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領導夢”，始於母親，止於母親

配圖 | 《我要我們一起》劇照

那個黃昏，鄉親們訝異地看到：身高已近1米8、剛剛考上重點大學的陳聰明，再次跪倒在父親的遺像前。

1

2010年初春，我入職一家風力發電場擔任財務主管。發電場是港資的，規模不大，30名職工，33臺發電機組。高大的風機像一個個日夜不停揮舞臂膀的巨人，矗立在一片荒原之上。

辦公區偏居在荒原一隅，離最近的小鎮有40多公里，開車需要1個多小時。小鎮不通火車，若到省城，則需要開車5、6個小時，翻越連綿群山。這裡夏天偶有牧人趕著羊群經過，“胡天八月即飛雪”，中秋一過，很快就北風怒號，漫天雪花。大雪常阻了國道，何時通行，只能耐心等公路部門的通知。

發電場裡包括場長和副場長在內的員工，吃住一律在辦公區的二層小樓裡。場區工作人員構成簡單，除了行政人事後勤便是運維人員，運維又分兩組，每組10人，“做七休七”。

為了方便同省電力公司、貸款銀行以及稅務局等政府機關日常聯絡，公司在省城的寫字樓裡為財務部租了一間辦公室，我和出納小杜就在此辦公。小杜是公司元老，辦事周到，為人通透。財務部歸集團直接管理，每週小杜都要去場區一次，將所有員工以及各部門需要報銷的單據初審後，再統一帶回來。

我入職後沒幾日，就在複審一份費用單據時遇到了問題——那是運維部3個員工上週來省城參加3日業務培訓的費用，培訓單位提供住宿，但飲食需自理。公司出差餐費補助標準為每日不超過100元（

省城

），參加培訓的3人中，有2人在餐費補助欄中填寫了“300元”，唯有一個叫陳聰明的員工，只填寫了170多元，而且他還在備註欄中，將那3天的早中晚餐餐費全部列了出來。

在我十幾年的財務生涯中，員工出差報銷餐補時，按照上限標準填寫的有之，按照實際餐費花銷（

低於上限標準

）填寫的亦有之，但在同一筆報銷事項中，這兩種方式都出現的，卻還沒見過。

我將疑問拋給了小杜。她反問我：“您想聽真話，還是假話？”

“都說來聽聽。”

“若是說假話，那就是——別看陳聰明個子大，可他胃口小，還老是愛吃素，和大傢伙吃不到一塊去——真話我就不說了，估計您心裡早就清楚了。”

“陳聰明是剛畢業的學生麼？”

“他在公司幹了4年多了，是最早來公司的那批大學生呢！他一直都是這樣做的。”

我不禁感慨：“陳聰明是個實在人，現在這樣人很少了。”

“是啊！但同事們都特煩他，都不願和他一起出差。他們說在場裡幹得那麼辛苦，好不容易出趟差，多報點錢，又沒超限額。人家組長、場長都沒說，偏他非要假正經，和大家不一樣，真是顆老鼠屎。”小杜說得口渴，倒了杯水，一仰脖全喝了，“其實不光同事們煩他，馬場長也不待見他。”

“也是因為報賬這些事麼？”

“馬場長才不管這些雞毛蒜皮呢，他嫌陳聰明心思不在場裡。”

小杜說，本來陳聰明入職後，勤奮好學，又能吃苦，公司很看重他，還曾將他列入了重點培養物件。但翌年7月，他卻突然開始著手報考研究生。有同事勸過他：“考研究生有啥用啊？現在很多研究生畢業了，還不是和我們一樣打工？況且現在馬場長還這麼器重你。”“現在讀研需要花不少錢，你家裡也不富裕，即便要考，也等攢幾年錢後再考啊。”但陳聰明還是義無反顧地開始備考。

他總是學習到很晚，見舍友“不堪其擾”，他就主動搬到了緊鄰廁所的那間簡陋的儲藏室，工餘時就在那間頗有味道的小屋裡獨自發奮苦讀。若是到了7天“大休”，更是通宵達旦——當然，在工作上，他仍舊是兢兢業業。

不過努力並沒有換來好的結果。連續考研3年，他都是名落孫山——最近這2年，他也進了複試，但都是鎩羽而歸。大家都說他是“學傻了”——“你不和人家導師多私下裡溝通溝通，人家憑啥就選你呢？”而在場站，他一同入職的2個大學生已經成了組長，做了他的領導。馬場長也常以此勸誡新員工：“不想長期紮根在咱電場的人，業務再好，也不敢重用啊。”

“對了，您知道場里人私下都怎麼稱呼陳聰明的麼？”小杜見我搖頭，說道，“都管他叫‘陳呆子’。”

2

春去秋來，一天上班時，小杜將一張結婚請柬遞給了我：“是陳呆子非讓我帶給您的。他這個週末在鎮裡擺婚酒。之前同事結婚，他從來不去。現在輪到自己了，他倒給每個人都發了一張——您肯定也沒時間去吧？”

“我家裡有事，就不過去了，你幫我把禮金隨了吧。”我說。

小杜聽了，很是訝異，沉默了一會，方笑著說：“那我也和您一樣，給他隨個100塊吧。”

婚禮後的那個週一上午，我正在辦公，一個身形瘦高的男子輕輕敲門。因為平素辦公室只有我和小杜兩人，為了避嫌，房門總是敞開的。

“您好！齊經理，我是小陳，運維部的。”說完，他便滿面笑容地遞給我一大袋喜糖，還有兩包軟中華。知道小杜外出辦事，他便將一大袋喜糖、幾包巧克力放在她的辦公桌上。

後來據小杜講，陳聰明婚宴當日，全電場除了楊副場長，只稀稀落落地去了幾個人。但陳聰明不以為意，婚假結束後，他給每位同事——包括門衛、廚師、掃地阿姨——都送了一大包喜糖，還給抽菸的人各送了一包喜煙（

當然不全是軟中華

）。收到禮物的同事都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也一致認為他“變得懂事，可交了”。

之後的日子裡，陳聰明“變得越來越成熟了”，在報銷各項費用時，也終於同其他同事“保持了一致”。

小杜同我解釋：“陳聰明已經決定不考研了。他要在場裡混，肯定得和大夥打成一片。聽說他在省城買的婚房，每月房貸都要好幾千呢。唉！能多報幾塊是幾塊啊——對了，現在場裡已經沒有人再叫他‘呆子’了。”

再後來，陳聰明也和其他同事一樣，常去馬場長辦公室“彙報工作”，工餘時間陪領導打乒乓球。一次，我和馬場長一起從省城返回場區，車剛停穩，陳聰明就從人群中搶先跑了過來，輕拉車門，用手掌緊緊護住車門頭，滿面笑容地請領導下車。但馬場長似乎並不領情，沉著臉，視若無睹地走開了。

是日晚上，我和馬場長還有幾個管理人員驅車去鎮上的飯店吃飯。期間，有人提到了陳聰明“令人可喜”的轉變，已經半酣的馬場長卻有些鄙夷地說：“原本聽說他不考研了，我還打算重點培養培養他，但看到他現在這個熊樣，我都有點瞧不起他了。”

話音未落，眾人都怔住了。

再後來，大家發現，不僅是馬場長，就連楊副場長看陳聰明的眼光也都有了異樣。楊副場長雖說是電場名義上的二把手，但因與馬場長素有嫌隙，所以大家都對他敬而遠之。陳聰明考研那幾年，常同楊副場長一起夜跑，在職工餐廳裡，兩個“邊緣人”也總是坐在一起吃飯。但現在的陳聰明不再夜跑，在餐廳吃飯時也刻意遠離了楊副場長。

2011年8月，集團北京管理中心的幾位領導專程來到場區，宣佈了一條爆炸性的任免訊息：馬場長被調到鄰省一家剛籌建的風電場；楊副場長轉正。會堂裡，幾乎所有員工都是一臉愕然，隨後，就有很多人一臉壞笑地側頭盯著陳聰明，而陳聰明則把頭深深地低下了。

楊副場長成為一把手後，和每個人都是談笑風生，似乎之前受到冷遇根本就不存在，對陳聰明更是不計前嫌，青眼有加，上任不久，就提拔陳聰明做了運維組長。

不久，行政主管辭了職，集團啟動了招聘程式，但因場區地處偏僻，條件艱苦，應聘者寥寥。偶有一兩個初試透過者，在面試環節，又因各種原因被楊場長一票否決了。招不到人，楊場長乾脆提議讓陳聰明暫時兼任行政主管，集團便批准了。

為了方便工作，楊場長又讓陳聰明搬到了已空置的副場長宿舍——在整個住宿區域，只有場長和副場長宿舍是單間高配，且兩者相鄰。

沒多久，關於“楊場長已經向集團建議任命陳聰明為副場長”的小道訊息，就在人們的口舌間傳得沸沸揚揚。那段時間，陳聰明對楊場長感恩戴德，兩人常形影不離，關係好得“水都潑不進”。

3

場區裡行政工作的重點之一，是食堂管理。“人是鐵，飯是鋼”，風電運維是野外作業，勞動強度大，且下班後又沒有什麼娛樂活動，所以一頓熱騰騰、美味可口的飯菜，就顯得異常重要，它不僅僅能填飽員工們飢腸轆轆的胃，在某種程度上，也能慰藉他們孤獨的心。

集團給場區員工的日常伙食費用設定的預算上限挺高，場區食堂的伙食非常好，早餐都有大盤大盤的醬牛肉和醬大骨。行政部在報賬伙食費用時，一直採用的是預算上限，並沒有按照實際花費來報銷。前幾任財務主管曾據此提出過疑問，但行政主管以“所有采買都嚴格按照預算來執行”這樣一句輕描淡寫的話語給打發了——其實真正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

陳聰明兼任行政主管後沒多久，就以“杜絕浪費”之名，消減了大部分餐後水果。漸漸地，食堂飯菜的份量和質量也都大不如前。甚至，由於肉骨頭等狗食來源日漸減少，連門衛老胡也只得將兩隻護院狗中的一隻送了人。員工們怨言四起，對陳聰明很不滿：“他敢情每天常去鎮裡，不在食堂吃飯！”

陳聰明對同事們的抱怨不但置若罔聞，甚至變本加厲。後來，食堂的晚餐只讓大廚炒幾個素菜，有時甚至都不做新菜，而是將早午餐的剩菜拌到一起，美其名曰“大燴菜”，然後在每個餐桌上多添了幾盤下飯的鹹菜、幾瓶“老乾媽”。

場區的員工因忌憚陳聰明和楊場長關係密切，只敢在私下裡狠狠咒罵他。唯有門衛老胡辭職後臨走前，在辦公大廳將陳聰明和楊場長都大罵了一頓，說他倆狼狽為奸，剋扣大傢伙食撈黑錢，“太缺德、太不要臉了”。

“當時我正好在場區，老胡罵得那真是酣暢淋漓，大快人心啊！”小杜和我說。

2012年農曆新年前的一個週末傍晚，我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接到了陳聰明的電話。說他已到了我家樓下。我一下樓，他就打開了汽車後備廂：“這是20斤牛肉，20斤羊肉，都是牧區現殺的。我現在就給您搬上去，您家住幾樓？”見我拒絕，他又說：“別客氣，快過年了，您就留下吧，去年張偉（

時任行政主管

）送您的那點東西，質量不如我這次的好。”

“今年和去年不一樣，這些肉我無論如何不能收。”我說，“你把這些肉都退給食堂吧，快過年了，給大家多做幾個肉菜吧。”

陳聰明聽了，一臉尷尬，他似乎欲言又止，最終還是低下了頭。春節之後，場區食堂的伙食的確比之前好了一點，但也僅是一點而已。

這年5月初的一天，我去場區辦事，汽車駛入公司自建路（

連線了場區辦公區至荒原公路，由企業自行投資建設維護

）時，無意間發現空曠原野上的積雪只有薄薄一層，便有些疑惑地問道：“不是說前幾天剛下了一場大雪麼？”

“哪下了？今年冬天邪門的很，到現在攏共才下了六七場。”司機師傅答道。

我聽了，心中一驚，忙問：“不能吧？才六七場？”

司機皺了皺眉：“我騙你幹嘛，算賬我不懂，但咱是跑車的，下了大雪，當天早上就出不了車。這一冬天就下了六七場，這點數我還能算不對？”

司機的話像一塊巨石，狠狠地砸到了我的心上——我知道自己受騙了。發電場區的自建路，長約1000多米，集團曾透過鎮政府與當地一家公司簽訂了一份協議：每次雪後，該公司為場區自建路除雪，每次收費3000元。在風電場考察建設的那幾年，降雪頻繁，每個冬天降雪都在15場以上，所以，集團給場區的每年除雪預算核定為45000元。開春之前，陳聰明已經報銷了15場的除雪費用，如果按照司機的說法，那他就是虛報了2萬多塊錢。

陳聰明知道我要來，晚餐特意讓廚師多做了幾道硬菜。飯畢，我把他叫到了場區財務辦公室，關緊了門：“這一冬天才下六七場雪，你們為什麼報了那麼多除雪費？”

“是領導讓我按預算報的。”陳聰明看我一臉嚴肅，頗有些緊張。

“之前你們在伙食費上動手腳也就算了，現在明明沒有下雪，你們就敢虛報除雪費？這是貪汙，是犯罪，是要蹲大獄的！這件事，無論如何，我都要向我們財務領導彙報的。”

陳聰明看我態度決絕，一時被嚇得臉色慘白。他一邊讓我息怒，一邊急急向楊場長的辦公室跑去。幾分鐘後，在場長辦公室內，楊場長一邊親自為我倒茶，一邊雲淡風輕地說道：“小齊，這件事沒有你想的那麼嚴重，我只不過是讓小陳建了個‘蓄水池’，之前馬場長也建過，只不過你當時不知道而已。”

我不知道什麼“蓄水池”，也不知道為何要建。楊場長向我如是解釋：風電場開始運營的第二年，冬季大雪頻繁，才3月份，就把全年的除雪預算用完了。之後每次降雪封路，馬場長就必須十萬火急地向領導們報“計劃外支出申請”，公司領導們在籤批這類預算外支出時都是非常謹慎，通常沒有個2、3天是籤不下來的。所以，那段時間馬場長自己墊了不少除雪錢，也誤了不少事。

“我們場區為啥不直接買臺除雪機呢？”我問。

“小齊啊，你想得簡單了，那不是你有錢想買就能買的。”

楊場長說，自那之後，馬場長就建立了（

財務

）“蓄水池”制度：在降雪少的年份按照滿額預算來報，以備雪豐之年“不時之需”。另外，場裡一些不好報銷的專案，比如員工新年聚餐時請當地民間歌手助興什麼的花銷，也就從“池”裡支出了。

“馬場長調走時，他將‘池’裡的‘水’全帶走了，一滴不剩，我只得自己蓄點‘水’啊。”楊場長拍著我的肩，語重心長地勸我，“我建議你就不要上報這件事了。上面領導知道了，不光對我不好，真追查下來，馬場長他們也脫不了干係。再說了，你作為財務主管，不是也要擔負‘稽核不力’的責任麼，何必自己為難自己呢？我向你做個保證，下不為例。今年冬天，下幾場報幾場。”

“這件事，要怪就得怪小陳，是他沒有和你溝通好。”見我沉默不語，楊場長厲聲說道，“小陳，還不趕快向齊經理認個錯？”

4

2012年盛夏的一天上午，陳聰明突然又來到了市區的財務辦公室，我很訝異，因為前幾天他就已經來過了，還帶來了一大摞楊場長的費用報銷單，跟我說：“這些都是老闆們已經批准的。您再看著，如果哪張單子財務不能用，就打我電話，我過來換。我這幾天在市裡參加培訓呢。”

“你不是參加培訓麼，怎麼又跑過來了？”我問。

陳聰明有些尷尬地笑了笑：“是安全培訓，走形式的，沒什麼用。”說完，他便從隨身的大皮包裡又抽出了一大沓單據：“還是楊場長的，還得辛苦你們，他這幾天催得挺急的。”臨走時，他快速地將一盒好煙、一包巧克力放到了我的辦公桌上：“那包巧克力，是杜姐愛吃的。”

等小杜回來，我感慨道：“你說這陳聰明，培訓也不好好參加，整天就圍著楊場長轉，都快成人傢俬人秘書了。”

“啥私人秘書，場裡同事都叫他狗腿子。”小杜吃著巧克力說，“瞎子都看得出，他就是想抱著老楊大腿，當上副場長呢。”

“有戲麼？”

“妄想！老楊多精的一個人啊，陳聰明就是人家手裡的一根棍子，指哪打哪。天底下，哪個領導會推薦一根棍子當自己的副手呢？陳聰明在場裡剋扣大夥伙食費、福利費，名聲早臭了，說句不好聽的，他現在就是一根屎棍子，遲早會被人扔得遠遠的。”

聽著小杜篤定的語氣，我問她是不是聽到了什麼風聲。

“這個我不能說，但當初人們喚他‘陳呆子’，現在想想，還真是沒喊錯。唉！”她說。

2012年8月的一天，集團北京管理中心的幾位領導突然專程來到場區。陪同他們的，竟然是一年前調到鄰省風電場的馬場長，馬場長身後還跟著一位，據說就是新招聘來的行政主管。

在任免大會上，領導宣佈：馬場長迴歸，楊場長調去鄰省的風電場。在馬場長講話之際，眾人都不約而同地偷偷將目光聚焦到了陳聰明身上——他的臉上，有驚愕，有憤怒，但更多的是茫然。最後，他將頭緊緊埋了起來。

是日傍晚，陳聰明作為運維組長被安排去值班了，馬場長在鎮裡的一家酒店內宴請了除他以外的所有管理人員。席間，半酣的馬場長告訴大家，去年他被調離時，領導們就承諾待新風電場走上正軌後就將他再調回來，畢竟他的家在這裡。當時領導也告知楊副場長，讓他做好日後去鄰省風電場長期工作的準備，他當時之所以沒有告訴大家這些，主要是擔心大家會不配合楊副場長的工作。

“楊永紅（

楊副場長

）和陳聰明這樣胡搞，真不像話啊！”馬場長端著酒杯，怒氣沖天。

陳聰明的“副場長夢”就這樣幻滅了，代理行政主管也被撤銷了，運維組長一職估計也幹不了多長時日了。眾人都拍手稱快，也有人說他就像個磨面的驢子，被罩住了眼，滿腦子都是吊在前面的那根胡蘿蔔，結果磨了大半天，現在不光胡蘿蔔沒了，主人也跑了，“真真是個呆子！”

後來，馬場長也不無惋惜地總結道：“陳聰明剛來電場時，是多麼老實的一個孩子啊。現在他豬油糊了心，一時糊塗，被蒙在了鼓裡。被人家楊永紅玩得團團轉。這都怨不得別人。要是他以後改了，大家也別嫌棄他。誰年輕時沒犯過錯呢？”

可陳聰明並沒有能等來大家的寬恕，就猝然倒下了。

5

一天上午，小杜接了個電話後，一臉驚恐地和我說：“齊經理，我現在得馬上去趟附院！陳聰明出事了！”還沒等我再細問，她已經一溜煙地跑出門了。

我是後來才知曉事情原委的：自從馬場長復任後，陳聰明就從副場長宿舍搬了出來。他變得沉默了，常一個人低著頭悶聲幹活。組裡的人見狀，大事小情也就都去找副組長請示彙報了。同事們都竊竊私語，“他遲早也是要被換掉的”。

一日傍晚，陳聰明突然去了馬場長的辦公室，說他知道一會兒場裡有車去鎮上辦事，想搭車一起去：“我想今晚好好喝頓酒（

員工在場區是嚴禁飲酒的

）。從明天開始，無論您撤不撤我的組長，我都會踏踏實實在場裡幹下去，您就看我的表現吧。”

按照工作計劃，第二天上午有維保風機作業任務，馬場長本不想讓他去，但看到他請求的眼神，最終只能告誡他一定要早去早回：“明天還要幹活呢！”

可那天晚上，陳聰明並沒有如約隨單位車輛返場，他給馬場長打了電話，含含糊糊地說他明早一定會趕到作業現場：“絕不會耽誤工作的……”馬場長罵了他一頓，最後囑咐他：“少喝點兒！”

翌日上午8點鐘多，當陳聰明所在的運維組副組長帶著人剛剛進入需要維保的風機裡時，就發現了躺在地上的陳聰明。他面色發黑，額頭上有一個小洞，渾身還散發著濃烈的酒味。眾人呼號無果，副組長初步判斷他是被電擊傷了，於是一邊和馬場長彙報，一邊開車載著他去了鎮醫院。鎮醫院簡單處理後，又用救護車將陳聰明轉院到了省城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直接推進了ICU。

這是風電場建場以來發生的第一起嚴重生產安全事故。陳聰明如何受傷無從知曉，但毫無疑問，他肯定是違反了最基本的安全操作程式。彼時風電場二期專案正處於政府審批的關鍵節點，為避免該事故影響審批，馬場長一邊請求醫院對陳聰明全力救治，一邊勒令場區所有人員要對這起事故嚴格封口，洩密者嚴懲不貸。

經過醫院努力搶救，昏迷多日的陳聰明終於甦醒了，但他的失憶後遺症非常嚴重，對之前發生的事情已經完全不知曉了。待他的病情相對和緩後，他的妻子向公司提出了索賠要求。

陳聰明妻子及家人如約來到辦公室那天，馬場長和從北京管理中心專程趕來的兩位律師早已嚴陣以待。談判前，雙方先確認了陳聰明直系親屬的現狀，我這才知道，陳聰明出生在鄰省一個偏僻農村，是家中獨子，他父親在他幼時就因病去世，家中現今只有一個老母親，聽聞他出事後就病倒了。

陳聰明妻子提供了婆婆按好紅指印的意見書，意味著老人家全權委託兒媳處理索賠事項。談判甫一開始，陳聰明的兩個大舅哥就提出了一個天文數字的賠償金額，連坐在一邊記錄的我聽了都不禁咋舌。公司的兩位律師黑著臉，厲聲告知對方，這起事故是因為陳聰明本人違反了基本操作程式而引起的，事故造成了電機停止執行發電，給公司造成了重大損失，“我們還準備去法院起訴你們，讓你們賠償呢！”

陳聰明的親人們聽了，面面相覷，氣勢明顯弱了下去。後經幾輪博弈後，對方終於認同了馬場長提出的一個金額，律師現場起草了協議書，雙方人員都簽字，按了手印。之後，馬場長以借支差旅費、招待費的名義，分期從小杜處預支了多筆大額現金——我知道，那其實就是給陳聰明的賠償金。

我本以為這件事情就這樣結束了，哪知剛過了一個多月，陳聰明妻子就又抱著幼子來到了我們財務辦公室。她眼淚汪汪地述說著陳聰明的現狀，懇請我們向領導反映一下，能否再給他們這苦命的一家多一些補償。儘管我和小杜都非常同情她，但公司剛剛按協議付了賠償金，她就又提此事，顯然是不合情理的。

之後，陳聰明妻子並未罷休，總來我們辦公室，眼淚汪汪地坐在那裡喝茶。無奈之下，我只得將此事彙報給了馬場長。馬場長知道了，隱隱有些怒氣：“那個女人前段時間就到了場區和我哭了一場呢，我把她拉黑了，她現在又盯上你們了——你們別管她，該幹嘛幹嘛。剛給了賠償，就又要錢，實在是有點不像話啊，就算是耍賴，也得過上一年半載吧？”

2012年年底，為了處理二期風電專案的銀行貸款事項，集團的兩位高管專程從香港飛到了省城。午飯後，他們同馬場長一起來到了財務辦公室，處理一些需要加蓋印鑑的檔案資料。大家正在忙碌時，突然有人敲門，我們抬頭一看，來人竟又是陳聰明妻子。馬場長見狀，立刻請她改日再過來面談，她答允了。

哪知她離開了片刻後，竟殺了個回馬槍——沒一會兒，她抱著幼子，她的父母小心翼翼地攙扶著陳聰明，眾人一併走了進來。陳聰明頭上綁著紗布，面色晦暗，走路歪歪斜斜，一副隨時要摔倒的樣子。

那是陳聰明出事後我們第一次見到他。小杜驚訝地喊了他一聲，但他卻是一臉茫然，對我和小杜，乃至馬場長，都是視若無睹。他妻子說：“他被電得沒記憶了，大夫說得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恢復。”

陳聰明一家的到來，徹底打亂了我們的工作。他的妻子走到兩位高管面前，眼淚汪汪地訴說著，希望能得到更多幫助。見兩位領導一時有些發懵，馬場長忙走過去，想把她引開。哪知她卻突然打開了門，抱著孩子徑直坐在了門口，說今天領導們要是不關心他們一家，她就會一直坐在那裡，誰也別想出去。

樓道里出入的人都好奇地圍了過來，兩位領導的臉色越來越難看。馬場長忙將她拉到一邊，小聲言語了幾句。再後來，小杜就陪著陳聰明一家出去了。

6

2013年初，公司在省會市郊一個相對偏僻之處，為我們財務部重新租賃了辦公室。之後，陳聰明妻子就再也沒有來過。漸漸的，我和小杜似乎都遺忘了這家人。

等到年底，我在稽核一份出差費用報銷單時，發現一個新員工在報銷餐費補助時，填寫的是實際花費，比另外幾個同事報銷金額少了100多元。一時間，我又想到了陳聰明，便對小杜感慨道：“也不知道陳聰明的病現在怎麼樣了，自從咱們搬了新辦公室，他們就再也沒來過了。”

“您真的以為他老婆是找不到咱們這裡了麼？您想得可太簡單了。”小杜說，上次陳聰明老婆把兩個大領導堵在辦公室，無奈之下，馬場長只得讓她領著陳聰明一家去了銀行。拿到錢後，那個女人就鬧著和正在康復的陳聰明離婚，最後婚沒離成，她就捲了錢財，帶著兒子不辭而別。再後來，陳聰明被他老孃接到了老家村裡。

前段時間，村裡的支書跟馬場長通了電話，他們才知道了這些事，然後馬場長就帶著小杜專程去了一趟陳聰明老家。

在一個偏僻山村裡，50多歲的村支書引著兩人，一路彎彎繞繞去了陳家。陳聰明的老母親出來迎接，老太太滿頭白髮，滿臉哀慼，絮絮叨叨地向馬場長和小杜回憶起兒子小時候的事，不一會兒已是淚眼模糊。坐在牆角的陳聰明見狀，晃晃悠悠走過去，著急地用手為母親擦著淚。

“我家聰明打小就聽話。他爹走後，他就更懂事了。從小到大，我就只打過他一次。”老太太說，那時陳聰明還沒有上小學，秋天村裡各家將自家地裡的土豆刨出，裝進麻袋，歸倉入庫，小孩子們也會揹著小袋子，拿著小鐵鏟，去自家地裡“挖寶”——撿到那些遺漏的小土豆，洗淨烤熟後，是一口一個的美食。

那年陳家地裡沒種土豆，陳聰明便和幾個小夥伴一起偷偷去了別人家的田裡挖。當他得意地將幾個“勞動成果”帶回家後，母親並沒有表揚他，而是一臉嚴肅地讓他“從誰家地裡刨出的還給誰家”。他哭喊著護住自己的土豆，母親又教育他，“媽媽每天早上去路上撿牛糞，為啥不去別人家圈裡去撿呢？土豆也一樣，你不能去人家地裡刨。不是咱的東西，咱不能要。”可陳聰明依舊坐在地上哭鬧。母親怒了，第一次動手打了他。

周圍的鄰居大媽聽見了哭聲，全都圍過來，說陳聰明的母親小題大做，不該打孩子，“不就是幾個小山藥蛋麼？又不是金疙瘩！”陳母卻盛怒不已：“他刨別人家地裡的土豆，說得嚴重，那就是偷。小時偷針，長大就該偷金疙瘩了，那是要砍頭的啊！”

陳聰明遂大聲抱屈，說為啥那幾個跟他一起刨土豆的小夥伴的媽媽們就不管他們呢？“別人殺人放火，你也想殺人放火？你管好自己就行了！”母親說完，便硬拽著他，一起把土豆還了，還向人家道了歉。

“可憐我兒子，現在卻遭了這麼大的罪。我的命好苦啊！”說著說著，老太太又抹起了眼淚。

村支書看天色已晚，便引著兩人回了村部。晚飯時間，幾杯入肚，支書突然說起，這次陳聰明出事，電場、他自己、他的混蛋老婆全都有責任，“我的那個老嫂子責任也不小”。小杜聽了，很是訝異——陳聰明的母親守寡半生、嚴格教子，令人尊重，又何來“責任”一說呢？怕不是支書喝多了吧。

“我心裡清亮得很！”沒想到，支書接下來又緩緩講出了陳聰明和他母親的另一面，小杜和馬場長聽後，俱是瞠目結舌。

支書說，這個只有百多戶人家的小村莊，村民大多生活拮据。從陳聰明祖父起，陳家就三代單傳。陳聰明父親生前和支書是發小，病故時，陳聰明只有3歲。陳母讀過書，識得字，本就是個要強之人。丈夫去世後，她更成為了村裡最要強的女人。

那時村裡還有一戶孟姓人家，丈夫也是因病早逝，兒子比陳聰明大兩歲。兩個孩子後來都在村小讀書，人們就發現，有時小孟早上上學時若帶了一個炸油餅，那麼第二天，陳聰明必定會帶一個更大更香的炸油餅。有一年，小孟開學時穿了一件新衣裳，一週之後，陳聰明的身上，也套上了一件做工更精緻的新衣服。

兩個孩子都學習刻苦，成績在各自班裡都是第一名。陳聰明三年級時，有一次期末考試得了第二，他母親就鐵青著臉，讓他跪在堂屋裡父親的遺像前，並將屋門和院門大敞開。路過的村人見狀，紛紛聚集過來，七嘴八舌地猜小聰明究竟犯了什麼不可饒恕的大錯。

“他一個孩子能犯什麼大錯？不就是這次我兒子又考了第一，他兒子考了第二嘛！”小孟母親在人群中不屑地說道，轉身揚長而去。

後來，小孟和陳聰明陸續考進了縣重點中學。同學皆是各鄉鎮的小才俊，兩人的成績排名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至此，兩個母親的較勁方暫時告一段落。

直到6年後的夏天，村裡傳來了一個好訊息：小孟被北京一所重點大學錄取了。村裡出了第一個考到北京的孩子，鄉親們聞訊，都紛紛趕去祝賀。孟母在門口貼了大喜字，掛了紅燈籠。村委會還派了人，專門在她家門口放了很長一掛鞭炮，比過年還喜慶。母子倆笑容滿面，鄉鄰們都是豔羨不已。

人群散去後，支書夫婦請陳家母子去家裡做客。在彙報了學習成績後，陳聰明當著母親和兩位長輩的面，鄭重許諾：他一定要更加努力學習，爭取兩年後也考到北京，並且要考上一所比小孟學校還好的大學，讓母親為他而驕傲。

兩年倏忽而過，高考結束後，陳聰明也考上了省城的一所重點大學。訊息傳來，鄉親們紛紛前來祝賀，但卻意外地吃到了閉門羹。村委會本打算在陳家門口也放一場喜慶鞭炮，但被一臉陰沉的陳母拒絕了：“放什麼放，連北京都沒考進去！真是丟人現眼！”

那個黃昏，鄉親們訝異地看到：身高已近1米8、剛剛考上重點大學的陳聰明，再次跪倒在父親的遺像前。

7

陳聰明進了大學，依舊埋頭苦學，每年都能得到獎學金。假期他去餐館勤工儉學，每年都用自己賺來的錢為母親買一個大大的生日蛋糕，令村裡所有女人們都豔羨不已——在他老家，結了婚的女人基本從不過生日的，講究的人家，女人們生日那天通常也只是自己擀一碗長壽麵而已。

進入電場工作、有了穩定工資後，陳聰明回去翻新了老家的房子，按照母親的意願，將院門修得同小孟家一般高大氣派，高度上略略超出了一些。工作第一年的春節，他回家時除了給母親買回新衣、美食，還帶回了一些那時村裡很少見到的保健品，母親將這些小瓶的“甜水”分給了周遭的鄉鄰，眾人都誇她，“命好，養了這麼一個孝順的兒子”。支書說，那是陳聰明同他母親關係最為融洽的時期，他母親臉上經常掛著笑，見了鄰居也不再低著頭了，而是遠遠就揚起了手。

可就在那年的夏天，村裡又傳來了一個好訊息：小孟考上了北京一所重點大學的研究生，村裡破天荒地有了第一個研究生了。孟家不但在自家院門口貼了大喜字、掛了紅燈籠、放了鞭炮，還在村委會大院裡專門擺了幾桌豐盛酒席。

出人意料的是，孟母竟然給陳母親下了正式請柬。陳母也準時赴宴，平素滴酒不沾的她，那天連飲了幾大杯。席散了，陳母徑直去了村委會，當著支書和其他幹部的面，給兒子打去了電話，用不容辯駁的語氣，命令陳聰明馬上準備考研究生，而且“一定要考北京那裡的！”

接下來的幾年，陳聰明再沒有回來過——鄉鄰們都知曉他在考研，但也明白，人不回來，說明他這次又沒考上。陳母的臉上再沒有了笑容，天天陰沉得嚇人。

3年後的暮秋，陳聰明終於回來了，鄉鄰們看見他又跪在了父親的遺像前，不停地抽自己的臉。他母親站在一邊，視若無睹。支書知曉後，顧不得禁忌，推開人群，忙跑了進去，將陳聰明拽了出來。

“大叔，我真的不想再考了！可我這樣做，是不是對不起我爸媽啊？”陳聰明哭著跟支書說。

“傻孩子啊，你爸要是知道你已經是大學生了，都不知道有多開心呢！”

“可我媽說我沒用啊！她說我讓她在村裡抬不起頭啊……”

在北京結婚成家、事業有成的小孟衣錦還鄉，鄉鄰們知曉他要將母親接到北京享福的訊息後，便都趕過去道別。小孟特意從鎮上請了位遠近聞名的大廚，在家院裡擺了幾桌酒宴。孟母將村裡的老姐妹們都請了過來，唯獨陳母以家中有事為由沒有出席。

飯畢，小孟知道母親想和陳姨“和解”，就陪著母親去了陳家，想和陳姨掏心掏肺地聊一聊。但當他們走進陳家院門口時，卻都驚呆了——陳家的院門、屋門大開，陳母就直直跪在丈夫的牌位前。孟母等了許久，見她紋絲不動，只得無奈回去了。

自從孟母離開村莊後，陳母原本的精氣神就洩了。她的白髮漸漸爬滿了頭頂，腰變得佝僂了，走路也蹣跚起來，整個人像一下老了十歲。鄉鄰都勸她早點搬到城裡跟兒子享福去，但她聽了，也不回答，只是搖頭嘆氣。

村支書給陳聰明打過電話，催他快把母親接走——自從孟母走後，鄉鄰們就對陳聰明頗有微詞，私下裡議論他是“娶了媳婦忘了娘”。陳聰明非常委屈地告訴支書，不是他不想接母親過來，而是母親根本不願意離開村子。

不久，陳母就患了病，陳聰明聞訊趕了回去。待陳母身體好轉後，村支書和幾個鄉鄰一同去看她，勸她說，年齡不饒人，還是早些和兒子一道去城裡為好。陳母聽了連連搖頭，說自己在這村裡唱了一輩子的戲，有好有壞，現在臨了臨了，不願低著頭、灰頭土臉地下臺。說著說著，老太太就熱淚滾滾：“兒子不如人家，我不甘心，不甘心啊！”

眾人看了，都很是難過，因為自從丈夫去世後，無論經了多少事，陳母都從未在鄉鄰們面前掉過一滴眼淚。陳聰明見母親傷心，陳聰明也跪了下來，同樣淚流滿面。

小杜和我說，當她聽支書講到陳聰明這一跪，她就明白了——那一刻，“一定要有出息，一定要儘早風風光光地將母親接走”這個執念，已經像一根鐵索鏈牢牢地套在了陳聰明的脖頸上了，之後他性格大變、同楊副場長沆瀣一氣，也就不足為怪了。

支書接下來講的，果然和小杜猜的一樣——

幾個月後，陳聰明突然回到了村子裡，笑容滿面，逢人便遞上一支好煙。當晚，他在村委會大院裡擺了一桌酒席，邀請了支書等一眾村幹部，還有父親生前的幾個好友，興奮地對長輩們彙報：“我現在是場裡的組長了，領導很器重我，還準備提拔我當副場長呢！如果我當上了副場長，我就能開上單位裡的大越野車，風風光光地把我媽接走了……”

“陳聰明馬上就要當領導”的訊息，迅速傳遍了村子的角角落落。陳母的臉上又浮現出久違的微笑了，鄉鄰們紛紛前來賀喜：“你以後要是去了城裡，可不敢忘了我們啊！”

可鄉里鄉親們並沒有等到陳聰明開著大越野車威風凜凜地回來。半年後的一天，支書突然接到了陳聰明打來的電話，話筒裡上來就是他的嚎啕大哭聲。支書驚詫不已，許久，陳聰明方哽咽著說，自己當不上副場長了，組長估計也幹不長了：“我覺得我對不起我爸媽！”

支書趕緊勸慰他：“傻孩子，你爸要是知道你在城裡買了房，成了家，還有份穩定工作，心裡不知多開心呢！”

“可我媽覺得我是個窩囊廢，說我丟人現眼，我活得好累啊……”

再之後，就傳來了陳聰明出事的訊息。

“我總有種感覺——您說，陳聰明有沒有可能是主動觸電的？”小杜講到最後，突然問我。

我聽了心中悚然一驚，忙阻止道：“可不敢瞎說，可不敢瞎說啊！”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