《九經》當在宋鹹淳間，去大德末不過四十年上下，翁壽昌或並與廖本、嶽本之刻。

又上文所列嶽本各經，並非每卷末均有木記。如《春秋》卷二十三末餘一行，卷二十一、二十二末餘二行，均無木記。《孝經》全書十六葉，卷末正文與尾題“孝經一卷”間僅餘一行，或因空間逼仄而未刻。且《孝經》亦有李國壽藏印，李氏所藏他經均為嶽本，《孝經》當亦如是。

圖四 世綵堂本《昌黎先生集》及嶽本《春秋》、《孝經》、《論語》刻工

覆刻本將原本刻工照刻，僅見於明正德、嘉靖以降復古風潮興起之後。《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翻嶽本《周禮》，“影覆工細，逼真原本，雖每卷末岳氏牌記不存，其版心所記刊工與靜嘉堂文庫所藏相臺《左傳》殘本同（如盛允忠、王圭、拱昌等，皆兩書互見），知確出於岳氏本也”。臺北故宮藏嶽本《周禮》（圖五），卷末有相臺木記，行款、版式、刻工確與明翻本（圖六）相同。王重民先生以此本校翻本，知翻本小注、音義多形似之誤。除《周禮》外，未見有現存翻嶽本將原本刻工照刻者。《孝經》亦有明代翻刻本，白口，四周雙邊，卷末有“湯仁甫刻字”一行。明翻嶽本《春秋》為白魚尾，版心刻“左傳卷某”，與原本不同，最易識別。

（圖五 臺北故宮藏嶽本《周禮》殘本）

（圖六 《四部叢刊》影印明翻嶽本《周禮》）

四、《四庫全書》本《周易注》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著錄“周易注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四庫總目》於其餘各經僅著錄註疏本，惟易類著錄此經注本，比較特殊。翁方綱曾為此書撰寫分纂稿：

周易注並略例十卷

眉注：每節下圈外小注之音是岳氏所增，非王弼所為也。注中間有音者，則在圈內。

謹按：周易注並略例，凡十卷，宋相臺岳珂刊本。每卷後有“相臺岳氏刻梓荊溪家塾”十字亞形方印。每頁末皆有“某卦”、“某篇”字，是倒折舊式也。每半頁八行，行十七字。珂之自述謂，證以許慎《說文》、毛晃《韻略》，視廖氏世綵堂本加詳。今世綵堂本罕見，而岳氏此本之精善，應存以為校核之資。其中縫書“易一”、“易二”之卷數，則通《九經》為一書之式也。應先存此一部之目，以俟岳氏《九經》刻本彙於一處，而或刊、或抄之。纂修官翁方綱恭校。

翁氏所撰提要其後雖未被採用，而底本當即此嶽本。文溯閣本書前提要（署“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與文津閣本書前提要（署“乾隆四十九年八月恭校上”）相同，較為簡略。文淵閣本書前提要（署“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頗詳，與《總目》提要亦有較大差異，後者蓋在前者基礎上覆加刪改而成。惟文淵閣本書前提要有涉及底本之處：

吳仁杰《古周易》稱弼以《繫辭》上下“傳”字，施之《説卦》前後二篇（原注：案仁杰主《隋志》《說卦》三篇之說，然今本從宋岳珂荊溪家塾本翻雕，《繫辭》以下實無“傳”字。）……弼及康伯注皆無音，此本之音全同《經典釋文》，疑岳珂採摭《釋文》散諸句下。今取便省覽，亦兼存之。

所謂“今本”非“此本”之意，此篇提要“今本”另凡四見，皆泛指今日通行之本，此處亦當如此。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周易注》與乾隆武英殿覆嶽本略加比對，可知庫本確是據嶽本抄錄，且未經校改，殿本改字之處在庫本中一仍嶽本之舊。此嶽本並非天祿琳琅所藏，而是經浙江巡撫採進，入四庫館之本。

民國間涵芬樓收得一嶽本《周易》，《涵芬樓燼餘書錄》著錄，藏印有“吳門周公瑕氏”朱長方、“六止居士”白方、“群玉山樵”朱方、“袁樞之印”白方、“袁伯應珍藏印”朱方、“翰林院典簿廳關防”滿漢文朱長方印。因知此本為明太倉周天球、睢州袁樞舊藏，乾隆間入四庫館，藏於翰林院，即上揭各閣《四庫全書》據以抄錄之本也。陳紅彥謂此本“卷三、六、十末葉有剜印處”。

孟森曾以涵芬樓藏嶽本與鐵琴銅劍樓藏宋經註釋文字對校，撰《相臺本週易校記》。此《校記》有幾處失誤，今拈出如下。《校記》：

歸妹卦首注“少陰而承長陽”，“承”十行本訛“乘”，阮校，宋本、古本、足利本作“承”，嶽作“永”，亦“承”之誤。今檢嶽亦作“承”，“承”字字型微與上下文不類，可知為翻刻時就原板所修改，與原板相臺本不同。而武英殿翻嶽本亦作“承”，後又無校語及之，又知武英殿刻相臺本，亦未必相臺原刻，恐與此修改之相臺同一本也……但小過九三注“小過之世”，據阮校，十行作“世”，嶽作“時”。今此相臺本亦作“世”，殿翻相臺作“時”而無校改之語，可知殿翻之祖本，正同阮氏所云，而此相臺本已屬翻刻校改矣。又既濟彖注“以既濟為象者”，“象”十行誤作“安”，阮校，嶽亦作“安”，而錢本、古本、足利本作“象”，宋註疏本作“家”，“家”即“象”之誤云云。殿翻相臺則校此文雲，“象”，武英殿註疏本作“安”。是祖本又實作“象”，而非阮氏所見之嶽本。又歸妹彖注“嫁而系姊”，“姊”字原誤，殿翻校改作“娣”，而十行阮校則雲，嶽同十行作“娣”，宋註疏本及古本作“姊”。此亦同殿翻祖本，而異於阮據之嶽本。又繋辭下陰卦多陽注“陰卦一陽”，殿翻校改“一”作“二”，十行作“二”，阮無校語。此則今相臺本同殿翻祖本，阮或漏校，未能定其必與今本異也。總之，此相臺本與武英殿所祖之相臺本、阮文達所校之嶽本，皆非一本。又宋諱全不避，可斷定為宋以後一種翻刻。

謙按：孟氏偶失檢殿本，如“承”殿翻嶽本實作“永”，此其誤一。阮元《周易註疏校勘記》所用“嶽本”為殿翻本，偶有不合，乃因阮校失檢殿本考證（如“象”字、“姊”字），誤以改字為原文，孟氏以為阮校另據一嶽本，並以此為據進行推論，此其誤二。孟氏所舉涵芬樓藏本與殿翻祖本不同之處，經核對，實際僅有兩處，即“少陰而承長陽”之“承”、“小過之世”之“世”。世，武英殿註疏本作“時”，翻嶽本或據改而未出考證。孟氏雲“‘承’字字型微與上下文不類”，今以影印本觀之，未能分辨。“永”為明顯誤字，或嶽本後有挖改，或殿翻嶽本誤刻，難以論定。

五、武英殿翻嶽本及其再翻本

乾隆四十八年正月，高宗於昭仁殿後廡建“五經萃室”以貯嶽本五經，並作《五經萃室記》以紀其事。高宗隨即於正月內下旨，令永璇等“選員仿寫刊刻，並令校訂群經，別為考證，附刊各卷之末”。至本年十一月，武英殿翻刻五經完竣，裝潢呈覽。

其刊刻步驟是，先選派四庫館繕籤處的費振勳、羅錦森、王錫奎、王鵬、金應璸、胡鈺、吳鼎颺、孫衡、虞衡寶九人據嶽本原本摹寫，再交武英殿上版刊刻。武英殿翻嶽本各卷末均於版匡外下方刻一長條狀書耳，內刻“內閣中書臣費振勳敬書”、“進士臣王鵬敬書”、“舉人臣金應璸敬書”等字樣。《周易》書前刻《五經萃室記》，各經前刻高宗為各經所題詩。翻刻本將原本所鈐包括天祿琳琅諸印在內的歷代藏印一併摹刻，行款、版式、點畫一仍原本之舊。惟原本版心所標書名、卷數極為簡略，如《周易》作“易幾”，《春秋》作“秋幾”（亦有作“某（公）第幾”者），殿本改作“周易幾”、“春秋幾”，並於版心上方刻“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宋本”。

高宗下旨時即令“校訂群經，別為考證”，但嶽本考證似成於翻刻完成之後。以《春秋經傳集解》為例，卷一考證：“十年，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注：明翬專行，非鄭之謀也。〇‘鄭之謀’當作‘鄧之謀’……原本‘鄭’字乃‘鄧字’之訛，依殿本改正。”卷五考證：“十四年，沙鹿崩。注：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〇案《晉書·地理志》元城屬陽平郡……原本及諸本訛作‘平陽’，今依殿本改正。”卷五考證：“獲晉侯以厚歸也。注：君將晉侯入。〇案此乃秦伯自言，不當用‘君’字，蓋系‘若’字之訛，據殿本改。”卷六考證：“晉侯在外十九年矣。注：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二十六年。〇案，十七年、十九年合之得三十六，‘二’字乃‘三’字之訛，依殿本改。”正文均有明顯的挖改痕跡。（圖七）今檢《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嶽本《春秋》，此四處均與未挖改前文字相同。

圖七 武英殿翻嶽本正文挖改痕跡

嶽本考證參校之本有北監本、汲古閣本（考證或稱“閣本”）、武英殿本、永懷堂本等，且多參用毛居正《六經正誤》之說。嶽本書前所附《春秋年表》、《春秋名號歸一圖》則校以通志堂本，並參考《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各條考證出文均為嶽本原文，凡經考證嶽本有誤者，翻刻本均改字（即《五經萃室聯句序》所謂“較嶽刻而掃葉無訛”），且多有考證未明言改字而正文已改者。阮元校《十三經注疏》，嶽本五經用武英殿翻刻本，即有因此而誤以翻刻改字為嶽本原文者。如《周易·歸妹》彖注“嫁而系姊”，嶽本考證“諸本作系娣”云云，未明言改字。阮校雲：“嶽同十行本作娣。”誤信翻嶽本，未核考證出文。

據《書目答問》，殿本有江南、貴陽、廣州、成都四種翻本，《補正》又有南昌熊氏影印本。《郘亭知見傳本書目》雲：“道光中，貴州、廣東皆有翻本。”《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整理本錄佚名眉批三條：“福建翻本有璽印而不精，近日印本尤漫漶。”“江寧書局翻本無璽印，頗佳。”“戊戌歲在京，見廠市各書肆俱有廠刊本五經，價十金一部，而印本漫漶，據說為道光年間所印。”

據此則翻殿本凡六：道光貴陽書局、道光廣州書局、成都書局、福建書局、琉璃廠、江南書局（即佚名眉批之江寧局）。光緒二年江南書局翻本與原殿本的差別主要是：一、版心無“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宋本”字樣；二、卷端無李國壽、晉府、季振宜、徐乾學、天祿琳琅諸印；三、字型較殿本秀麗；四、卷末無書人姓名（如“進士臣王鵬敬書”等）。（圖八） 中華書局影印《四部要籍註疏叢刊·尚書》，其中嶽本斷版與江南局本相同，則底本可知矣。更有甚者，此本竟將匡外書耳修掉。

圖八 嶽本《周易》原本、乾隆翻刻本、光緒翻刻本對比

六、結論

張政烺之後，學界對“嶽本”一直缺乏深入細緻的版本研究。以往對“嶽本”的認定，多著眼於相臺木記的有無，並無對刻工的全面梳理考察，藏印的著錄更是闕漏極多。而刻工、藏印恰恰是考察嶽本刊刻時間、判斷是否嶽本的重要因素。嶽本刻工見於元大德間刻《磧砂藏》及前至元中後期刻《普寧藏》。收藏者李國壽、邵桂子均與嶽浚同時，且所居臨近，很可能與嶽浚有交往，皆足為張政烺結論的重要佐證。天祿琳琅《周易》、《尚書》、《毛詩》、《禮記》、《論語》、《孝經》、《孟子》七經皆李國壽所藏，六經皆有木記，《孝經》雖無，仍可定為嶽本。如此則嶽本原本現存《周易》、《周禮》、《春秋》、《論語》、《孝經》、《孟子》六經。其中《周易》為四庫底本，《春秋》為邵桂子舊藏。《論語》、《孝經》、《孟子》為李國壽舊藏，後入“天祿琳琅”者。《周禮》為內閣大庫舊藏，當為明文淵閣之書。《尚書》、《毛詩》、《禮記》三經雖無原本存世，尚有乾隆武英殿翻刻本可供利用。殿翻本雖極力描摹原本，但有改字處，必須檢核卷末考證出文，以免誤以殿本改字為嶽本原文。今日研治版本之學，條件極為便利，前人無法寓目的版本多經影印，眾多資料庫可供檢索，故而應該綜合利用文獻記載、藏印、刻工、文字校勘等手段，從細節考證入手，復原版本的真實情況。

（作者簡介：張學謙，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後。本文原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15年第3期。限於篇幅，分為兩次推送並省略註文，引用請以原刊為準，本文公眾號內容轉載自歷史文獻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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