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振環：鄭和下西洋與明朝的“麒麟外交”

鄭和下西洋時期，明朝與亞洲和非洲各國的交往，不僅是政治和經濟上的，更多體現在文化交往上，其中也包含著麒麟（長頸鹿）等動物的交流。鄭和下西洋可分為第一至第三次和第四至第七次兩個階段，活動地區由第一階段在東南亞和南亞，拓展到第二階段的西亞和東非地區。與鄭和七下西洋直接有關的海上“麒麟貢”約有七次，均出現在第二階段，之後出現的“麒麟貢”，也與下西洋有著緊密的關聯。或以為第四至第七次下西洋地域上的拓展，是與“麒麟貢”直接有關。永樂大帝在總結了歷朝外交思想的基礎上，將自己在東亞國際體系中實踐的經驗和理論，施行於南海西洋。鄭和下西洋起初有為尋找失蹤的建文帝和打擊流亡的反朱棣的殘餘勢力之目的，但之後漸漸演變為搜尋奇獸異物、保護南中國海的航道安全、在南洋宣揚國威和與非屬國施行外交的需要。明初透過“麒麟外交”所履行的一系列邦交禮儀，深化天下意識和華夷觀念。“麒麟外交”儀式不僅僅為了演示給本土成員，同時也有吸引周邊國家及南洋和東非國家加入天朝宗藩朝貢聯盟的政治目的，以確立明朝的中華朝貢體系中心的地位。

鄭和下西洋時期是明朝官方主導的海上絲綢之路面向世界的一個重要的時代，在這一時代，中國正在成為東方世界一個有力的符號，不僅展示了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朝貢圈與亞洲各國，以及非洲若干國家交往的宏大場面，也為這個世界即將被充分探索和透徹瞭解做了技術上的準備。

鄭和下西洋與亞洲和非洲各國的交往，不僅是政治和經濟上的，更多體現在文化交往上，其中也包含著動物的交流，而在諸多動物之中，麒麟（長頸鹿）是特別突出的動物，這一動物似乎可以放在外交和文化的視野中來討論。關於“長頸鹿”入華問題，早在1928年美國學者勞費爾（Berthold Laufer）就撰有《歷史與藝術中的長頸鹿》（The Giraffe in History and Art，常任俠將之譯為《麒麟在歷史上與藝術中》），該書究竟是在討論麒麟，還是長頸鹿，讀者看法不一。該書討論了古埃及的長頸鹿、非洲地區的長頸鹿、長頸鹿在阿拉伯與波斯、中國文獻與藝術中的長頸鹿、印度的長頸鹿，以及長頸鹿在古代，在君士坦丁堡，在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和19世紀，收入了阿拉伯人的貢麒麟圖、1485年所畫麒麟圖以及中國的木刻版貢麒麟圖等。關於鄭和下西洋與長頸鹿關係的討論，20世紀40年代有常任俠《明初孟加拉國貢麒麟圖》，21世紀的重要研究有張之傑的《永樂十二年榜葛剌貢麒麟之起因與影響》、《鄭和下西洋與麒麟貢》；陳國棟《東亞海域一千年：歷史上的海洋中國與對外貿易》一書也有相當篇幅論及鄭和船隊與長頸鹿。近期討論這一問題的有趙秀玲的《明沈度序本〈瑞應麒麟圖〉研究》，該文指出《瑞應麒麟圖》在其看似荒誕不經的追求背後，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因素，它的產生與發展帶有一定趣味性和政治意圖，作為職貢的一種形式見證了明代國際間的交流互動。

“麒麟貢”作為職貢的一種形式，如何見證了明初國際間的外交活動與動物知識交流互動，鄭和下西洋與“麒麟貢”有著怎樣一種關係，上述研究均未詳細闡述清楚。本文嘗試分析鄭和下西洋與永樂朝從南亞及東非地區引入中華的長頸鹿之間的關聯，藉助傳統史書、隨鄭和使團出行者之記錄、民間筆記描述、士人賦贊和其他圖文資料，圍繞異獸呈現/物靈政治/動物外交三條路徑，力圖闡述鄭和下西洋與明朝在亞洲和非洲諸國的“貢麒麟”的活動，對於明政府在非藩屬國家形塑中華天朝中心主義的外交作用，以及在中華藩屬域內透過對長頸鹿的“麒麟”詮釋來強化政權統治的意義。

異獸呈現：鄭和下西洋與海上七次“麒麟貢”

鄭和下西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共計三次，即永樂三年（1405）六月至永樂五年（1407）七月、永樂五年（1407）十二月至永樂七年（1409）八月、永樂七年（1409）十二月至永樂九年（1411）六月，主要是出使東南亞和南亞地區。鄭和第一次出使，率領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修造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的大船62艘。鄭和攜帶永樂帝詔諭諸國的敕書，並持有頒賜各國王的敕誥和王印。又攜帶大量金銀、銅錢及大批貨物作為賞賜。鄭和經南海入西洋，途經蘇門答剌、阿魯（亞魯）、舊港（三佛齊國）、滿剌加（馬六甲）、小葛蘭（奎隆），1407年到達印度半島西海岸的古裡國。鄭和到古裡後頒賜誥、印，賞給冠服，並在古裡立碑，稱“刻石於茲，永垂萬世”。鄭和此次出使途經舊港時，廣東商人陳祖義據地從事海盜活動，劫奪貢使，鄭和擒陳祖義回朝，由明成祖處死。鄭和出使的兩年間，南海諸國繼續遣使入貢。

第二個階段是第四至第七次，分別是永樂十一年（1413）十一月至永樂十三年（1415）、永樂十五年春季（1417）至永樂十七年（1419）七月、永樂十九年（1421）正月至永樂二十年（1422）八月、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至宣德八年（1433）七月。活動地區由第一階段在東南亞和南亞，拓展到第二階段的西亞和東非地區。明成祖對南海西洋諸國的共享太平之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鄭和等前三次下西洋，完成了預定的使命。但明朝的船隊到達西洋最遠之國，大概只是印度半島西岸的古裡。1413年春，明成祖再命鄭和率領船隊第四次開始了更遠的航行。其中宦官少監楊敏率一支船隊往榜葛剌（孟加拉）國，弔唁其國王之喪，封授新王。1414年鄭和統領舟師到達忽魯謨斯（今伊朗霍木茲島），賜給國王及諸臣錦綺彩帛等物。1415年鄭和歸國途中，經蘇門答剌，蘇門答剌國王宰奴裡阿比丁嚮明朝申訴，部落貴族蘇斡剌領兵作亂。鄭和領兵擒蘇斡剌，於1415年七月押解回京師，達到了“諸番振服”的效果。1416年十一月，非洲東南海岸的木骨都束（今譯摩加迪沙）、卜剌哇（今索馬利亞境）及著名回教國西域貿易中心阿丹（今葉門亞丁）等國隨忽魯謨斯朝貢。

鄭和七下西洋及與之直接有關的海上“麒麟貢”大約前後有七次。兩個階段的劃分不僅僅在於其所到達的區域，與本文有關的海上“麒麟貢”，均出現在第四至第七次，之後出現的“麒麟貢”，也與鄭和下西洋有著緊密的關聯。或以為第四至第七次下西洋地域上的拓展，是與“麒麟貢”直接有關。

清初大量利用明朝政府官方檔案所修的《明史》中保留了若干鄭和下西洋和南海西洋“貢麒麟”的史料，第一次“麒麟貢”是永樂十二年（1414）榜葛剌國新國王賽勿丁，遣其大臣把濟一進貢了一頭長頸鹿。這一引起轟動的事件迅速促發了永樂十三年（1415）東非的麻林國（一說是肯亞的馬林迪；一說是坦尚尼亞的基爾瓦·基西瓦尼）“與諸蕃使者以【麒】麟及天馬、神鹿諸物進，帝御奉天門受之，百僚稽首稱賀”。永樂十五年（1417）五月，以鄭和為首的官兵數萬人船隊第五次下西洋，據福建長樂縣現存鄭和等立《天妃之神靈應記》碑石的記載：“永樂十五年，統領舟師往西域，其忽魯謨斯國進獅子、金錢豹、大西馬。阿丹國進麒麟，番名祖剌法，並長角馬哈獸。木骨都束國進花福鹿，並獅子。卜刺哇國進千里駱駝，並駝雞。爪哇國、古裡國進縻裡羔獸。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棲陸之偉寶，莫不爭先呈獻。”鄭和在前引兩碑記中都稱此行是“往西域”。大約自蘇門答剌、錫蘭，經回教國之溜山（今馬爾地夫群島）徑西航向木骨都束等國，再北航至阿丹、忽魯謨斯，然後東返古裡、柯枝，再循舊路經蘇門答剌回國。永樂十七年（1419）七月，鄭和第五次下西洋班師回朝。隨同前來進貢的有忽魯謨斯、阿丹、木骨都束、卜剌哇、古裡、爪哇等國使臣，以及所貢獻的長頸鹿、獅子、金錢豹等珍奇動物。明成祖命群臣在奉天門觀賞，文臣紛紛作詩祝賀。永樂十五年（1417）至永樂十七年（1419），鄭和下西洋促發的阿丹國“貢麒麟”是有記載的第三次。

永樂十九年（1421）正月，明成祖遷都北京。永樂十九年（1421）至永樂二十年（1422）鄭和第六次下西洋，完成了第四次所謂“麒麟貢”。有意思的是：這次帶回來的麒麟並非源自非藩屬國家的進貢，而是鄭和船隊派周姓太監到“阿丹”，即位於葉門和索馬利亞之間的一片阿拉伯海水域亞丁灣（英文：Gulf of Aden；阿拉伯語：

；索馬利亞語： KhaleejkaCadan）購買的。馬歡《瀛涯勝覽》“阿丹國條”稱：“永樂十九年……分！內官周等駕寶船三隻到彼……王即諭其國人，但有珍寶許令貿易。”於是鄭和一行在彼處買到珊瑚樹、珊瑚枝五匱，“金珀、薔薇露、麒麟、獅子、花福鹿、金錢豹、鴕雞、白鳩之類。……其獅子身形如虎，黑黃無斑，頭大口闊，尾尖毛多，黑長如纓，聲吼如雷。諸獸見之，伏不敢起，乃獸中之王也”。鞏珍《西洋番國志·阿丹國》也有類似記載：“永樂十九年（1421），上命太監李充正使，齎詔敕往諭旨。李□到蘇門答臘國，令內官周□□□等駕寶船三隻往彼。王聞即率大小頭目至海濱迎入，禮甚敬謹。開詔畢，仍賜王衣冠。王即諭其國人，凡有寶物俱許出賣。此國買到貓睛一塊重二錢許，並大顆珍珠，各色鴉鶻等石，珊瑚樹高二尺者數株，柯枝為珠者五櫃，及金珀、薔薇露、麒麟、獅子、花福鹿、金錢豹、駝雞、白雞之類。”鄭和第五次下西洋，促使自蘇門答剌以西至忽魯謨斯，共有十六國使臣攜帶各種寶物赴京朝貢祝賀，其中包括1419年來朝未歸的使者。阿丹以北，阿拉伯半島東南岸的回教國祖法兒則是第一次隨阿丹使臣來明。明成祖命鄭和等率領舟師第六次下西洋護送十六國使臣回國，鄭和到達南海一帶，似未再西行。各國使臣由舟師分隊分頭護送。太監李克率領的舟師送阿丹國使臣至蘇門答剌後，命宦官周某率船三艘送至其國。明成祖在位時期，先後六次派遣鄭和率舟師出使南海西洋以至西域諸國，遠至今西亞與東非，見於記載的所經國度，多至三十餘地。在古代中國的對外關係史和航海史上都是罕見的壯舉。

購買長頸鹿的活動在鄭和第七次下西洋過程中還有持續，宣德五年（1430）鄭和曾分派使者往“天方國”（今紅海東岸，指位於沙烏地阿拉伯境內的麥加），《明史》稱：“宣德五年，鄭和使西洋，分遣使其儕詣古裡。聞古裡遣人往天方，因使人齎貨物附其舟偕行。往返經歲，市奇珍異寶及麒麟、獅子、駝雞以歸。其國王亦遣陪臣隨朝使來貢。宣宗喜，賜賚有加。”馬歡《瀛涯勝覽》稱：“往回一年，買到各色奇貨異寶、麒麟、獅子、駝雞等物，並畫天堂圖真本回京。其天方國王亦差使人將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人，貢獻於朝廷。”《西洋番國志》也稱“天方國”：“宣德五年，欽奉朝命開詔，遍諭西海諸番，太監洪保分GF8F9到古裡國。適默伽國（天方）有使人來，因擇通事等七人同往，去回一年。買到各色奇貨異寶及麒麟、獅子、駝雞等物，並畫天堂圖回京奏之。其國王亦採方物，遣使隨七人者進貢中國。”這是第五次“麒麟貢”，可見明宣宗與明成祖一樣，對麒麟同樣有著特別的興趣。

上面所引用的這些隨使出行者的第一手記錄中都可見，動物貢品中，雖也有花福鹿、金錢豹、駝雞、白鳩等其他動物的貢獻和購買，但獲得“麒麟”的地位，總是放在首位的。而且有意思的是，雖然長頸鹿是透過“市”即買賣獲取的，但在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等文獻中都是喜歡將“貿採之物”的長頸鹿列入“朝貢之物”麒麟的名目。該書中有關永樂中期“阿丹國”寫道：“其貿採之物，異者十有二品：一曰貓睛之石，二曰五色亞姑，三曰大珠，四曰珊瑚支，五曰金珀，六曰薔薇露，七曰麒麟，八曰獅子，九曰花福鹿，十曰金錢豹，十一曰駝雞，十二曰白鳩。”

鄭和下西洋結束後“麒麟貢”仍在持續，宣德八年（1433）蘇門答臘還有“麒麟貢”，這是因為鄭和三使其國，以後“比年入貢終成祖世不絕”。這是第六次“麒麟貢”。同時《明史·宣宗紀》也記述了引發同年陸上的“西域貢麒麟”。據筆者所查，似乎明朝最後一次“麒麟貢”是在英宗正統三年（1438），也是鄭和下西洋時首次入貢的榜葛剌國貢獻的。因此，可以說，不算宣德八年（1433）西域“麒麟貢”，與鄭和下西洋直接有關的海上“麒麟貢”有七次之多。

最有意思的是，隨著鄭和下西洋的結束，長頸鹿作為“麒麟貢”也成了歷史。1438年明朝最後一次“麒麟貢”之後，整個清朝再沒有一次從“諸番”引進過長頸鹿。在15世紀從遙遠的東非到北京這一漫長的海陸旅途中，七次引進長頸鹿到天朝，鄭和船隊究竟是採用何種技術手段運送這一“異獸”，至今仍是一個謎。整個清朝沒有進行過“麒麟外交”的原因，除了清初政府外交理念與明初不同之外，似乎包含著技術條件的限制，晚清端方在德國考察動物園還討論過如何在海上長途運送長頸鹿的問題，因為未能解決海上運送的技術問題，結果在1906年未能成功地為萬牲園引入長頸鹿這一動物。

物靈政治：作為盛世瑞獸的文字與影象記憶

“麒麟”，也可以寫作“騏麟”，簡稱“麟”，是中國古人幻想出來的一種獨角神獸，按照《爾雅》的記述，麟的形狀類似鹿或獐，獨角，全身生鱗甲，尾象牛。《史記·司馬相如傳》所記《上林賦》：“獸則麒麟。”《史記索隱》稱張揖曰：“雄為麒，雌為麟，其狀麇身牛尾，狼蹄一角。”以為麒麟之雄性稱麒，雌性稱麟。這是以天然的鹿為原型衍化而來的神奇動物，具有趨吉避凶的含義，被尊為“仁獸”、“瑞獸”。中國人對麒麟的崇拜由來已久，《孟子·公孫丑》稱：“麒麟之於走獸”如同“聖人之於民”，“出於其類，拔乎其萃”。東漢王充《論衡·講瑞篇》亦稱：“麒麟，獸之聖者也。”中國古代常把“麟體信厚，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的麟、鳳、龜、龍四獸並稱，號為“四靈”，而麟又居“四靈”之首。這一靈獸的出現，往往是與盛世聯絡在一起，所謂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射殺麒麟被視為是周王室將亡的預兆。麒麟在明清時期也是武官一品官服飾的標識，寓意“天下平易，則麒麟至也”。民間一般稱麒麟是吉祥神寵的靈獸，主太平、長壽，並有麒麟送子之說。因此，麒麟也可分為送子麒麟、賜福麒麟、鎮宅麒麟，麒麟在民間風水中類似萬金油，具旺財、鎮宅、化煞、旺人丁、求子、旺文等等作用，各方面都可以使用。“鳳毛麟角”、“麟吐玉書”，都是古人透過麒麟引申出的文化讚語。

至於真正的麒麟究竟是何形狀，其實古人亦不得而知。漢代《麒麟碑》、《山陽麟鳳碑》以及陝西綏德漢墓畫像石上面的麒麟紋、漢磚上的麒麟圖案與馬和鹿的樣子相似，頭生一角，角上有圓球或三角狀物，以表示角為肉質角。江蘇徐州賈旺的東漢畫像石中更清晰地刻畫了數頭神態各異的長頸鹿形象，都是軀高頸長，似鹿非鹿，身被紋彩，頭上生有肉角，尾如牛尾的動物。此外，在徐州茅村漢墓的畫像石中也有與長頸鹿形象相近的麒麟畫面。魏晉南北朝時期，陵墓雕刻藝術復興，除了繼承了漢代石刻的雄渾氣勢以外，更加註重吸收印度、希臘、波斯的藝術因素，這些外來因素也賦予了麒麟形象更為豐富的內容。這一時期的陵墓石雕分為石道神柱、石碑、石獸三種，石道神柱與希臘神殿石柱風格如出一轍，而石獸則以麒麟、天祿、辟邪為主。此時的石刻注意了左右對稱的特點，並形成了一定製度，陵前的石獸或雙角，或單角，肩上或腿部均雕刻有翼，通稱為“麒麟”。宋武帝劉裕初寧陵、齊武帝肖頤景安陵、齊景帝肖道生修安陵前的石麒麟，都是中國古代藝術吸收外來藝術因素而成的代表之作。如果說漢代麒麟形象與鹿類相近，那麼魏晉南北朝的麒麟形象多為頭長一角，獅面，牛身，尾帶鱗片，腳下生火，與獅、豹的形象更為接近。

早先出現在古代其他器物上的麒麟形象，或為古人根據自己的幻想創造出來的虛幻動物，原是想著能把龍的飛翔、馬的奔騰和魚鱗的堅固等優點合而為一，所以麒麟是建立在幻想基礎上的，有著更多的美好寓意；或象徵威猛，以符合能人志士的形象，於是一些能人志士就喜歡將麒麟透過各種方式表達出來，以此來展現自己威猛無敵的形象。中國古代傳說中盛世有“麒麟”出，這是國泰民安、天下太平的吉兆，但是這個時代往往只是百姓心中的嚮往，誰也沒見過這種古籍中形容為鹿身、牛尾、獨角神獸的模樣，甚至一直有人懷疑這一動物存在的真實性。典籍中關於長頸鹿的記載，最早可能出自晉代李石所著《續博物志》，記錄非洲索馬利亞沿岸撥拔力古國出產異獸，身高一丈餘，頸長九尺。宋代趙汝適著的《諸蕃志》中，稱非洲長頸鹿為“徂蠟”：“狀如駱駝，而大如牛，色黃，前腳高五尺，後低三尺，頭高向上，皮厚一寸。”

第一次“麒麟貢”是永樂十二年（1414）榜葛剌國新國王賽勿丁進貢的一頭長頸鹿，引發了朝野轟動，因為中國人從未親眼目睹過這一形態和習性的動物。百官們雖然稽首稱賀，不過當時朝野對長頸鹿究竟屬何種動物均很難確定，或稱“錦麟”、“奇獸”；或稱“金獸之瑞”；《天妃靈應之記碑》中稱“麒麟”“番名祖剌法”，系阿拉伯語“Zurãfa”的音譯，鄭和的隨員費信所著《星槎勝覽》稱“阿丹國”作“祖剌法，乃‘徂蠟’之異譯也”。而“徂蠟”可能是索馬利亞語“Giri”的發音，將之與“麒麟”對應，實在是鄭和及其隨員或朝臣們聰明的譯法，因為“麒麟”的發音接近索馬利亞語“徂蠟”，於是形成音意合譯名，堪稱完美。以漢語古典詞“麒麟”，來對應長頸鹿的索馬利亞語“Giri”，這一音意合譯詞很反映中國文化的特點，即將動物與祥瑞之兆聯絡在一起，給動物賦予人事的褒貶，由此，這一動物譯名瀰漫著中國典雅的品質，可以說是贏得了一種翻譯上的詩意表達，富含情感的內涵，迎合士大夫的期待，當然，也是翻譯者對於皇權的認可，“麒麟”的譯詞也成了“權力轉移”中的一個例證。

由於明朝官方關於鄭和下西洋的材料沒有得到有效的儲存，或有人認為“舊案雖有，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因此造成目前所見的官方文獻的記載多比較簡略。特別是到了明末官方的“鄭和記憶”逐漸進入失憶的狀態，清前期留在官方系統中的權威資料，主要就是乾隆時期張廷玉的《明史》。而我們所知的關於鄭和下西洋的民間記憶主要儲存在使團隨行人員馬歡著《瀛涯勝覽》、費信著《星槎勝覽》和鞏珍著《西洋番國志》當中，其中馬歡的《瀛涯勝覽》和鞏珍的《西洋番國志》有若干關於“貢麒麟”的記錄。如馬歡的《瀛涯勝覽》在“忽魯謨廝”一條就記述：“國王將獅子、麒麟、馬匹、珠子、寶石等文物並金葉表文，差頭目跟同回洋寶船，進獻朝廷。”稱“麒麟前兩足高九尺餘，後兩足約高六尺，長頸，抬頭頸高丈六尺，首昂後低，人莫能騎。頭生二短肉角，在耳邊。牛尾鹿身，蹄有三跆，匾口，食粟豆麵餅” 。鞏珍《西洋番國志》記載“忽魯謨斯”在永樂中期，“國王脩金葉表文，遣使寶舡，以麒麟、獅子、珍珠、寶石進貢中國”。

長頸鹿這一動物被譯為“麒麟”，可以向世人表示因為大明上有仁君，才有此瑞獸的到來。明成祖自然非常高興，令畫師沈度作麒麟圖，並作《瑞應麒麟頌並序》，獻上《麒麟頌》的還有楊士奇、李時勉、金幼孜、夏原吉、楊榮等諸大臣，《瑞應麒麟詩》彙編起來厚達十六冊之多。楊士奇有《西夷貢麒麟早朝應制詩》稱：“天香神引玉爐燻，日照龍墀彩仗分。閶闔九重通御氣，蓬萊五色護祥雲。班聯文武齊鵷鷺，慶合華夷致風麟。聖主臨軒萬年壽，敬陳明德贊堯勳。”永樂十三年（1415），麻林國“貢麒麟”，大臣夏元吉撰《麒麟賦》，其序文：“永樂十二年秋，榜葛剌國來朝，獻麒麟。今年秋麻林國復以麒麟來獻，其形色與古之傳記所載及前所獻者無異。臣聞麒麟瑞物也，中國有聖人則至。昔軒轅時來遊於囿，成康之世見於圃，是後未之聞也。今幾歲之間而茲瑞再至，則聖德之隆，天眷之至，實前古未之有也。宜播之聲詩，以傳示無極。”

盛世“貢麒麟”也見之民間文獻，如明《五雜俎》中描述的麒麟形象，亦為長頸鹿：“永樂中曾獲麟，命工圖畫，傳賜大臣。餘常於一故家見之。其全身似鹿，但頸特長，可三四尺耳。所謂麇身、牛尾、馬蹄者近之。與今所畫（按這是指傳統的麒麟圖畫），迥不類也。”明祝允明《野記》“四”中說：“先公說：正統中在朝每燕享，廷中陳百獸。近陛之東西二獸，東稱麒麟，身似鹿，灰色，微有文，頸特長，殆將二丈，望之如植竿。其首亦大概如羊，頗醜怪，絕非所謂麇身鳳頸，有許文彩也，乃永樂中外國所獻。”“頸特長，殆將二丈”雖不免誇張，但此獸無疑是長頸鹿。

法國學者阿里·瑪扎海里的《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中指出明朝經常有攜帶“奇獸”的使節，更像是一個流動的馬戲團或雜技團。他們經常護送鴕鳥、猞猁猻和經過狩獵訓練的豹子入朝，最多的還是中國人很難見到的獅子。明朝沿襲東漢和唐朝的舊例而懷有極大的興趣接受這些笨重的貢物，並賞賜絲綢、大隼等中國的土產。在紫禁城中有一個遼闊的萬牲園，他們在那裡飼養了非常多的動物，“有數百頭各國國王進貢的獅子”。也激起了許多儒家學者的反對，但是，他們的抗議卻徒勞無益，因為對明王朝來說，這是一個有關威望的簡單問題。透過觀賞這一異域進貢的奇獸形象，建立起對於政治權威的認同感和畏懼感，包括政治上層的下屬以及普通民眾，使他們在觀賞這一異獸的過程中，因為個體對於自然界動物秩序的感受也參與其中，逐漸構建出一種對於政治權威的恐懼感和敬畏感。這種象徵，不僅僅存在於政治上層所設定的典章制度的層面，也對普通民眾的觀念和行為予以很多影響、規勸和震懾。明代中葉，皇帝確實有一個滿是珍禽異獸的“御苑”，夏原吉《夏忠靖公集》卷三有對這一規模不小的萬牲園的描述：“洪熙乙巳秋仲，賜觀內苑珍禽奇獸，應制賦詩”：“爰開禁籞集廷臣，少肆餘閒閱奇蓄。時維秋仲天氣清，纖塵不起香風輕。虞官圉宰雜沓進，珍禽瑞獸紛紜呈。狻猊側居真雄猛，鉤爪金毛睛炯炯。綵球戲罷拂霜髯，百獸潛窺敢馳騁。須臾玄鹿來軒墀，豐肌黭黮猶烏犀。若非食野沾煤雨，應是尋泉墮墨池。雙羊繼出仍珍美，腹若垂囊背如砥。煌煌寶轡經籠頭，軋軋朱輪低載尾。花陰大小霜姿猿，金環約項聲隆然。盤旋倏忽作人立，何殊雪洞飛來仙？又看福鹿並神鹿，毛質鮮龐實靈物。羚羊緩步蒼苔邊，修角撐空亦奇獨。柙中玉鼠潔且馴，朱櫻貫目脂塗唇。想應竊餌瓊芝足，故著銀袍覲紫宸。駝雞聳立誰其侶？駢趾青瞳高丈許。或時振翼將何如？志在沖霄學鵬舉。徘徊重睹花斑雞，冠丹頰翠衣裳緇。是誰巧把晴空雪？散作身章若綴璂。載欣載羨雙鳩鳥，質傅鉛花光皎皎。雄雌並立清飆前，貞靜幽閒一何好。”文中提到的“毛質鮮龐”之靈物“神鹿”，或指長頸鹿。

明代“麒麟貢”的記憶不僅透過文字，也透過影象文獻來重新建構。能夠有機會見到“御苑”珍禽異獸的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寧獻王朱權（1378—1448），曾據自己親眼所見描繪了異域進貢的動物，約於1430年編有《異域圖志》一書，1489年由廣西地方官金銑主持刊行，該書寬19釐米，長31釐米，共計200單頁，存世一本現藏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已有缺損，該書後附的《異域禽獸圖》有14單頁，共畫有14幅圖，依次為鶴頂（犀鳥）、福鹿、麒麟、白鹿、獅子、犀牛、黃米里高、金線豹（金錢豹）、哈剌虎刺（獰貓）、玄豹（黑豹）、馬哈獸、青米里高、米里高、阿萆羊（肥尾羊）。該書1609年曾經收入《萬用正宗不求人全編》，但流傳甚少。

永樂十二年九月吉日，榜葛剌貢使晉見永樂帝，獻上長頸鹿，皇帝大悅，詔翰林院修撰沈度繪製麒麟圖，並將《瑞應麒麟頌》以工筆小楷抄在圖上。這幅《明人畫麒麟圖沈度頌》軸，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為榜葛剌所貢麒麟確為長頸鹿留下最真實的記錄。麒麟是一種傳說的瑞獸，據說只有太平盛世才會出現，沈度在《瑞應麒麟頌》的序中稱：“永樂甲午秋九月，麒麟出榜葛剌國，表進於朝。臣民聚觀，欣慶倍萬。臣聞聖人有至仁之德，通乎幽明，則麒麟出。……”在頌文中，更是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於赫聖皇，乃武乃文。……惟十二年，歲在甲午。西南之陬，大海之滸。實生麒麟，形高丈五。麇身馬蹄，內角膴膴。文采焜耀，紅雲紫霧。趾不踐物，遊必擇土。舒舒徐徐，動循矩度。聆其和鳴，音協鍾呂。仁哉茲獸，曠古一遇。照其神靈，登於天府。群臣歡慶，爭先快睹。岐鳳鳴周，洛龜呈禹。百萬斯年，同聲鼓舞。……詠詩以陳，頌歌聖主。”該圖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有摹本。

南京徐俌（1450—1517）夫婦墓出土的官服上，有一件“天鹿補子（形為長頸鹿）”，補子是補綴於品官補服前胸後背之上的一對織物，明代亦被稱作“花樣”。補子的構圖頗具規律性，通常為方形或圓形，以禽鳥紋或瑞獸紋為主題紋樣，四周間或有云紋，下有海水江崖紋。明代花樣禽鳥紋多以“喜相逢”的形式成對出現，而瑞獸紋則單獨出現。此件紋樣以麒麟為主題，四周有云紋，下幅有海水江崖紋，屬於典型的明代花樣的構圖方式。“天鹿”即為“麒麟”，所以“天鹿補”應該就是麒麟補。據《明史·輿服志》記載，洪武二十四年（1391）規定，官吏所著常服為盤領大袍，胸前與背後各綴一塊方形補子，為示“上下有別，貴賤分等”，文官繡禽，武官繡獸。一至九品所用禽獸尊卑不一，藉以辨別官品：“公、侯、駙馬、伯服繡麒麟、白澤。文官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雲雁，五品白鷳，六品鷺鷥，七品鸂鶒，八品黃鸝，九品鵪鶉，雜職練鵲……武官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八品、九品犀牛、海馬”。明代服飾制度中，並無關於天鹿紋補的規定。《中國古代服飾史》和《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服飾篇》認為，“天鹿補子”是宮中內臣的應景之作。亦有學者認為“天鹿補子”是“賜服”，“天鹿”即為“麒麟”，所以“天鹿補”應該就是麒麟補。而從制度來看，麒麟補為公、侯所穿用。南京徐俌夫婦墓的墓主人徐俌十六歲襲魏國公，其墓中出土麒麟補，正好與制度相合。

筆者所述的“物靈”並非僅僅指動物有靈，而是嘗試說明在古代中國的文化語境中，動物不僅僅包括今天意義上的自然動物，也包含幻想出來的動物，如龍鳳四靈等等。古代的動物大多與神鬼和精怪聯絡在一起，幻想出來的動物是以自然動物為基礎的，大多具有某種超自然的“德性”，因此往往具備靈異性而高於自然動物，不僅可以轉化為人形，且往往與政治統治相關聯，在國人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就是本文所述的“物靈政治”。“長頸鹿”原本並非是“麒麟”的原型，但因為“物靈政治”的需要，麒麟借形長頸鹿，成為明朝“物靈政治”的一個基礎。

“麒麟外交”：明朝天下/國家的意義

“外交”一詞在中國古代就有對外交往的涵義，如指人臣與外國私相交往、勾結。《春秋穀梁傳·隱公元年》：“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範寧集釋注：“天子畿內大夫有采地謂之寰內諸侯。”《禮記·郊特牲》：“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鄭玄注：“私覿是外交也。” 《韓非子·有度》：“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眾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王先慎集釋：“與謂黨與也。”不過在相當長的時期裡，中國曆代王朝都不承認有對等交往的國家，亦無獨立主管外交事務的中央官署。其實西方也是從1648年《威西發里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以後，一統帝國的理想在歐洲完全破滅，各國主權平等的理論盛行，各國才依次建立起外交部這一組織。現代“外交”一詞譯自英語“Diplomacy”，與內政相對，指稱國與國之間的交往、交涉，是一個國家、城市或組織等在國際關係上的活動，其目的在於建立能夠滿足彼此需求的關係，如互派使節、進行談判和會談。一般來說，外交是國家之間透過外交官就和平、文化、經濟、貿易或戰爭等問題進行協商的過程體系。今詞義見於1693年賴佈列所使用的“Diplomaticus”及1726年杜蒙所使用的“Diplomatigus”，指外交檔案，1796年柏克爾正式使用“Diplomacy”，成為今天“外交”一詞的起源。

動物外交曾經是政權與政權之間溝通的重要手段，奇異動物在古代世界就是國與國之間象徵聯盟、屈服或和平條約的禮物。早在公元前86年愷撒凱旋之時，帶著上萬埃及俘虜和各色珍奇寶物回到羅馬，人們驚奇地看著一座塔在移動，這座塔就是長頸鹿。這頭動物後來放進羅馬鬥獸場，被獅子咬得粉碎，西羅馬帝國也隨著愷撒的被刺殺而滅亡了。但長頸鹿作為外交禮品仍在亞非歐之間流動著。在永樂十二年（1414）榜葛剌國新國王賽勿丁首次“貢麒麟”的24年後，英宗正統三年（1438）榜葛剌再次“貢麒麟”，不產長頸鹿的南亞榜葛剌為何能屢屢進貢長頸鹿呢？史學研究者認為，這和當時的國際形勢、海上貿易有關。在大航海時代之前，阿拉伯人控制了東西方海上貿易，他們的單桅三角帆帆船除了載運一般貨物，還將阿拉伯半島和索馬利亞的馬匹輸往印度，甚至將緬甸和斯里蘭卡的大象運往印度。單桅三角帆帆船既然能夠載運馬匹和大象，阿拉伯人把長頸鹿從其部分佔據的東非載運到同樣信奉伊斯蘭教的榜葛剌當然不成問題。榜葛剌國王賽勿丁所獻的這頭長頸鹿，是埃及、敘利亞地區外族奴隸建立的伊斯蘭教政權馬木魯克王朝（SulalaMamalik，1250—1517，亦譯“馬慕祿克王朝”或“馬穆魯克王朝”）蘇丹巴斯拜送給賽勿丁的禮物，而之所以要送這份禮物，是為了求助。14世紀，馬穆魯克王朝內部腐敗，戰鬥方式相對落後，由此漸漸衰落，而此時蒙古人和奧斯曼土耳其人崛起，開始不斷對馬穆魯克人發起攻擊。在這種情勢下，馬穆魯克蘇丹不得已開展“長頸鹿外交”，除了派出使節赴帖木兒“貢麒麟”外，也向部分東方國家如榜葛剌贈送長頸鹿，因為該國氣候炎熱，適合非洲動物的生長；1486年埃及人的布林吉·蘇丹·阿什卡特巴（Burji Sultan Ashraf Qaitbay）也送給義大利佛羅倫薩的主人洛倫佐·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一頭長頸鹿，這是義大利人時隔一千多年後在看見來自東方的丁香、肉桂和瓷器的同時，見到了來自非洲的長頸鹿。長頸鹿一登陸歐洲就成為令人矚目的焦點，法國皇后安妮也想獲得這頭長頸鹿，但被洛倫佐·美第奇拒絕了。美第奇為這頭長頸鹿舉辦了盛大的遊行慶典，讓長頸鹿走過長長的街道，它的頭幾乎與周圍建築上的塔樓一樣高。一位名為安東尼奧·科斯坦佐（Antonio Costanzo）的詩人寫道：它對著每一位探出窗外的人昂著頭，那是在至少十一尺高的地方，人們覺得自己在看一座移動的塔，它面對人群寧靜之極，它在享受目光。佛羅倫薩人頗感興奮，因為這意味著城邦地位的重要性已經足以影響地域的政治局勢。

在古代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裡，中國政治譜系存在著兩條不同的線索，即天下/國家兩個系統，廣義的天下觀支配著中國朝野都堅持的天朝中心主義，所謂的天下意識和華夷觀念也成為政治上普遍王權的理論基礎；另一條線索是來自分封制的諸侯國，是一個有限王權的世界，因此，在中國的外交傳統中存在著二重結構。這也是“外國”這一概念首見於《漢書》，並在《舊五代史》中列出《外國傳》的基礎，10世紀左右，隨著宋人海洋意識的增強，於是有了將中國之外的國家不再簡單地歸為“藩屬”的觀念，這也是後來明朝官方對外政策指導理念的來源之一。明朝能夠順利地與西亞東非等非藩屬國家打交道，正是緣於天下/國家兩個系統廣義的天下觀念。明太祖的外交觀念不是建立在廣義的天下觀上，而是建立在國家觀上，體現了明朝明顯的疆界意識和從傳統普遍王權的帝國“天下”逐步走向有限王權的“國家”之轉變徵兆。明太祖正是基於有限王權的認識，明確意識到在中國之外，有著無數穩定的獨立國家，因此決定不再將外國視為中國的領土可以隨意征伐，並多次表示不干預外國的內部事務，願意與外國在朝貢的名義下，形成中國與外國使節交往的國際關係。明成祖永樂帝就曾在平等的基礎上與中亞帖木兒帝國的皇帝沙哈魯·伯哈德打過交道。

永樂時期的“麒麟外交”，是這一天朝中心主義支配下的天下/國家外交思想的外化。“貢麒麟”之所謂“貢”即由下獻上，“貢物”一般是進獻給中國皇帝的物品。同時這是一個意義模糊的詞彙，“貢”涵蓋的範圍非常廣泛，從皇帝向周邊外族正常收取的稅收，到藩屬進獻的物品，即使那些並不承認中國皇權的遠國統治者呈送的外交禮品，甚至使團在域外購買的物品，如長頸鹿和獅子，亦可以在中國官方文獻和民間文獻中作為貢品來書寫。鄭和下西洋的第四、五、六這三次都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進一步督促南洋和非洲諸國進行“麒麟貢”，如果沿途西洋各國無意上貢長頸鹿，那就得自行購買這一“貢物”，七次“麒麟貢”中，目前可考的至少有兩次是透過購買而獲得這一奇獸的。可見這一貢物強調的不是其中的經濟作用，而是禮儀的功能，即寓意了統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周邊外族政權是透過這種動物外交來顯示自身的合法性，中央政府則是透過來自殊方異獸的新奇貢品，顯示自己統治的有效性。其意義表現在“貢者”就是順者，“不貢者”即抗拒者。生存在中國藩屬國之外的忽魯謨斯、阿丹、天方國，都是不同政治實體的小國，或許它們原本未必要透過貢物來確立自己的統治，但基於自身安全的多重考慮，認識到與明朝政府的“麒麟外交”，可以視為一種靈活的外交策略，將長頸鹿作為一種外交符號，充當自己與中國之間的潤滑劑，而明朝政府則以這一形神兼備的活麒麟，作為一種物靈的特殊文化象徵，與不少亞非國家尋找彼此共同的利益和文化上的相互契合點。

外交是相對於內政而言，是一個國家以和平手段處理對外事務，制定對外政策，派遣使團解決爭端，從而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但一個政權也往往透過外交的成敗，來實現對國內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和政略實施的有效性。透過明朝“麒麟外交”所履行的一系列邦交禮儀，明政府可以在與周邊藩屬國統治者之間繼續灌輸天下意識和華夷觀念，“麒麟外交”儀式也有向遠夷國家示威並吸引他們加入天朝宗藩朝貢聯盟的政治目的。更重要的目的是藉助遠方諸國的獻貢，演示給朝內朝外的本土成員觀看，宣示仁君與瑞獸之間的物靈政治，以全方位地確立明朝的中華朝貢體系中心的地位，強化明朝政府統治的政治基礎。

鄭和下西洋的“尋寶”和亞非諸國“獻寶”共同構成了明朝“麒麟外交”的基礎，“麒麟外交”之所以能一度成立，是由中國與亞非諸國多因素合力推動而成的。第一，明朝採取了一種開放的面向亞非諸國的胸懷，願意與不屬於藩屬國的“遠國”結成朝貢的關係。第二，亞非一些“遠國”也願意在朝貢貿易的框架下，利用長頸鹿作為與明朝交往的政治資源和文化資源。第三，明朝有利用盛世象徵的瑞獸麒麟來鞏固王權和塑造正統，建立自身政權的權威性和合法性的需求。

小結

鄭和下西洋與動物文化以及動物外交，放到明朝和亞非世界整個外交活動的場景下來討論，就可以發現這一動物交流之歷史記憶，大致可以透過作為依據明代鄭和下西洋的官方資料編纂的《明史》、鄭和下西洋的若干史籍和通番碑刻資料以及作為民間記憶的筆記小說，特別是透過對明朝士人文集中有關“貢麒麟”的賦贊圖文的清理，展示了這一動物輸入中華，對於拓展明政府與所謂西洋動物文化的交往以及外交活動的意義，並進而可以透過明朝“貢麒麟”的外交活動，見出隨著明朝中期鄭和下西洋的終止而引發的明朝外交活動的衰微。

明成祖的對外觀念是在總結了歷朝外交思想的基礎上，將之在東亞國際體系中實踐的經驗和理論，施之於西洋南海。鄭和下西洋起初可能是為了尋找失蹤的建文帝和打擊流亡的反朱棣的殘餘勢力，但之後漸漸演變為主要是利用寶船搜尋各種奇獸寶物、保護南中國海的航道安全、宣揚國威和與非屬國進行外交的需要。

明朝這一時期的外交不僅存在於中國與屬國之間、還存在於與非屬國之間，如何處理民族國家形成之前諸國間的外交，是永樂大帝著力思考的問題。鄭和下西洋旨在建立超越東亞文化圈之外的又一套獨特的體系，而“麒麟外交”正好符合了明朝這一理念。透過“麒麟外交”履行的一系列邦交禮儀，可以在明朝與非屬國之間繼續貫徹天下意識和華夷觀念，“麒麟外交”儀式不僅有向周邊藩屬國家和遠夷國家示威，也有吸引他們加入天朝宗藩朝貢聯盟的政治目的；更重要的目的是藉助遠方諸國的獻貢，演示給朝內朝外的本土成員觀看，宣示仁君與瑞獸之間的物靈政治，以全方位地確立明朝的中華朝貢體系中心的地位，強化明朝政府統治的政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