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奎：長沙東漢簡牘所見“紙”“帋”的記載及相關問題

對中國古代造紙技術起源問題的爭論，由來已久，至今莫衷一是。潘吉星的研究最為細緻和全面， 解決了中國造紙技術史上很多關鍵性問題。植物纖維紙之前是否存在絲質紙，也是學界爭議較多的問題。 考古發現為這一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不久前公佈的長沙五一廣場和尚德街東漢簡牘中，分別出現了“紙”“帋”的記載，由於它們與“蔡侯紙”年代相近，透過對比，或許將促進相關問題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故此，本文不揣譾陋，論述如下，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斧正。

一、長沙東漢簡牘所見“紙”“帋”的記載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2010編號CWJ1③：263-11的木兩行記載：

貴，汝何從得紙？貴曰：我於空籠中得之。初疑貴盜客物，即於壽比籠瘦（搜）索，見壁後有繒物。初問貴是何等繒。貴曰：不知。初曰：汝見持繒紙，素言不知？即收縛貴，付

從紅外圖版看，整理者對相關文字，尤其是“紙”字的釋讀是正確的。目前公佈的資料中，與此件內容相關的還有：

木兩行2010③：261-23：置初舍籠中。十月廿五日出之市，還不知繒五十五匹所在，詣御門亭長丁壽告，壽收毄初。少名萇，不處姓，萇辤：盜十五匹，不知餘所在，疑初與萇共盜壽。書到考實奸詐正處言，則祉

竹簡2010CWJ1③：263-52：府書曰：男子趙壽辤：□□錢七萬一千，不解止男子䓗初舍，壽以錢市繒五匹

木兩行2010CWJ1③：263-86：卿市繒當有主名。壽墨不應。明廿七日，趙壽與未央俱去初舍，不僱初籠僦直。初謂壽、未央：卿來止出入一月，不當僱樵薪直？壽曰：我亡物，非能復謝卿。壽移止曲平亭部

上述簡牘所涉及的人物與事件性質相同，它們應屬於同一事件的文書，其主要內容是：趙壽於初舍租籠“市繒”，丟失五十五匹繒所引起的一系列追查、審訊等司法活動。木兩行2010CWJ1③：263-11詳述了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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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問、收縛貴的情況，所涉及的物品主要有“紙”“繒”“繒紙”等。從案情分析，貴涉嫌盜得的“繒物”等，應當就是趙壽所“市”之“繒”。由於存在缺簡，該案具體細節尚無法復原，但“紙”的出現，應當引起重視。

《長沙尚德街東漢簡牘》出現了“帋”的記載，木牘101背面：“帋五十枚，百七十五。”木牘198正面：“十二月六日□□蔡……”；背面：“蔡□□□千六百六十。” 有學者指出：“‘蔡’後一未釋字當是‘矦’，即‘侯’。其下一未釋字疑是‘帋’，即‘紙’。如此，簡牘文獻似首見‘蔡侯紙’記載。” 這一意見值得重視。木牘198正背兩面字跡均較為模糊，“蔡”字下整理者未釋的兩個字，應是相同的文字。緊接著“蔡”的那個字釋為“矦”，可從。但下一字更加模糊，不易辨認。從“六”等字的書法看，木牘101和198的書手可能並非同一人，但木牘101的“帋”與198“蔡”字下第二個未釋字的結構相同，釋為“帋”的意見，可從。此外，《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也出現了“行

五十枚”的記載。

中國古代寫書載體主要有甲骨、金石、簡牘、縑帛、紙等材料。從甲骨到紙，書寫載體經歷了巨大的發展與變化。東漢屬於書寫載體的簡帛時代，在這一時期簡牘上發現“紙”“帋”的記載，對探討造紙術與書寫制度發展史等問題具有重要意義。為此，首先要搞清楚的問題，就是長沙五一廣場、尚德街與東牌樓東漢簡牘所見“紙”“帋”，是同一文字的不同寫法，還是性質不同。

二、長沙東漢簡牘所見“紙”“帋”的性質

傳世文獻中關於紙的記載不少，如《後漢書·蔡倫傳》載：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鹹稱“蔡侯紙”。

再如《太平御覽》卷六〇五引王隱《晉書》曰：

魏太和六年，博士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詰》，其《巾部》雲：紙，今帋也，其字從巾。古之素帛，依舊長短，隨事截絹，枚數重杳，即名幡紙，字從系，此形聲也。後和帝元興中，中常侍蔡倫以故布擣剉作紙，故字從巾。是其聲雖同，系巾為殊，不得以古之紙為今紙。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紙，絮一也。從糸，氏聲。”清段玉裁注曰：

各本訛笘，今正。下曰潎絮簀也。潎下曰於水中擊絮也……按造紙昉於漂絮，其初絲絮為之，以薦而成之。今用竹質木皮為紙，亦有致密竹簾薦之是也。《通俗文》曰：“方絮曰紙。”《釋名》曰：“紙，砥也。平滑如砥。”

由此可見，根據傳世文獻的記載，紙可分絲質的縑帛紙、絮紙和植物纖維紙兩類三種。那麼，長沙五一廣場、尚德街與東牌樓東漢簡牘所見“紙”“帋”分別是哪種性質的紙呢？據張揖《古今字詁》記載，因性質不同，“紙”“帋”的寫法也不相同，前者表示絲質紙，後者表示植物纖維紙。尚德街木牘所見“帋”，因與“蔡矦”等文字一同出現，可以確定是植物纖維紙。東牌樓木牘所見“帋”，從字形判斷也應是植物纖維紙。由於“紙”“帋”的不同寫法最終統一為“紙”，故此五一廣場簡牘“紙”是絲質紙還是植物纖維紙，需要對相關材料進行辨析。

與尚德街、東牌樓記載“帋”的木牘性質不同，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紙”的記載出現在司法文書中。在這一案件中，初等質問貴“何從得紙”，貴回答“於空籠中得之”。由於簡文殘缺，為何貴的回答導致初對貴產生懷疑不得而知，但初與壽逐籠搜查的結果是在籠壁後發現了“繒物”。繒，絲織品的總稱。《說文解字·糸部》：“繒，帛也。從糸，曾聲。”《急就篇》：“服瑣緰㠿與繒連。”唐顏師古注曰：“繒者，帛之總名，謂以絲織者也。”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中出現了專門經營各類絲織品的商鋪——“繒肆”，如：

木兩行CWJ1③：325-1-28：錢十五萬。到其十五年中，壬與覆買竹遂裡宅一區，直錢四萬六千。不處年中仲昌買上頭繒肆一孔，直錢十二萬；復買下頭繒肆一孔，直錢八萬。有大奴柱、婢益。益產。

木兩行2010CWJ1③：246：鄉當又興令前已。當、王、覆中分仲餘財均調。覆得利裡宅一區、大奴柱、小奴胡、下頭繒肆一孔。王得竹遂裡宅一區、大婢益、小奴秩、上頭繒肆一孔。當如興決。

“上頭繒肆”“下頭繒肆”等絲織品商鋪的出現，表明當地絲織業水平較高。本案中趙壽與未央於初舍租籠的目的正是從事絲織品的買賣。所以，無論是文字本身的含義，還是案件的具體背景，均表明初與壽在籠中搜查所得的“繒物”包含各類品種不同的絲織品。為了核實貴所言是否屬實，初又質問貴籠中具體是“何等繒”。《廣韻·等韻》：“等，類也。”“何等”連用，表示疑問。如《漢書·外戚傳》：“（曹）宮曰：善臧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荀悅《漢紀·成帝紀》記載：“（孔光）休沐兄弟宴語，終不及省中事。或問溫室中樹皆何等木？光默然不應，更答以他語，其重慎如此。”類似用法，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中還有：

木兩行2010CWJ1③：202-6：下宮宗苛問男子何等人。二男子曰：本連道，姓王名英，一男子鄧官等八人聞是閒

木兩行2010CWJ1③：261-2：卒任釘俱在門，桑鄉男子番幹輸租，從倉持米一斛出門，爵宮苛幹代何等米，幹便棄米走去，爵宮令釘逐幹，不及。釘還徙□置（？）其

“何等”連用在傳世與出土文獻中反覆出現，表明它是當時的一種習慣用語。就本案而言，在搜查出“繒物”之後，初繼續盤問貴繒的具體種類。出乎意料的是，貴居然回答“不知”。這種情況下，初質問貴“汝見持繒紙，素言不知”，即貴持有籠中“繒物”的“紙”，但卻不知道籠中“繒物”的具體種類，顯然貴的陳述與事實之間存在矛盾，因此初等將貴收縛了。從搜查及訊問情況分析，貴所持有的“紙”也出自籠中，自然是籠中“繒物”的一種，也就是說它的製作原料是絲。

從目前所發現的相關司法文書分析，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所見的“紙”當為絲質紙，由於簡文並未涉及它的使用方式，這種絲質紙究竟是一種書寫載體，或僅僅只是絲織品的一種，目前無法明確判斷。即便如此，絲質紙的存在，在紙的發展史上，仍具有重要意義。

三、從“紙”到“帋”的演變與植物纖維紙的普及

睡虎地秦簡已經出現“紙”字，《日書》：“人毋（無）故而

（發）撟若蟲及須（鬚）

（眉），是是恙氣處之，乃

（煮）

（賁）屨以紙（抵），即止矣。”整理小組注：“賁，麻。賁屨，麻鞋。扺，《說文》：‘側擊也。’一說，讀為抵，義為投。” 錢存訓認為：“此處的‘煮屨以紙’，可有兩種解釋：一為‘煮草鞋以成紙’，因此以草履製成的紙可能有迅速驅邪的作用。另一說，‘以紙’也可能解釋為‘以紙掩蓋’或‘以紙覆蓋發上’，可有驅邪、避穢、立即見效的作用。” 劉樂賢根據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以履下靡（磨）抵之”之句，認為當讀“紙”為“抵”。 此說可從。雖然這個“紙”字是否能解釋為絲質紙或植物纖維紙，仍存有疑問，但“紙”字字形的出現，應有一定的歷史背景，具有重要意義。錢存訓指出：“不論如何解釋，從‘糸’的‘紙’字出現在這一早期的考古文獻上，對紙的起源問題，卻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實。”

《漢書·外戚傳》：“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顏師古注引孟康曰：“蹏猶地也，染紙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鄧展曰：“赫音兄弟䦧牆之䦧。”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晉灼曰：“今謂薄小物為鬩蹏。鄧音應說是也。”顏師古曰：“孟說非也。今書本赫字或作擊。” 如果孟康注是正確的，那麼“赫蹏”實為染了色的“紙”“素”。“素”是絲帛，這裡“紙”“素”並列，說明“赫蹏”“紙”的本質均為縑帛一類的絲織品。宋趙彥衛在總結歷史上書寫載體演變時，指出：“秦漢末，用縑帛，如勝廣書帛內魚腹，高祖書帛射城上。至中世漸用紙，《趙後傳》所謂‘赫蹏’者，注云‘薄小紙’，然其實亦縑帛。”

出土文獻中亦有“赫蹏”的記載，敦煌馬圈灣漢簡974簡：“正月十六日因檄檢下赤蹏與史長仲賚己部掾”。裘錫圭將“赤蹏”解釋為“赫蹏”，這一觀點得到了胡平生的支援，並用籾山明《魏晉樓蘭簡之形態》關於封檢與紙關係的研究成果，指出：“這種封檢與紙張配合使用的情形，過去的研究者不知道，由於裘錫圭先生正確地釋讀了馬圈灣漢簡簡文，籾山明

結合

樓蘭文書中的簡紙實物資料加以考證，我們終於弄清它們之間的關係，這對於瞭解簡紙混用時期二者的關係是很有意義的。” 不過，馬圈灣漢簡“赫蹏”到底是絲質紙還是纖維紙，僅從簡文並不能做出判斷，籾山明的研究反映的是魏晉植物纖維紙普遍使用後的情況。

結合

《漢書》顏師古等人的注，馬圈灣漢簡“赫蹏”是絲質紙的可能性較大。

關於赫蹏的質料，勞榦認為：早期的紙是用絲絮黏成的，也就是所謂赫蹏，在西漢的晚期已經有了。東漢明帝時經傳已用紙來寫，這當然不是薄小紙的赫蹏，而是赫蹏以外的紙，很可能已用絲以外的材料造紙了。到和帝晚年，蔡倫為尚方令，始採用魚網造紙之方法。因此造紙之法更加進步。這樣對於一切的史料才不致相互衝突。陳槃對《說文》等文獻考證之後指出：“紙之造作，不始於蔡倫。倫以前未嘗無紙，但質料有不同耳。王範之儔，誤以為造紙自倫。”

勞榦、陳槃認為紙並非始自蔡倫，蔡倫之前，可能存在絲質絮紙，其與蔡倫採用樹膚、麻頭、敝布、魚網所造植物纖維紙，在質料上有本質差別。因為絲絮的粘連性較差，植物纖維紙之前是否存在絲絮紙一直有爭議。不過，長沙尚德街東漢簡牘的一則材料可能會改變這種看法，簡085記載：

這個木牘是一份物資統計文書，所記“上事奏”“槧”“上事囊”等，與書寫材料或貯存簡冊工具有關。“絮”，《說文解字》：“絮，敝緜也。”段玉裁注：“敝緜，孰緜也，是之謂絮。凡絮必絲為之，古無今之木緜也。”“絮”可以作為衣被等物的內部填充物，如睡虎地秦簡記載某裡士伍乙被盜竊的一件複

衣，用料“五十尺，帛裡，絲絮五斤

（裝）”。《漢書·文帝紀》：“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 作為填充物的“絮”，其衡量單位是“斤”。尚德街東漢木牘所記“□絮”的單位是“枚”，可見其功能與作為填充物的“絮”有別。《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太后以冒絮提文帝。”裴駰《集解》引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說苑·正諫》：吳王夫差“遂蒙絮覆面而自刎”。“冒絮”“蒙絮”的製作原料當以絲絮為主，作為頭巾，其形態必然是片狀的。如果這裡“□絮”也是片狀物，其數量單位用“枚”來表示，是合適的。它可能是經過再次加工，被修治成與書寫或包裝等裝飾材料相適應的形態，這也說明絮的利用方式是多樣的。

結合

《說文解字》與《古今字詁》對“紙”字的解釋，古人在漂絮過程中，逐漸認識和掌握絮紙的製造方法是符合邏輯的。

考古發現了不少西漢紙的實物，如陝西西安灞橋漢墓、甘肅額濟納河居延漢代遺址、陝西扶風中顏村漢建築遺址、甘肅敦煌馬圈灣烽燧遺址、甘肅天水放馬灘漢墓、甘肅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等地均有古紙出土的報道。 潘吉星透過對出土西漢紙的研究，認為：“它們有力地反駁了魏晉南北朝時人張揖、范曄等人提出紙是蔡倫發明的說法，證明公元前2世紀的西漢初年就已有了紙……證明蔡倫前的紙既非縑帛，亦非絲質絮紙，而是地地道道的植物纖維紙。” 雖然考古資料反映西漢已經有了植物纖維紙，但是由於受社會客觀需要的程度及植物纖維紙製造技術是否成熟等因素的制約，植物纖維紙的普及當是東漢中晚期以後的事。蔡倫並非植物纖維紙的發明者，但他作為造紙術的改進者，順應了時代發展的要求，促進了植物纖維紙的普及。張揖進獻《古今字詁》的時間是魏太和六年（232），他對“紙”“帋”因質料差別所致字形差異的區分，是有歷史根據的，這從五一廣場簡“紙”與尚德街簡、東牌樓簡“帋”字形結構的區別得到有力的證實。

長沙五一廣場簡牘的時代主要為東漢中期偏早的和帝至安帝時期，出現的最早年號為章和四年，實為永元二年，即公元90年；最晚年號為永初六年，即公元112年。 尚德街簡牘的時代，以東漢中晚期為主，出現的年號為“熹平二年”“光和四年”， 即公元173年和181年。蔡倫的生年史書並未詳載，一般認為他生活的年代為公元63年至121年之間。 蔡倫進獻“蔡侯紙”的時間是元興元年，即公元105年。由此可見，五一廣場簡與蔡倫改進造紙術的時代相當，尚德街簡則略晚於“蔡侯紙”時代。

故此，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所見“紙”的記載，反映這時仍存在絲質紙。在蔡倫完成對造紙術的改進之後，植物纖維紙的生產技術得以提高，到東漢中晚期植物纖維紙的生產與使用已經較為普遍，為了與絲質紙相區別，於是使用“帋”字來指代植物纖維紙。這也就是尚德街簡“帋”“蔡侯帋”的書法均使用“帋”這一字形的原因。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111簡：“□□百枚，□□十枚，□□廿枚，□□一薄，行五十枚。”整理小組注：“‘行帋’之‘行’，應作通行、通用解。”由於存文漫漶不清，此簡所列其他器物的名稱多難識別，但“帋”字從“巾”是明確的。此簡出自東牌樓J7第三層，從出土器物判斷，J7大致時代在東漢末期，使用年代應在桓帝至靈帝末期。可見，“帋”字在東漢中晚期以後，確曾廣泛使用過。而所謂“行帋”，可能是指當時比較流行、通用的紙，說明東漢末期植物纖維紙的使用具有了一定的普遍性。

在植物纖維紙逐漸普及的同時，絲質紙則很快式微了。到曹魏以後，人們已經分不清楚絲質紙和植物纖維紙的差別。故此張揖在《古今字詁》中對“紙”“帋”字形的差別及內涵作了界定，所謂“糸巾為殊，不得言古紙為今紙”也。後來人們將“紙”“帋”統一寫作“紙”，故此造成了歷史上是否存在絲質紙等問題的爭議。我們認為紙的歷史實際上經歷了兩大階段，即絲質紙階段與植物纖維紙階段。紙的概念，隨著歷史的發展，分別可以與絲織品剪裁而成的縑帛紙、絲質絮紙和植物纖維紙等內涵對應。故此，《後漢書·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的記載是有根據的。同時，關於絲質絮紙的說法，也是可信的。

從技術角度而言，受絲絮在竹上粘連成片狀薄膜的啟發，人們開始採用含有植物纖維的新材料造紙，主要包括石臼搗碎、鐵釜蒸煮、紙模抄紙等加工程式。 由此可見，製造植物纖維紙的核心技術，即用紙模將搗碎的紙漿抄成紙，與漂絮時絲絮在竹粘連成片狀薄膜具有本質的聯絡。為了與絲質“紙”相區別，人們將植物纖維紙寫作“帋”。在植物纖維紙逐漸普及、絲質絮紙式微之後，“紙”與“帋”的區別無人再深究，如《廣韻》曰：“帋”同“紙”。因此，長沙五一廣場、尚德街與東牌樓東漢簡牘所見“紙”“帋”的記載，對於理解和溝通縑帛紙、絲質絮紙、植物纖維紙之間的名實關係與技術淵源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

四、結語

紙的歷史包括絲質紙和植物纖維紙兩大發展階段，其中絲質紙又分為縑帛紙和絲質絮紙兩種形態。戰國秦漢時期書寫載體主要是簡帛，最初根據記事的需要，將絲帛剪裁成某種固定的形態，稱之為“紙”。這種縑帛紙成本較高，不能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需求。在長期漂絮的過程中，人們發現一些弊絮在竹上積結的薄膜，可以作為書寫載體，雖然由於自身的特點，導致它作為書寫載體並不十分理想，但是作為漂絮的副產品，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社會中下層書寫的需求，故此，被人們所接受和利用，其製造技術也逐漸成熟。因為其主要功能與縑帛紙相同，所以也被稱作“紙”。

西漢甚至更早，植物纖維紙已經與縑帛紙、絲質絮紙並存。睡虎地秦簡《日書》“煮賁屨”等史料反映社會對植物纖維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其利用形式和方法可能已經比較成熟和多樣了。人們很容易受絲絮紙製造方法的啟發，利用在日常生活中早已熟知的植物纖維進行造紙。但由於書寫材料的使用主要侷限於

政府

文書及少數社會上層人士之間，整個社會對廉價植物纖維紙的需要並不迫切。

隨著教育形式多樣化和規模的擴大、地方上以經學傳承為特徵的世家大族逐漸形成等因素的影響，社會整體文化水平提高，知識進一步向社會中下層普及，社會上對書寫載體的需求量日益增長，利用來源更加廣泛、成本更加低廉的新材料代替昂貴的絲絮造紙成為歷史的必然趨勢。於是，改進植物纖維造紙術成了當時社會的迫切需求。在這一社會背景下，蔡倫對植物纖維造紙術的改進，使紙的生產滿足了社會發展的需求。質言之，社會需求是技術進步的根本原因之一。蔡倫對造紙術的改進與植物纖維紙此後逐漸普及是東漢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表現。

紙的用途廣泛，不過作為書寫載體這一主要功能，是其之所以名曰“紙”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說，雖然材質已經變化，但植物纖維紙仍延續了“紙”這一名稱，就是因為它們具有本質相同的製造技術與一致的功能，只是為了表示與絲質紙質料的不同，將由植物纖維所造紙的字形定為“帋”。隨著絲質紙的式微及植物纖維紙的普及，“紙”“帋”字形上的區別在日常使用中逐漸被忽略，並最終統一為“紙”字。

附記：本文最初據《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寫成，《長沙尚德街東漢簡牘》《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壹）（貳）出版後，又進行了補充與修改。寫作過程中，得到了卜憲群先生、蔡萬進先生、凌文超先生、蘇俊林先生、馬力先生等師友的指導與幫助；匿名評審專家亦提出了中肯的

建議

，特此一併致謝！

作者：符奎（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邊疆研究院，講師

文章來源：《中國史研究》201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