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從丞相制度看漢朝王權變遷

漢朝丞相制度是三公九卿制度的一個縮影，尤其在漢朝初期，丞相幾乎是權傾朝野的存在，對於穩固朝局，發揮大臣在國家治理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不可否認的是，丞相制度在當時的確有著諸多好處。丞相制度鼎盛是在西漢初期，而中後期便開始走向衰落。對於身在其位的大臣來說，來自統治者的重用、限權變遷，背後唯一的原因都是加強統治者自身的統治力量，進一步實現中央集權化。

出於王權需要時，丞相自然是最得力的左膀右臂。可當丞相獨大時，又是王權最大的威脅，其中總要尋求平衡所在。如此，在我們深入探尋漢朝丞相制度變遷就能從側面的深入瞭解。

漢代丞相陳平劇照

一、丞相制度簡介

丞相制度並非漢朝獨創，始於秦朝。在秦朝建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官僚組織中，一個重大措施便是在中央政府內部確立了丞相制度。當時，丞相這一名號來源於

“掌丞天子，助理萬機”

，正所謂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由此，歷朝歷代朝堂之上，丞相始終都是輔佐君王最有話語權的朝臣。

秦朝之前的朝代，比如戰國時期，各個國家中也有與丞相職能類似的朝臣存在，說法、稱謂也各有不同，而

“丞相”

作為正式官名乃秦朝獨創，出現於

“相也者百官之長也”

，這種看法得到朝堂公認之後，發展至漢朝，協助天子

“助理萬機”

的丞相，於其他三公、六卿在執政方面有著天壤之別。

西漢初期，漢承秦制，丞相制度在秦的基礎上進一步變化和發展，朝堂專門為丞相設有丞相府，府內還設立丞相屬官，協助丞相處理政務。而丞相的主要職責就是

：推薦選拔官吏，彈劾、誅罰百官，主管郡國上計與考課，總領百官奏事， 封駁、諫諍。總結起來，西漢前期丞相的權勢是很大的，的確是“一人之下，百官之上”的狀態，極具生殺、封奪大權

。

所以，丞相的職權主要在兩個方面：

一是用人，二是出謀定策

。從這兩個方面來看，丞相的職權無疑是為政的要害，所有千頭萬緒的政事都和這兩個方面有關，其職事繁重，自不待言。

在漢初權傾朝野的丞相制度，都是由當年漢高祖開創漢朝之時的有功之臣，他們對於漢朝是忠心耿耿的，漢朝初期，國力凋敝，以丞相為首的肱股之臣鼎力將漢朝推向鼎盛，所以，丞相在朝堂之上更是護國功臣的存在。對於當時的文武百官，能成為丞相就如同王室的眾位繼承人能有朝一日登基一般重要。

漢代的四位帝王

二、丞相制度變遷過程

朝堂之上，

“花無百日紅”

是眾所周知的規律，這一點也印證了帝王家背後對於權力深深的忌憚。所以說，想要全面瞭解漢朝的丞相制度，除了丞相本該具備的職能和權力，最要明晰的就是漢朝丞相制度的變遷。

在漢朝初期，丞相的人選多是功臣、外戚，因為他們在漢朝建立初期功勳卓著，也就具備了極重的話語權。所以，漢初的丞相都是位極榮尊，權傾朝野的。這一點，也要配合著漢初的帝王面對百廢待興的天下，他們更願意集結有志之士，讓天下人感受到漢朝不同於秦王朝的獨斷專行，將治理權迴歸朝廷，也將那些忠心耿耿的臣子把治國熱情發揮到極致。

由此，漢初之時，朝堂上以丞相為首的百官積極性很高，更是時刻以擔負天下百姓安危為己任。但是，無形之中，丞相的權勢太過巨大，甚至可以取代帝王一手掌管朝政，這一點對於日後丞相與帝王之間的相處埋下了深深的隱患。

就這樣，在西漢前期，丞相制度開始趨於完善，帝王賦予了丞相登峰造極的權力。來到漢武帝時期，朝堂之上出現了

“權移主上”

的局面，丞相的權力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帝王在朝堂的統治力度，這一點在專制制度中是絕對不允許的，與政權旁落、帝王傀儡無疑。

而從丞相任職人員本身來看，當年，建立漢朝的功臣、列侯、外戚的實力都已經慢慢消亡殆盡，丞相當時得以依靠的資本和社會基礎都幾乎不存在。尤其在公孫弘以儒術自布衣入相後，朝廷對於丞相選任的格局也發生了變化，更多的年輕有為之士進入了統治者的眼中，這群人雖然能力超凡，但是，號稱“布衣丞相”的要員，他們的政治基礎、背景並不會讓帝王引起忌憚。相反，這些朝堂的後起之秀更為仰仗帝王，與之前的丞相與帝王的關係卻更為疏遠，由此，漢朝帝王也在歲月推進中慢慢收復權力到自己的手中。

與此同時，漢武帝時期，丞相的權力開始被內朝官和尚書等勢力分割，加上失去了之前丞相的高深背景，後起之秀的地位隨之降落。

漢代丞相竇嬰劇照

以漢武帝為代表的漢代成熟時期，內朝官包括大司馬和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給事中等六種加官，這些官職的本來職掌均為顧問應對、議論政事、諫諍、拾遺、宿衛皇宮等。因為有著特殊的職能分配，這些內官的地位與帝王之間是極為微妙的存在。一方面，他們不同於朝堂之上的公卿百官，另一方面，他們也不同於侍奉帝王的僕役之官，但是，內官為帝王成立了另外一個

“小朝廷”

，他們會接受皇帝的顧問、議論朝事、參與決策，這一方面決定了內官與帝王的關係更為緊密，加上他們的學識淵博，也就成為了當時的漢代帝王背後的智囊團。

由此，面對前朝，內官既會給帝王分擔憂慮、出謀劃策，還不會分割帝王權力，這一點，對於當時帝王已經開始忌憚的丞相而言，就是權利上的分割。畢竟，封建時期，帝王的看法就是真理，其他眾人只是刀俎魚肉的命運。

具體看來，丞相權力分割分為幾大方面。自霍光以後，內朝首領均處於輔政地位，侵蝕了丞相的輔政之權。漢武帝以後，軍事之權完全歸於以將軍為首的內朝，侵蝕了丞相的軍事之權。對於外朝官員，內朝首領也有相當大的干預權，甚至對外朝首領如丞相、大司馬、大將軍等也可以左右其任免，侵蝕了丞相的人事行政權。內朝牢牢地控制了作為國家政事中樞組織的尚書，排斥了丞相對尚書的領導，外朝丞相成為內朝政令的執行者，侵蝕了丞相參知機務權與對國家大事的決策權。

除此之外，不僅內朝官侵蝕了丞相職權，而且尚書也在一定程度上侵蝕了丞相的職權。

其一，尚書職典國家樞機之事，君主之詔令由尚書下達，群臣之上奏由尚書總領；其二，尚書代表皇帝任命百官，侵蝕了丞相在百官任免方面的權力；其三，尚書侵蝕了丞相對公卿百官的考課與監督彈劾之權。

綜上所述，西漢時期相權的變遷經歷了一個從漢初的獨相制到武帝以後內朝、尚書等勢力對丞相職權進行侵蝕的過程。由此，從漢武帝代表的漢朝中期之後，丞相也真正來到了沒落、名存實亡的政治地位。

灌夫大罵田蚡

三、丞相制度變遷根本原因

如果單從漢朝時期統治者不斷改良的統治梯隊構架來看，最需要人才也最為忙碌時期就在百廢待興之時，在當時丞相為首的朝政可以創造奇蹟，為何後來的帝王還是大費周章地建立內朝以及啟用更多的官員職位，多少有些多此一舉的意味。

看待封建王朝歷史推演，所有的主線都離不開中央集權，也就是說，一切有利於與帝王把握實權的行為都是正確的，哪怕丞相可以振興天下，但是過多地分割帝王權力，就是一種一定要逐步打擊的物件。

從以上這兩方面來看，漢初的丞相因為自己的權傾朝野，所以有些居功自傲，不自而然地會在朝堂上出現高高在上的狀態，而在帝王看來，自己才是掌管天下權力的人，丞相如此分割權力，

“臥榻之旁豈容他人安睡”

的心理也就會慢慢培養出來。

另外一個十分主要的原因便是：

統治者為了在新形勢下更有效地進行統治。

漢武帝以前，漢王朝基本上採用黃老清靜無為的戰略，在具體統治中主張

君道無為，臣道有為

。漢武帝即位時，清靜無為的黃老政治已經不合時宜。竇太后去世後，這種局面再也無法維持下去了，經過70多年的休養生息，西漢經濟恢復，國力強大，漢武帝又是一個擁有雄才大略、不甘寂寞的君主。在他的統治下，朝政從清靜無為開始轉變為積極有為，對丞相的要求也隨之發生變化。然而，當時的丞相制度卻不適應這一形勢的變化。這一點同樣是不可否認的史實。

漢武帝雕像

四、丞相制度對映的帝相鬥爭

封建王朝中，本質的中央集權，讓皇帝感到丞相對其威脅太大而削弱相權，是導致丞相制度變化的最重要原因。在中國歷史上，皇權和相權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皇帝是國家元首，行使最高統治權；丞相是政府首腦，行使國家最高管理權。沒有丞相對國家的管理，皇帝就有可能江山不保；沒有皇帝的信任重用，丞相也難居高位。

然而，皇權和相權始終劃分不清，且國家重人治、輕法治，丞相是百官之長，其權力之大、地位之高是其他官僚無法比擬的，因此，相權最有可能威脅到皇權，皇權也就時刻防範著相權。皇權和相權的矛盾在漢王朝的發展中始終存在。所以，漢朝前期丞相位高權重，隨著形勢的發展，加強皇權、削弱相權就成為必然結果。

本質上，漢朝丞相制度變遷就是經典的帝相鬥爭。

漢代丞相蕭何

結語

在漢朝戴聖的《禮記·坊記》中寫道：

“天無二日，士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

。上天尚且不可有兩個太陽，對於漢朝統治者更不希望權利被分割，而曾經的丞相正是分割王權最主要的人設。

由此，以丞相為代表的三公九卿制度背後的歷史變遷，讓我深刻地領會到了漢王朝王權的逐步變遷。所以，封建王朝所有的制度得以發展或是改良甚至取締，都取決於這項制度能否更好地服務於統治者的統治，哪怕是曾經建功卓著的丞相制度，在阻擋了王權前進之時，也會遭到無情的分割、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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