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由私人編纂的史書：《文獻通考》的編撰思想

檔案文獻編纂怎麼展開

宋元之際，戰爭頻繁。著名史學家馬端臨便出生在這個混亂的時代。他在二十五歲之前，飽受戰爭之摧，奸臣之苦，在逃亡過程中，深切體會到底層人民賦役繁重、流離失所、命如草芥、苦不堪言的悲哀。

他在二十五歲之後，又因為南宋遺民的身份，深受種族歧視的迫害和元朝官吏＂輕視學舍，厭鄙儒生＂的屈辱。儘管馬端臨在元政權力主漢化後曾受朝廷之邀出任山長或教授，可故囯情深卻眼見著宋朝覆滅的慘狀，馬端臨最終選擇了甘於以遺民身份自居，默默從事學術研究，以謀求治國安民之術，《文獻通考》正是這樣一部嘔心瀝血之作。

父親馬廷鸞的＂宇宙之為天下裂，豈一朝一夕之故＂的思想，對他進行檔案文獻編纂工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馬端臨認識到，歷史不斷地發展變化，而在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客觀形勢。因此，他特別強調典章制度要因時而宜，批評那些書生不識變之論也。

他在編纂檔案的過程中時刻注意追本溯源，觸及歷史發展的規律，並據此提出：＂陶唐以前之官，所治者天事也；虞夏以後之官，所治者民事也。＂從治天事到治民事具有跨時代的意義，馬端臨能夠在編纂檔案文獻時認識到歷史發展的本質，使得《文獻通考》較其他史料更加具有連貫性和進步性。

馬端臨創立新的提要編輯體例－－輯錄體，編撰出參考價值很高的專科目錄，使得《文獻通考》體例煥然一新，篇目破舊立新，集著述之大成者。全書一律以文、獻、按的順序編排。

＂文＂的部分本於經史，參佐會要，擷取百家傳記，凸顯了一種求實精神，所以用＂文＂來客觀地敘述史事；＂獻＂雖然輯錄自奏疏、評論、燕談和野史，往往是一己之見，不一定客觀、準確，有商榷的餘地，但爭論有助於辨明是非，多視角審視有助於考訂得失，所以＂獻＂用於＂論事。馬端臨的按語往往綜合各家之說，說明歷史原委，對羅列史實作出小結，表達自己獨特見解，是全書的靈魂。

為了區別文、獻、按三者不同的史學性質和史料價值，馬端臨又充分利用了書寫位置這一要素，將用以敘事的＂文＂一律頂格書寫，論事之＂獻＂中臣僚奏疏低一格寫，諸儒議論則低兩格寫，＂按＂則多標右於文首，因原書豎排，針對右邊若干史料作岀小結。這種逐級遞減的文例，不但擴大史料容量，融會貫通，集著述大成，而且自成一家之言。

馬端臨在書中綜合分析法，綜合諸家之說，層層剖析，追根源，既有批駁之論，又有獨立見解。他在編纂史料判斷是非，評介分歧釋疑解惑，糾謬正誤明其原委。

例如在＂五服之制＂問題的編纂中，馬端臨在贊同＂有服者皆不可不祭＂說法的基礎上參考《禮經》和諸儒註疏之說，提出＂不可膠於一說也。＂他在綜合諸家之說時，面面俱到，不偏不倚，對所引諸家之說，層層剖析，有破有立，他首先引用諸家之說，再指出爭論雙方的論點異同，接著分析雙方的錯誤，說明問題的由來，最後提出自己見解，權衡是非，辨析真偽，取長補短，明察秋毫。

馬端臨講求會通因乃之道，在《文獻通考》的敘述方式中強調融會貫通，其二十四考及其子目錄皆分別按時代順序編排史料，一氣呵成，一目瞭然。在所引史料中強調通古今，對史實不僅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同時，他在編纂檔案文獻時善於比較，擇善而從。例如對於孝廉問題的收錄，他不但從時期進行＂孝廉＂的比較，將有＂實行＂的孝廉和＂無實行＂的孝廉區別對待，同時將孝廉產生、演變、名存實亡的過程展現出來，在比較中發現分歧，必求其故，從而使每一個歷史事件都能顯現特點輪廓清晰，底蘊洞見。

馬端臨的比較法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首先從文獻典籍入手，比較同一事物不同記載。再則以歷史事件為綱，比較其演變過程和特徵。最後從比較中發掘歷史底蘊脈絡。馬端臨的比較法在鑑定史料、對校、本校、他校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

可以說《文獻通考》正是馬氏父子二人，運用比較法完成的善作。在我們對史料進行編纂時，各個朝代統治思想的變易與差異，政治權力的或起或落，經濟重心的突出或隱微，都需要透過比較法進行鑑別和記錄。

《文獻通考》的旨趣在於謀求治國安民之術，探討會通因乃之道，講究變通張弛之故，完成明備精審之著。在思想上，他重視民生，輕徭薄役，肯定變法，賑饑濟困。在文體上，他承前啟後，重點突出，彌補缺失，層次井然。這書是私人修史，比國家主導的修史有了更多的主觀性與客觀性。同時，他又是一部為總結宋亡原因，渴望找出歷史規律，會通古今的著作。

正是因為馬端臨親身經歷了大宋王朝的滅亡與元朝初期的民族歧視。後人在字裡行間，似乎都能看到＂人煙斷絕，千里蕭條＂的亂世悲涼。《文獻通考》視野廣闊，議論雄勁，筆鋒犀利，瀟灑自如，就事論事。在眾多史書中脫穎而出，其文體文風，亦一枝獨秀。無論是豐富的史料還是精闢的議論，都有明確的目的性與建設性，為中國史學發展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貢獻。因此《文獻通考》的深度與廣度，超越許多典章經制之作，是一部異彩紛呈的文獻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