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聞鼓：直訴制度的代表，為傳統司法提供補救，體現社會情理文化

之前的熱播劇《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中，曾多次出現擊打登聞鼓鳴冤的情景。比如，顧廷燁罷官奪爵後還被處以流配之刑，而盛明蘭為救夫君，身著誥命服敲擊登聞鼓喊冤，之後才終於柳暗花明。足見，登聞鼓在其間的作用，只是劇中人物擊鼓鳴冤的做法有歷史依據嗎？

其實，登聞鼓制度由來已久，之後經過了歷代的發展和豐富，逐漸成為了中國傳統社會中直訴制度的代表。登聞鼓在歷史上有著清晰的發展脈絡，它的淵源可以追溯到上古三代；其中先秦時期是它的原初時期，漢晉時期是它的初創時期；到了北宋登聞鼓制度得到了健全和發展，成為當時兼行政與司法於一身的制度，反映了這一時代的以皇權加強為核心的官僚體制與世風民情之變。

並且，登聞鼓制度在傳統司法體系中意義重大，發揮著民間伸冤、糾正司法的重要作用。登聞鼓制度作為獨特的司法程式，成為封建官僚體系中國家與民間社會取得聯絡、獲取民意的重要途徑，可以說擊登聞鼓就是鳴冤，鼓聲就是民意。可見，登聞鼓成為了中國傳統法律體系外情理文化的載體，對當時社會中傳統的司法體系進行了補救，也體現了中國社會的情理文化，

第一，登聞鼓的歷史發展脈絡

登聞鼓制度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時間，與中國歷史發展密切相關。登聞鼓的發展脈絡大體可分為：原初時期——先秦，初創時期——漢晉，成熟時期——唐宋，直至尾聲時期。登聞鼓制度的產生和逐漸完善，顯示了中國法律體系的內在精神和文化軌跡，更體現了中國古代統治者對於民聲民願的重視。

1，登聞鼓的原初時期———先秦

先秦時期是登聞鼓制度的原初時期。上文已經見到提到了，登聞鼓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三代，其雛形就是上古時期的旌木、禹湯之法。比如，《大戴禮記》記載了：“旌木之言”、“禹時五音之鼓”、“ 湯時之鞀”，這些都是勸誡君王的方式，也是登聞鼓制度的雛形。之後先秦時期的“路鼓”和“肺石”就已經初具了“鼓”的形態，也是“擊鼓鳴冤”的開始。

其中，“路鼓”是西周時期的民間上訴途徑。路鼓通常被設定在門下，如果民間之人有冤情的話，就可以選擇以擊鼓的方式為自己鳴冤，官員會進行受理。比如，《周禮》記載：“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說的是路鼓設定在皇宮門外的路邊，鼓聲響起的時候就會有人去處理案件。這就是後期登聞鼓制度的原始雛形，後世的設鼓伸冤是對西周路鼓制度的演變和豐富。

只是，登聞鼓制度的前身還有“肺石”。所謂“肺石”就是指赤色的石頭，《周禮》記載：“以肺石達窮人，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慾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意思是“肺石”的存在就是為了幫助窮苦的百姓申訴冤情的，只要司法不公，百姓就可以站在肺石之上，會有專門的官吏聽取他的冤情，會對失責的官吏問責。這樣的制度保障了民間百姓的心聲可以直達上層統治者。所以，“路鼓”和“肺石”的本質，都是為了保證冤情得以昭雪，民意上達天聽，就司法程式而言已經屬於“直訴制度”，這樣的性質，也被後世的“登聞鼓”制度所吸納。

2，登聞鼓的初創時期———漢晉

漢至魏晉，是登聞鼓登上法律舞臺的初創時期。漢朝推行了“周鼓上言變事”的制度，為民間覲見開放言路，只要民眾有冤情就可以伸冤，且具有合法性，足見漢朝時期的“周鼓上言變事”已經初步具備了後代登聞鼓制度的核心要素和外在形式。因為，它所管轄的訴訟案件範圍也有了巨大的提升，包含了民間互告、民告官、民告奸等多種具體型別，不再像前代一樣廣泛。擊鼓在漢代已經成為了解決百姓冤屈的途徑和司法救濟程式，是對尋常法律的補充。

此後，北魏時期在闕門懸掛登聞鼓，允許鳴冤者擊鼓鳴冤，直接上訴。這也代表著“登聞鼓”一詞的出現。比如，《魏書》記載： “世祖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到了南北朝時期，登聞鼓作為定製延續使用。是讓百姓表現民意的快速通道，這也是封建帝王體民情的表現。漢以降至南北朝，是登聞鼓制度的初立階段，登聞鼓的名字正式出現，也被視為國家制度開始使用。

3，登聞鼓的成熟時期———唐宋

唐宋時期是登聞鼓制度的成熟時期。隋唐時期登聞鼓制度得以穩定發展和使用，比如，《隋書》記載：“聽撾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隋朝的法律直接將登聞鼓制度定為解決民間冤案的途徑，百姓可以過登聞鼓“錄狀”解決。到了唐朝登聞鼓制度更加的細緻化和成熟化，設立了聞鼓和匭院兩個系統，雖然未見設登聞鼓機構，但機構設定和執行機制相較於前代卻更加完善。甚至，民間百姓可以透過擊打登聞鼓而直接面君，唐高宗時期就在東都、西都都設定了登聞鼓為了方便百姓們上訴，官員若是不受理登聞鼓上訴被視為杖責，而這樣的設定也督促了官員們受理案件時要秉公執法。比如，《唐律疏議》記載： “主司即須為受，不即受者，加罪一等。”同時，唐朝的登聞鼓制度也有了具體的規定，民間透過登聞鼓直訴的案件，必須保證安慶屬實，若不屬實的話，擊鼓人會被杖責；並且，不可越官告發，這保證了官員理事的意義，也促進了登聞鼓制度的成熟和徹底定型。

而宋朝繼承前代的登聞鼓制度，並且設定了專門負責登聞鼓的機構。這也意味著登聞鼓制度的更加成熟，宋代設立了登聞鼓院，比如，《宋史》記載：“登聞檢院，隸諫議大夫。登聞鼓院，隸司諫、正言。”到了淳化三年宋代還曾設了理檢司，比如，《理檢使》記載：“令登聞、 鼓司進狀人有稱冤濫沉屈者，即引送理檢院審問。

需要注意的是，宋代的登聞鼓、檢兩院受理的是各級機構處理未善的案件。按照程式，地方的進狀人必須是有經過縣、州、 轉運使受理未善的事時方許上言；並且，在進狀程式 中，登聞鼓院與登聞檢院構成同一鏈條，登聞鼓院在登聞檢院之下，百姓”未經鼓院者檢院不得 收接“。綜上可見，宋代的登聞鼓、登聞檢院、理檢院構成了三級受狀機構，意味著宋代的登聞鼓院更加的機構化、專員化、程式化。

而宋代的登聞鼓制度的受狀內容也有了更大範圍的延伸。宋代登聞鼓、檢兩院實際受理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事務：一是受理上訴，和很多影視劇中所演的那樣，百姓把各級機構處理的不平案件上訴到登聞鼓院；二是受理舉告，多為舉報官場不公、舉告官員失職或枉 法、舉告他人謀反或違法，這都是對朝政有利的方面，只是登聞鼓制度也成為一些人打擊異己的工具，比如趙普派親信做宋太祖賞識的馮瓚的私奴，暗地收集馮瓚的過失，然後”擊登 聞鼓訴瓚“；三是議論政事；四是集體請願；五是自薦，擊登聞鼓也是一些有奇才異能者毛遂自薦的途徑，比如《宋史》記載：”舉進士，不得解，詣登聞自陳。“說的就是一個叫做盧之翰曾利用登聞鼓自薦。另外，登聞鼓制度也有一些處罰規定，比如《職官分紀》記載：”違 者依法科罪。“透過登聞鼓訴訟的內容不實的話要受到懲處。可見，登聞鼓制度的確是對傳統法律進行了很大程度上的補救。

並且，在宋代呈遞到鼓、檢兩院的進狀都由皇帝直接審閱，其他官員不能代看，由帝王身份的至高無上保證了登聞鼓制度對傳統法律的補救，比如右司諫範諷就組織了宋仁宗想讓晏殊帶看訴狀的做法：”非上親覽決可否，則誰肯為陛 下極言者。“而宋代的皇帝在審閱完以後再委派官員處理，也有一定的章程，保證了訴狀內容不被洩露，也體現了登聞鼓制度是官僚系統以外國家聯絡民間社會、獲取民間社會資訊的重要途徑。宋代的登聞鼓制度如此成熟，是皇權得到加強的體現，也體現了宋代法律中注重社會情理文化，是當時儒學復興下關愛百姓的結果。

4，登聞鼓的尾聲時期———明清

登聞鼓的尾聲時期———明清。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同時也是中央集權走向巔峰的時期，而這有意味著中國封建社會的法律文化逐步走向自閉化和專制化，期間登聞鼓制度雖然仍然實行和發展，但是卻卻逐步僵化，隨著中國封建社會一起走向了尾聲。比如，明代雖然沿用了登聞鼓制度，在皇城午門設有登聞鼓，但是卻對登聞鼓的啟用做了嚴格的限制，如有不實之處會被施以重罪，還規定了戶婚、鬥毆相爭等的案件不可擊鼓。因為，明代規定對法律判決不服的人可以到監察御史處含冤，經過監察御史的允許才可以擊打登聞鼓。足見，明代的登聞鼓使用程式十分的嚴苛。

而清代延續了明代對登聞鼓制度的嚴苛規定，擊鼓需有極大的”苦冤“。到了光緒28年，登聞鼓制度甚至直接被廢除了，登聞鼓制度也就此結束。從登聞鼓制度的歷史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登聞鼓制度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作為對傳統司法制度的補救，以一種直訴制度的形式為百姓表達冤屈提供了通道，其目的在於強化宮中與府中、皇權與政權乃至百姓的聯絡。登聞鼓制度是古代封建帝王廣開言路、開張聖聽的機構，是藉助百姓之口，透過擊鼓直達天聽的方式對傳統官僚體系的監督和警示。

第二，登聞鼓制度的司法實踐，歷代處理的典型案件，體現其實踐作用

透過上文可知，登聞鼓制度是民情上達、糾錯冤假錯案的重要制度。也是中國古代直訴制度的代表。登聞鼓制度不僅是民間擊鼓鳴冤的保障，也是保證司法公正的制度，是中國古代司法救濟的重要途徑。這和登聞鼓制度的直訴性質有關，作為上訴機制，如果百姓遇到重大的冤情，可以不拘泥於常規的訴訟程式，直接擊鼓告御狀，它在歷朝歷代都處理了典型案件，發揮了它的實際作用。

1，登聞鼓制度處理的典型案件：吉翂盡孝、元吉伸冤、李嘗救父

登聞鼓制度處理的典型案件一：吉翂盡孝。比如，《梁書》記載：”吉翂，父為吳興原鄉令，為奸吏所誣，逮詣廷尉……其父理雖清白，恥為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敕付太常旌舉。“說的是一個叫做吉翂的人，他的父親被奸詐的官吏誣陷，其父被誣陷後一心求死，吉翂為了救自己的父親擊打登聞鼓，之後經過審理，他的父親冤情被洗雪。足見，登聞鼓制度是保證司法公正的制度，讓百姓伸冤有路。

登聞鼓制度處理的典型案件二： 元吉伸冤。比如，《宋史》記載： ”京城民王元吉者，母劉早寡，有奸狀……又懼元吉告之，遂遣侍婢訴元吉病將死。推吏受劉賂掠治……元吉令妻張擊登聞鼓訴之，上怒，韓昭裔、宋廷煦悉坐免所居官。“說的是一個叫做王吉的人，他的母親與人有姦情，因為怕王吉告發而誣告王吉，官員收受了王吉母親的賄賂判了王吉有罪，之後王吉的妻子擊打登聞鼓，使得王吉一案昭雪。足見，登聞鼓制度是民間伸冤案的重要途徑。

登聞鼓制度處理的典型案件三： 李嘗救父。比如，《宋史》記載：”開封女子李嘗擊登聞鼓，自言無兒息，身且病，一旦死，家業無所付。詔本府隨所欲裁置之。李無它親，獨有父，有司因系之。李又詣登聞，訴父被縶。“說的是開封有個女子叫做李嘗，她得了重病因為只有父親一個親人，所以想要將自己的產業託付給父親，但是其父親被冤入獄，李嘗敲登聞鼓為父親鳴冤成功。足見，登聞鼓制度是民間伸冤案的重要途徑。

2，登聞鼓制度處理的典型案件，體現了登聞鼓制度的作用：伸冤有路與梳理情理

透過以上登聞鼓制度處理的三個典型案件，可見登聞鼓制度的實踐作用。而登聞鼓制度的實踐作用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伸冤有路與梳理情理。

2.1伸冤有路

一方面，登聞鼓制度的實踐作用為伸冤有路。這和登聞鼓制度的本質有關，上文已經講到，登聞鼓制度是國家許民言事、施民以德的制度，是對傳統司法的補救制度，也是百姓鳴冤的直訴制度。而在吉翂盡孝與元吉伸冤、李嘗救父案中，就反映了登聞鼓制度為百姓提供了鳴冤的途徑，體現了登聞鼓制度使得百姓伸冤有路，監督了執法官員不可肆意妄為，也為糾正冤假錯案提供了途徑。反映了冤情可以上達天聽，是統治者以民為本理念的體現，是國家給予民間伸冤的一種保障。可見，登聞鼓制度作為許民伸冤的實際作用十分突出。

2.2梳理情理

另一方面，登聞鼓制度的實踐作用為梳理情理。這也和登聞鼓制度的本質有關，登聞鼓制度是封建社會的直訴制度，而直訴就意味著可以不走尋常的司法途徑鳴冤，這是中國封建社會法律中對社會情理文化的體現。比如，上文提到的李嘗救父一案就是李嘗孝心的體現，而此案冤情得到洗雪，是國家法律在正確裁決案件的同時，對於李嘗孝心的慰藉，中國傳統司法情理文化的體現。比如，吉翂盡孝案中，《宋史》記載君主也由衷發出的”禁系淹久，甚可憐也“的感嘆，也正君主的種情感，對案件的洗雪有一定的助力，這也是中國傳統司法情理文化的體現。所以，登聞鼓不僅是一種對司法不公的情理修復，更是中國封建法律重視情理的體現。

三、登聞鼓制度的施行意義

1，登聞鼓制度有和諧性，維護了社會的統治秩序

首先，登聞鼓制度有和諧性，維護了社會的統治秩序。登聞鼓制度是中國歷史下的產物，他的實施給百姓傳達出一種觀念：伸冤有路，登聞鼓制度的存在有了順民達聖、理順民怨的意義。而這樣的觀念有利於穩定百姓心中的不平之心，也對於不法者有很大的震懾，使得法治執行得以和諧，對於維持社會的穩定有一定的作用。同時，登聞鼓制度的施行也考慮到了一定的社會情理，將國法與情理相融，使得登聞鼓在糾正司法不公的同時，也考慮到百姓的情感需求，將人治與法治進行了融合，對於維護社會的統治秩序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2，登聞鼓制度，體現了法律的民族性

其次，登聞鼓制度，體現了法律的民族性。登聞鼓制度誕生之初，就是為了方便百姓伸冤，是民間百姓表達意願的產物，之後經過歷代的發展和豐富，登聞鼓制度成為了中國文化和中國民族智慧的結晶。登聞鼓制度的直訴形式，為百姓抒發情理提供了渠道，上文提到的幾個案件中，”吉翂盡孝、元吉伸冤、李嘗救父“都體現了重視孝道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社會倫理的體現。而擊鼓訴冤的方式，也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求正義、重民意的傾向，更是中國”公道人心“觀念的體現。所以，登聞鼓制度彰顯了中國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體現了法律的民族性。

總結

綜上所述，登聞鼓制度是中國直訴制度的代表，既為傳統司法提供了補救，也體現中國傳統社會的情理文化。因為，登聞鼓制度的產生和發展，和中國歷史息息相關，經歷了原初時期、初創時期、成熟時期、尾聲時期，而它在形成過程中蘊含了中國法律體系中重民心的內在精神。並且，登聞鼓制度作為司法實踐，在歷朝歷代都處理了典型的案件，發揮了實際的作用，並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伸冤有路與梳理情理。值得注意的是，登聞鼓制度的施行也有一定的意義，不僅維護了社會的統治秩序，還體現了中國傳統法律的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