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記·佞幸列傳》為切入點，淺論古代帝王複雜的情感與人生

佞幸之人，是歷史上一類特殊的人群。司馬遷說：“非獨女子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在司馬遷眼中，佞幸之人的最大特點就是一個“媚”字，不僅可以像女子那樣以色媚，還可以用言辭、行為、技藝等來取悅於君主，這在他的《佞幸列傳》中記錄得十分詳細。以媚取幸，這與中國古代傳統士大夫的道德是不相符的，所以後世的史家在“佞幸”之後又加上“小人”二字，使其褒貶意義更加明晰。要對佞幸之人作研究，第一步就應該知道什麼樣的人才是佞幸之人，所以我們要對“佞幸”的字面意思作一番考察。

首先，我們把“佞幸”這個詞拆開來，看看“佞”和“幸”分別是什麼意思。《說文解字》說：“佞，巧餡高材也。”從這個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出“佞”有兩個方面的意思：一是要有言語技巧，以迎合君主，博取歡心；二是要有較高的才能，即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長。

“幸”的意思比較簡單，指得到寵幸。如果把“佞”和“幸”兩字結合起來，是一個動補結構的合成詞，“佞”是這個詞的中心語，表示動作和行為，“幸”補充說明這一動作產生的效果。“佞”、“幸”兩字相輔相成：“佞”是“幸”的方法和途徑，“幸”是“佞”預期達到的目的。

佞幸及其與權貴的特殊關係，西漢以前便已出現，如春秋戰國時代的彌子暇與宋君、龍陽君與魏王、嫪毐與秦始皇的母親趙太后等。西漢時期的佞幸同樣較多，他們因自身色相或才能讓皇帝產生感官上的愉悅和心理上的依賴，進而獲得極大寵信。太史公首次為這類人特別是西漢的佞幸列傳，是為《佞幸列傳》。因此，本文將以《佞幸列傳》為切入點，探討西漢佞幸的政治影響及產生的社會根源。

一、西漢佞幸產生的政治影響

西漢佞幸憑藉君主所賦予的非正常的政治權力，或以壟斷鉅額的經濟財富； 或以左右君主的行政措施； 或以干涉後宮事務和繼承權問題； 甚至是自己直接把持朝政，排斥異己。太史公在《史記·佞幸列傳》中記載了鄧通、韓嫣、李延年以佞幸之身份在政治上深受重用的事蹟。如鄧通以佞幸之故擔任上大夫，並且獲得自行鑄幣之權； 韓嫣以佞幸之故擔任將軍，掌握軍隊並且曾乘坐天子車駕出行； 李延年以佞幸之故佩兩千石印，參與國家禮樂的制定；。司馬遷的《佞幸列傳》中佞幸事蹟只是西漢佞幸政治影響的一個開端，在漢武帝之後的時代中，佞幸的政治影響力更是愈演愈烈，這也是整個西漢一代在政局上的一個重大弊端。

佞幸能直接干預君主的政策決定，由於君主對於其鍾愛的佞幸在情感上的超親密關係，反映在政治上對佞幸們的意見十分看重。因此，佞幸們對一些政首先，佞幸能直接干預君主的政策決定，由於君主對於其鍾愛的佞幸在情感上的超親密關係，反映在政治上對佞幸們的意見十分看重。因此，佞幸們對一些政治決策往往能起到扭轉乾坤的作用。比如漢高祖時的佞幸籍孺和漢惠帝時期的閎孺，兩人皆極度受到皇帝的寵幸，公卿大臣往往要透過此二人來上書諫言，傳達意見：

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 孝惠時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

佞幸們控制住皇帝與大臣間的溝通渠道，其政治影響力不言而喻。漢惠帝時，平原君朱建救闢陽侯審食其免於死罪也是靠佞幸之力得以力挽狂瀾。惠帝惱怒於呂后寵幸審食其，打算殺了他，滿朝公卿都沒辦法改變惠帝的決策，而朱建正是透過佞幸閎孺改變了惠帝的決定：

“（朱建） 乃求見孝惠倖臣閎孺，說之曰： ‘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闢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闢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闢陽侯言於帝？ 帝聽君出闢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閎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闢陽侯。”

以此可見，漢初君主的政治決策在佞幸手中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因為其與皇帝的親密關係更容易使皇帝接受他們的意見，這是外廷大臣所沒有的政治優勢。

而佞幸掌握了富可敵國的財富力量，所謂“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管仲的這段話深刻指出了經濟財富對於一個國家的重要程度，而其中貨幣正是經濟財富意義的一種直接體現，豐厚的貨幣經濟儲備對一個國家是至關重要的。而佞幸卻能依靠君主寵幸從國家經濟儲備中佔有鉅額的財富，甚至是達到富可敵國的地步。

其中最為出名的則是漢文帝時期的鄧通，漢文帝時因相士言鄧通有餓死之相，文帝居然賜鄧通蜀地銅山，允許他有自鑄貨幣之權，鄧通因自行鑄幣而富可敵國。 “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另一位私自鑄幣的是宗室吳王劉濞，“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他以此積累的財富奠定未來七國之亂的物質基礎，鄧通以一介佞幸而有與宗室親王相似的經濟實力，可見其權力之重。幸而鄧通性格謹慎、未敢逾越，若是以此財富交通王侯、培植黨羽，其勢力與吳王劉濞相比怕也是不遑多讓。

佞幸財富之多也反映在其生活上的奢靡無度。《西京雜記》中記載 ：“韓嫣好彈，常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為之語曰 ‘苦飢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輒拾焉。”韓嫣把黃金當作石子一樣用彈弓打飛的奢靡行為令人瞠目結舌，同時側面也反映韓嫣財富之巨。另一位佞幸董賢則是利用皇帝賞賜的財富，將府邸裝飾如同皇宮一般奢華，“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

由此可見，佞幸依靠君主寵幸而佔有大量國家財富，生活奢靡無度，如鄧通更是擁有鑄幣權這一政府獨有的經濟權利，這無疑對國家財政經濟發展產生了極大危害。

二、西漢佞幸發展的社會根源

一者，佞幸在西漢社會的逐步發展，與西漢的整一者，佞幸在西漢社會的逐步發展，與西漢的整個社會狀況息息相關。佞幸群體的權力來源於封建皇權，就彷彿是樹木從土壤中汲取養分一般。隨著皇權的不斷強化， 滋養佞幸發展的土壤會變得更加肥沃，佞幸能從皇權中得到更多庇護。

自秦統一天下以來，建立了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皇權得到了極度加強。西漢承秦而立，即所謂“漢承秦制”，封建皇權的強化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是漢武帝時期，透過實行中朝、獨尊儒術等措施，封建皇權的發展更是達到了新的階段。隨著皇權的不斷強化，佞幸便可以從強化的皇權中獲取更多的保護和更大的權力，透過以下例子我們可見一斑。

如漢文帝時的丞相申屠嘉以大不敬為名將文帝寵臣鄧通召至丞相府，打算將其治罪處死，文帝派使者救了鄧通，為之辯解道： “此語弄臣，君釋之。”鄧通獲救後也是心有餘悸地向文帝哭訴： “丞相幾殺臣。”漢初之時，雖然丞相擁有很大的權力，對佞幸還有一定程度的制約，但也不能像管仲一般不顧君主的意願而誅殺或驅逐其寵幸之佞幸。

到了漢武帝之後的階段，皇權進一步發展，佞幸在皇權保護下，其行為更加肆無忌憚，外部大臣能夠制約處置佞幸的行為也幾乎不存在了，反而是出現向佞幸奉承諂媚的怪現象。如漢哀帝時孔光與佞幸董賢併為三公，但孔光卻對董賢恭謹奉承，不敢失禮。“光雅恭謹， 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 望見賢車乃卻入。”同樣作為丞相的孔光對待佞幸的態度與之前的管仲和申屠嘉已經迥然不同，追根溯源，這正是封建皇權不斷強化而對佞幸的保護縱容力度也逐步上升的結果。

再者，西漢建立初期，採取休養生息的政策，經過七十多年的努力，西漢的經濟狀況有了極大的改善。 從“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的經濟窘境到“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的盛世繁榮景象。而經濟狀況的繁盛也導致從朝廷到民間的奢靡之風盛行，“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僣於上，無限度。”當時的人們都渴望獲得富貴，相互攀比，追求享樂。

社會經濟的興盛，社會上奢侈之風的盛行為佞幸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社會經濟興盛意味著皇帝可賞賜佞幸的財富大大增加，如鄧通獲賜銅山鑄幣，石顯一次性獲得漢元帝賞錢一萬萬之多，董賢所得賞賜更是數以億計，甚至從漢哀帝手中獲得很多宮廷秘寶。佞幸透過所獲財物又可以在社會上過奢靡的生活，這無疑對那些鑽營取巧之人是極具吸引力的，因而導致朝廷上下對皇帝奉承諂媚之人與日俱增，社會之上奢靡佞幸之風盛行。

三、佞幸產生的自身內在需要

西漢時期，佞幸之人的出現除了上述社會環境給他們提供了適合他們生長的土壤之外，最根本的是佞幸之人自身的需要在起作用，這是引起佞幸之人動機的內在因素。對於佞幸之人的產生來說，處於最低階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己經解決，所以，真正發揮作用的是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這即是說，這些佞幸之人是在逐步實現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中，變成“佞幸”的。這也就是佞幸之人形成的內在動因。

佞幸之人在職業上是政府官員，身在官僚隊伍中的他們，當然期望能夠融入到上流社會和朝廷的高官集團當中去，以滿足歸屬與愛的需要。但是僅憑個人的孤軍奮戰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實現這種需要的，因為這些佞幸之人都有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陷：要麼年紀太輕、資力太淺、威望太低，如韓嫣、董賢等，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不能和朝廷大臣分庭抗禮。要麼才學不足，沒有安邦定國的能力，如鄧通等人，“無他技能”，不能和朝廷大臣相提並論。要麼是身份低微，受過腐刑的閹人，如李延年、石顯等，他們“大質以虧，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為榮”氣在當時社會是被人看不起的，所以也不可能加入到朝廷的高官集團。

在這種情況下，佞幸之人把目光放到了皇帝身上，因為只有皇帝才能給他們以高官厚祿，讓他們在朝廷中佔有一席之地，歸屬到朝廷高階官僚集團中來，滿足其歸屬與愛的需要。當歸屬與愛的需要被滿足之後，尊重的需要也隨之而來。

由於佞幸之人是依靠皇帝的寵幸而被封官，這和當時的道德標準是不一致的，因此他們即使當了官，加入到了朝廷的官僚集團，也會受到大臣們的非議甚至侮辱。如鄧通在丞相申屠嘉面前只露出了一點不遜之色，就被強令到叢相府，受到申屠嘉的責罵和侮辱。這些不尊重會使佞幸之人產生自卑和無能的感覺。他們要消除這種不快的感覺，受到別人的尊重，就必須依靠皇帝的寵幸。比如董賢依靠漢哀帝當上了大司馬，連丞相孔光也要對他唯唯諾諾、不敢與之抗禮。因此，只有進一步取悅皇帝，受到皇權的蔭庇，才能免受侮辱，在皇帝的提攜下獲得更高的官位，別人就會尊重自己，儘管這些尊重有的不是發自內心，而是畏懼皇權或是佞幸之人的權力，但表面上尊重的樣子也就足以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佞幸之人尊重的需要。

當尊重的需要得到滿足之後，新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也就出現了這種需要要求佞幸之人發揮潛力，成為理想中的那個人。佞幸之人的理想和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想法一樣，就是要成為擁有顯赫的權勢和無窮的財富的人。他們一方面盡力獲取皇帝的歡心，另一方面拉攏其他支援自己的大臣，以維護自己的地位和財富，滿足自我實現的需要。因此，佞幸之人產生的真正動機是在於自身需要的滿足。

結語：

司馬遷的《史記·佞幸列傳》首開佞幸這一階層之先例，後世史學家也開始效仿，佞幸成為各代史學家所研究的一個固定人群。而司馬遷筆下的西漢王朝之佞幸更反映其時代特性，正如張大可先生指出的： “佞幸是指皇帝身邊的弄臣，卑劣委瑣自不足論。但他們善於察言觀色，取悅人主，左右人主意志，在不知不覺中干預國家大政，以至於佞幸之風波及朝中大臣，這是專制政體必然產生的一種弊病。司馬遷為佞幸立專傳，就是要暴露和批評這一弊病。”

佞幸群體在西漢一代極其興盛， 反映的是他們依靠皇帝寵幸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有極大特權的弊病，而造成西漢佞幸興盛局面的根本原因則在於當時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思想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西漢佞幸干政的惡劣影響同樣警示我們當代用人機制選拔人才不能因親而用，因愛而用，不能將自己的個人情感作為考慮用人的首要條件，應當是人盡其才，物盡其用。

參考文獻：

《漢書·佞幸列傳》

《秦漢史》

《西漢皇帝的怪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