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樂先生 斗南一人——我心目中的李伯謙老師

【述往】

作者：何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學人小傳

李伯謙，1937年生於河南鄭州。考古學家。196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留校任教。曾任北大考古繫系主任，考古文博院院長、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館長，曾兼任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殷商文化學會副會長等職，“九五”國家計劃重點科技攻關專案“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參加和主持過河南偃師二里頭、安陽小屯殷墟、山西曲沃晉侯墓地等多處遺址的發掘。著有《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商文化論集》《感悟考古》等。

我本名何努，北京生人，自1981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後依次改為考古系、考古文博院、考古文博學院），便與李伯謙先生結下了亦師亦友、形如父子的情緣。我是李伯謙先生的碩士和博士，在李老師的弟子們當中與李老師（我及我的家人都習慣尊稱李伯謙先生為李老師）交往的歷史最久，李老師對我傾注的心血也最多。我想透過與李伯謙老師交往的點滴小事，向世人全面袒露我心目中的李伯謙老師。

始自40年前的師生情緣

1981年，我從北京海淀區花園村中學高中畢業，應屆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事後據知情人士告訴我，當年李伯謙老師負責考古專業北京地區招生工作，調檔時看到我填報的第一志願就是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興奮地說：“第一志願報考古的北京生源，不要他還能要誰？就是他了！”我就以略高於北大錄取分數線的成績，被考古專業第一時間錄取了。在當年，文科當中，文史哲、經濟和法律是熱門專業，考古是冷門，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考古為何物”。李伯謙老師與我的師生之緣，實際上從他決定錄取我的那一刻便註定了。

我當年的高考成績與我們北大考古81級同班同學相比，沒有優勢。但是，我知道“考古為何物”，所以我高考填報的第一志願是北大考古專業，第二志願是武漢大學考古專業，第三志願是山東大學考古專業，第四志願是蘭州大學考古專業，大致體現了我對考古的執著與“好男兒志在四方”的少年壯志。李老師慧眼識才，認定我將來會成為一個“鐵桿考古”。我也沒讓李老師看走眼，“考古痴心從未改”。不過，這一關鍵往事，李老師從未向我提及。

直到大二第一個學期，上“夏商周考古”專業課時，我才與我生命中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貴人”李伯謙老師真正謀面。

第一次在課堂上見面，李老師並未對我流露出特別的關注，反而是他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和藹可親，氣質儒雅，五官帥氣，尤其是還有一頭“微微的自來卷”。那時我才過18歲，不知道這叫“魅力”。當然，李老師講述的“夏商周考古”專業課，條分縷析，娓娓道來，對我來說更具魅力。夏商周三代異彩紛呈的考古成果與問題，魅力四射的青銅文化，把我給迷住了。當時我便立志，今後要做夏商周考古！從此，我與李老師的交流多了起來。

上世紀80年代初，大學生業餘生活比較貧乏，除了自習之外，便只有舞會和體育鍛煉了。為了豐富業餘生活，我們北大考古81級，辦了一個班刊《碎金集》，大概一個學期出一集，班裡同學投稿，發表論文、詩歌、散文、小說，不拘一格。每一集都請考古系的某位先生題寫刊名，每一集也都給考古系的老師傳閱，以期對我們幼稚的習作給予指導。我在《碎金集》上以發論文為主，筆名為“何駑”，取《荀子·勸學篇》“駑馬十駕，功在不捨”之意。一天，李老師見到我說，看到《碎金集》上我的文章了，還說“何駑”這個筆名挺好。得到李老師的認可，我十分高興，從此便一直用筆名“何駑”發表文章。可以說，生身父親給了我“何努”之名，如再生之父的李伯謙老師定了我“何駑”的筆名。

記得李老師帶我們班第一次外出考察是參觀北京周口店遺址和房山琉璃河考古發掘現場，我第一次感受到考古田野發掘的神秘誘惑，也有了對考古田野發掘的強烈憧憬。

1984年秋季，我們班分小組進行本科畢業實習。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山西曲沃曲村晉國遺址發掘小組。北大考古82級全班那時正在那進行生產實習。實習由李伯謙、劉緒老師帶隊。剛到曲村工地，學生們水土不服，加之衛生條件較差，不少同學都不同程度地患上細菌性痢疾。其中我最嚴重，在曲村鎮衛生院住了幾天院沒見好。李老師不知從哪找來一輛北京212吉普把我送到侯馬市人民醫院治療，還特別安排我班同學宋國定全程陪護。在宋國定的細心照顧下，國慶節後我終於康復出院，回到曲村工地。

在曲村工地上，李老師和劉老師手把手教我們如何發現、辨別與清理墓葬。我清理墓葬的田野技術，就是在曲村打的底子。

李老師和劉老師不僅負責曲村工地發掘的全面工作，還操心我們考古隊三四十號人的生活問題，甚至還管買菜。有一天，李老師叫我：“何駑，走，我們去街上買菜去！”我說：“不是，買菜您帶我幹什麼？”我很不解，我作為一個考古專業學生，把田野做好了不就行了，為什麼要跟著您去買菜呀？李老師微笑道：“你將來要當考古隊長的，這些事你都要管的。”我還是不理解：考古隊長幹什麼要去買菜？後來工作了，自己當了考古隊長、領隊，才發現考古隊長、領隊就是全面管理，發掘得管，買菜也得管，這是一個基本訓練。但在當時，我只感覺到李老師對我比較重視，本科畢業前決定報考李老師的碩士研究生。

1985年年初，我順利透過碩士研究生入學考試，接著就全力攻關本科學位論文，選題是《殷墟西區小墓的分期》，論文指導與評判老師是李伯謙老師和鄒衡先生。李老師和鄒先生對我學士論文的評價是肯定的，但我深知這篇習作只能算是全面系統的考古論文寫作訓練而已，沒有什麼創新之處。

進入碩士研究生學習階段，我與李伯謙老師的交往真正進入佳境。當時我的導師掛名鄒衡和李伯謙兩位先生，實際上是李老師帶我。我與沈勇，實際上算是李伯謙老師的“開門弟子”。

李老師教育學生，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授之以漁，不僅是教知識，更重要的是教給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希望我們獨立思考，尤其要有創見。他給我們開的考古學理論與方法討論課，氛圍很自由，鼓勵大家發表觀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討論課上，李老師經常說：“你們把何駑當成靶子，讓他先說，他說完之後你們去批他。”這情形，在討論課上是常態。對壘辯論的雙方都要做功課，都要動腦子。說實話，課上被同學批，我有時候面子會有點掛不住，但是這樣的辯論的確能啟發學生的創見，我們這些弟子受益匪淺。當年討論的最重要的幾個話題，包括文化因素分析法、民族考古學、考古研究與歷史的關係等。當時國外尤其是美國考古學理論剛剛進入國內考古學界，我們這些學生非常熱衷於討論這些話題。李老師緊跟中國考古學理論發展的潮流，也帶我們討論這些很前沿的問題。這些討論，讓我們受到了非常好的訓練，也促進了我們的獨立思考，我碩士畢業沒兩年就發表了相關論文。

課餘，李老師對我們幾個弟子的生活也多有關心。有一年的中秋節，李老師把我們幾位研究生請到北大暢春園教工公寓他的家中，師母做了一大桌子菜，師生同歡，甚是溫馨！我當時便想，今後如果我也帶研究生，也要像李老師這樣，在過節時請學生到家中吃飯，讓家在外地的學生也能感受到家的溫馨。

李伯謙著《從古國到王國——中國早期文明歷程散論》

李老師“最後一班”博士生

李伯謙老師除了關心我的學業和生活之外，更關心我未來在學術道路上的長久發展。

上世紀80年代，李老師就開始謀劃構建中國青銅時代時空與文化結構體系。得知我對長江中游地區夏商周時期青銅文化感興趣，1986年秋季，他安排我到湖北荊州博物館實習，參加江陵荊南寺商周遺址的發掘與整理，為我的碩士學位論文準備第一手資料。其間，從田野發掘到室內整理，包括畫器物圖，我都獨立完成，這使我對荊南寺型別的分期與文化面貌有了自己的看法，碩士學位論文內容落實了一半，同時也讓我邁出了學術生涯的第一步——探索長江中游夏商周時期青銅文化譜系。

1987年春季，李伯謙老師讓我帶領本科班的一個實習小組，與荊州博物館的王宏先生一起發掘湖北江陵梅槐橋兩週遺址。作為研究生，獨立帶隊發掘遺址，這一鍛鍊環節，對我後來成長為一名合格的考古領隊、隊長，是極為重要的，在我的學術生涯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李老師還特意讓我獨立完成梅槐橋遺址發掘簡報的編寫工作。我當時作為學生，還不太理解，這個簡報誰寫不行呢？後來我才明白李老師培養我的用心良苦。梅花橋遺址的發掘簡報包括繪圖，都是我自己獨立完成的，這對我是極為重要的訓練。這篇發掘簡報於1991年發表在《考古》上。透過這些挖掘實踐和學術訓練，我後來順利拿到了考古領隊資格。

李伯謙老師還利用各種機會，幫我提升學術水平。他的重要論文《二里頭型別的文化性質與族屬問題》即將在《文物》上發表（刊發於1986年6期），他將這篇論文的校樣交給我校對。校對是學者發表論文的基本功之一，但這是我第一次校對，啥都不會。李老師便手把手教我如何用紅筆標註各種校對符號。

1987年夏初，李伯謙老師帶我從荊州出發，經宜昌取水道乘船經三峽到重慶，一路參觀，最後到四川廣漢三星堆，參加學術討論會。我不僅見識了三星堆兩大“祭祀坑”的震撼，還認識了蘇秉琦、童恩正、童明康、趙殿增、陳德安、陳顯丹等一大批重量級的考古前輩，聆聽了各路考古學家激情四射、火花四濺的學術討論，真是大開眼界，受益匪淺！

李伯謙老師不僅關心我學術生涯的發展方向，還操心我的終身大事。透過1986年、1987年兩次荊州博物館實習，我有意碩士畢業後到荊州博物館工作，致力於江漢平原夏商周文化譜系與楚文化的考古研究。時任荊州博物館館長張緒球先生，幾番確認我的這個意向後，讓館裡的同事牽線，給我介紹了一位女朋友。1987年夏初，李老師來荊州視察梅槐橋實習工地，約我把這位女友帶到荊州古城牆東牆頂上，同我們兩人進行了簡短的交流。隨後李老師對我表示，這個女孩可以交往下去。李老師這是在幫我“把關”。李老師看人很準，這個荊州女孩後來成為我的夫人，全力支援我的考古事業，直到今天。

1988年，北大考古系碩士畢業後，我如願分配到荊州博物館考古部工作，跟隨王宏一頭扎進荊南寺遺址的發掘，樂此不疲。鄒衡先生和李伯謙老師都催我按照論文答辯會上的專家意見抓緊修改碩士論文，儘快發表。當時我滿心都是荊南寺遺址的發掘，對碩士論文的修改比較敷衍。我寄回北大的修改稿被退回，封面上貼著一張鄒衡先生手書字條：“考古學者應該像看待自己的眼睛一樣看待自己的論文！”我見到鄒先生的字條極為惶恐，可是該怎麼改？一時又摸不著頭腦。於是，我小心翼翼地給李老師寫信，除了認錯之外，主要是請教如何修改。李老師隨後與我多次書信往來，除了寬慰我外，更多的是悉心啟發、點撥我修改思路。幾經打磨，我的碩士學位論文最終達到發表水平，也得到鄒衡先生的認可，於1994年以《荊南寺夏商時期遺存分析》為題發表在北大考古系編輯的《考古學研究（二）》。

1998年，我決意報考李伯謙老師的博士生，回北大深造。博士生入學考試後，李老師欣喜地告訴我，專業課成績考得很好，回家等好訊息吧！出乎意料的是，我的英語考砸了。李老師非常遺憾，鼓勵我次年再考，主攻英語。經過一年備考，1999年北大博士入學考試，我的英語成績離合格線差4分。好在差得不多，考古文博學院認為專業成績優秀，給學校打了申請破格錄取的報告，被批准了。於是，我又重回北大，做了李老師的“最後一班”博士生。

博士研究生入學後不久，李伯謙老師便與我商定博士學位論文選題，就叫《長江中游地區文明程序》。我向李老師提出，我不想讀滿三年，想提前一年畢業，李老師表示同意。這意味著我的博士學位論文必須提前一年完成。所以，2000年下半年至2001年年初，我的論文寫得很辛苦。我想在完成論文的70%時進行預答辯，這在當年是合規的，便與李老師商量，他斷然回絕：“不行！必須百分之百完成！否則你別想提前畢業！”這一句話就把我逼到死角，只得焚膏繼晷，終於按期提前一年把這篇學位論文完成了，順利透過正式答辯，獲得了博士學位。

此外，2000年讀博期間，張江凱老師正帶領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團隊對香港屯門掃管笏兩週遺址進行發掘與整理，李伯謙老師讓我與張弛、雷興山、魏峻、陳洪海一道參加。這讓我對嶺南特別是香港地區的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生業特徵、沙丘聚落形態有了切身瞭解，對香港考古行業體制有了切實的認識。

2001年我博士畢業，面臨就業問題。我向李老師表示，想留在北京工作。李老師便把我推薦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時任所長劉慶柱先生和副所長王巍先生都表示歡迎。

數年後，當我在陶寺遺址做出點突破後，王巍所長向我透露，當年李伯謙先生向他推薦我的時候特別囑咐，何駑的特點是敢於思考，有些“天馬行空”，既是優點，也是缺點，希望所領導儘量不要加以限制。我想，這是因為李老師秉持著“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研究方法。他在《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研究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一文中，便肯定了這種做法，我一直非常遵從。而我則向前更進一步：不怕亂想，就怕不想；如果亂想，還有50%的可能性，要是不想，百分之百沒有可能性。王巍所長答應了李老師的要求，也在實際中做到了，但是他也時不時地提醒我：“‘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再加一句，‘謹慎發表’。”正是有了這種發散性的研究思路，在劉慶柱、王巍、陳星燦幾任所長的理解、包容與支援下，我在陶寺遺址的發掘與研究方面做出了些成績。

李伯謙著《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

虛懷若谷，低調做人

李伯謙老師的為人，正如他的名字一樣，謙虛平和，虛懷若谷。

他崇尚教學相長，從不要求學生的觀點與他保持一致，如果他覺得學生們的一些觀點具有積極意義，還會採納並積極地倡導、推動。比如，李老師曾在很多場合推薦我的《考古學文化因素分析法與文化因素傳播模式論》一文，後來南京大學歷史系自編的教材《考古學方法與理論》收入了這篇文章。李老師在提出構建中國文明兩種模式的時候，引用了我“可持續發展的人地關係”的觀點。再比如，對於三星堆“祭祀坑”青銅器年代的認識，他用了“文化滯後”理論，這是引用了我“文化因素在社會的歷史沉澱中的文化後滯現象”的觀點。李老師提出文明形成的十項標準，也參考了我關於陶寺遺址聚落形態研究的成果。這些都令我很感動：老師能引用自己學生的觀點，而且還很明確指出“我是引用誰誰的觀點”，這是對學生莫大的尊重與鼓勵。

2007年3月，正逢李伯謙老師七十壽辰，我們24位李老師的弟子在北京舉辦了一次聚會，由我主持操辦。我們原本動議再出一本紀念文集，李老師說，聚會可以，同門師兄弟姐妹們畢業後如同勞燕分飛，很久沒見面了，藉此機會大家見見面，敘敘舊，聊聊各自的工作收穫。但他斷然否決了出書的想法。李老師的七十大壽，沒有請其他人，也沒有對外張揚，就這麼悄沒聲兒地過去了。

李伯謙老師八十壽辰前，我們這些弟子又籌劃為他出書、祝壽。李老師堅持說，出論文集可以，主要收錄弟子們和學術上交往密切學者的研究論文，不要歌功頌德的回憶錄，不要搞祝壽活動。於是，自2015年起，我作為主編，組稿編輯紀念論文集。在諸位師兄弟姐妹和相關學人的鼎力襄贊下，共收到論文48篇，文圖總計130餘萬字，篇篇都有真知灼見。可當論文集文稿送到科學出版社後，出版經費卻成了問題。當時，李老師手中是掌握有出版經費的，比如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就有可以用於出版的經費，但李老師說，為自己的祝壽文集動用這個出版經費不合適。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王幼平教授告知我，學院有給八十歲教授出紀念文集的經費，可以去申請。我轉問李老師，是否可以申請這筆出版經費？李老師沉默片刻，回我說，還是想別的途徑解決吧！最終，在時任科學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社長閆向東的鼎力支援下，2017年2月，《李下蹊華——慶祝李伯謙先生八十華誕論文集》終於出版了。

2017年3月，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宮希成的操持下，《李下蹊華》的作者齊聚安徽馬鞍山，參加“五擔崗遺址暨皖東南先秦考古學文化學術研討會”。研討會議程，除了關於五擔崗遺址以及安徽史前與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相關研討、遺址參觀外，還有一個座談會，請李老師的弟子們介紹各自近年工作的新進展與新收穫，回顧李老師對我們培育和教育的往事。我和宮希成事先向李老師彙報了這場座談會的主題，他竟然表示拒絕參加，要跑去參觀遺址。鑑於李老師的堅決態度，我和宮希成只得將座談會的主旨改為圍繞“皖東南地區先秦文化和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進行研討，李老師才同意參加座談會。

晚上聚會時，李老師欣然接受了我們所有參會者在扉頁上簽名的《李下蹊華》，笑得像孩子一樣開心，連聲道：“這才是我想要的！”會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官網上釋出了一則“五擔崗遺址暨皖東南先秦考古學文化學術研討會順利召開”的新聞稿，有關李伯謙老師的座談會和《李下蹊華》出版面世之事，隻字未提。我明白，這完全是遵照李老師的意願。

李伯謙（左四）與本文作者何駑（右二）等在陶寺遺址發掘現場討論問題。

2021年，中國考古學誕生100週年，恰逢李伯謙老師從事考古教學與研究60週年。年初，在鄭州中華之源與嵩山文明研究會的會長會上，研究會發起人王文超先生動議，學會可以組織一個研討會，總結一下李老師學術思想發展的歷程。李老師一開始並不同意，稍後又覺得這個動議也有一點道理，最終首肯了。作為研究會的會長，李老師希望借這樣一個會，回顧研究會十多年來的發展過程，總結一下成績和不足，展望今後如何發展。

2021年7月17日，“李伯謙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李伯謙先生從事教學考古60週年”座談會在鄭州舉行。李老師在總結髮言中重點表達了五個意思：其一是對舉辦這個會議內心的糾結；其二是會上總結李伯謙的學術思想缺少反面的看法和不同意見，這並不令他滿意；其三是感謝研究會團隊在他病情危重之時，傾力相助，證明研究會是一個非常可貴的團隊；其四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其五是再低調一些，不要自我膨脹。

李伯謙老師歡迎不同意見，對自己的學術觀點存在的問題從不文過飾非，而是勇於認錯，敢於糾錯，堪稱我們學生的楷模。

最初，李老師贊成二里頭遺址是商都西亳的說法，後來，他認為鄒衡先生的“二里頭為夏都”說法更有道理，所以他就公開說，他改變了原來的看法，接受鄒衡先生的觀點。在《晉侯墓地墓主推定之再思》一文中，李老師明確表示為先前漏掉的晉侯墓地M113、M114這兩個重要墓葬擔責。這些例子深深教育了我。

我在陶寺遺址工作二十多年，也做過很多誤判。比如，原來我判斷陶寺早期城址有56萬平方米，後來陶寺宮城發現後，推翻了我原來對於陶寺早期城址的判斷。再比如，關於造成陶寺晚期社會動盪的原因，我原來認為是陶寺內部原因，現在來看，來自外部的征服是主要動因。這兩項認錯、糾偏，我都在正式發表的論文中明確提出過。

雖然我也年近花甲，但李伯謙老師是我永遠的老師！《新唐書·狄仁傑傳》稱狄仁傑“北斗之南，一人而已”，我心目中的李老師，就是這樣的“斗南一人”！

（本版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報》（ 2022年11月2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