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與墨家：厚葬長喪還是節葬短喪？

子學時代，儒家與墨家曾經有過一次關於喪葬觀念的爭論。喪葬是厚葬長喪還是節葬短喪？儒墨二家觀念迥然相異。與墨家“節葬短喪”觀念截然不同的是；

儒家主張“厚葬長喪”，踐行守孝三年的倫理觀。

孔子對死的喪禮要用多少時間，而與他的學生之間，也有一個爭論

《論語。陽貨》記載：宰我問道：“父母死了，服喪三年，時間也太長了。君子有三年不講究禮儀，禮儀必然敗壞；三年不去演奏音樂，音樂就會荒廢。陳谷吃完，新谷登場；鑽燧取火的木頭輪過了一遍，有一年的時間就可以了。”（古代鑽木取火，被鑽的木四季不同。“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秋取柞

楢

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孔子說：“（父母死了，不到三年，）你就吃白米飯，穿花鍛衣，你心安嗎？宰我說：我心安。孔子說：你心安，你就那樣去做吧。君子守喪，吃美味不覺得香甜，聽音樂不覺得快樂，住在家裡不覺得舒適，所以不那麼做。如今你既然覺得心安，你就那樣去做吧。”

宰我出去後，孔子說：“宰我真是不仁啊，小孩生下來，到三歲時，才能完全脫離父母的懷抱。替父母守孝三年（《禮記》記載實際上為二十五個月），這是天下通行的喪禮。難道宰我沒有從他父母那裡得到三年的愛護嗎？”

在孔子看來，孩子生下來以後，要經過三年時間的哺育才能離開父母的懷抱。現代社會，也正是三歲才上幼兒園，不知是否與此關聯？因此，父母去世後，也應該為父母守喪三年 。

在此之前的西周社會，已經有服喪時間為三年的風俗。只是由於孔子所處春秋時代，由於周王的勢力衰減，諸侯群雄爭王，而導致“禮崩樂壞”，真正實行服喪三年時間的人已經不多了，因此，孔子倡導和重拾服喪三年的“古風”，並把它理念化。

到西漢時，今文經學家創始人戴聖所編《禮記》，將孔子的這一理念納入四書五經典籍中，使之制度化，成為了我國子學及經學時代儒家“重生厚死”的孝道喪葬觀。

與儒家的喪葬觀不同，墨家專注“功利”，注重算賬。認為人民能夠富裕，增加人口，社會發展和治理向好，這就是國家百姓人民的“功”和“利”，就是仁義和孝道。墨子看到的實際情況和事實卻是：厚葬長喪顯然不能達到這樣的目的，因而提倡和堅守“節葬短喪”的孝道喪葬觀。

在墨子看來，若實行操喪三年時間：百業停擺荒廢，

浪費掉人民創造財富的時間和機會，

秩序混亂，

影響人民生活和工作，

社會

無法有效執行。

這樣做實質上就是長時間禁錮百姓工作和謀生。

墨子還認為若實行厚葬：必然是“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存乎匹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棺木必須多層，葬埋必須深厚，死者必然衣服必須多件，隨葬的紋繡必須繁

富

，墳墓必須高大。這種情況存在於貧窮者家中，則他們將耗盡家財）。這對多數貧困人民粗衣淡飯者來說，會導致今後生活的凍餓。

墨子指出，實行厚葬這樣做的後果，必然是消耗掉治喪者的家產和社會財富，傷財又傷身，會使人民貧困；而要使國家富足是不可能的了。

墨家認為節葬、短喪，對於“求富”有益。《墨子。非樂》又云“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者不贊成儒家厚葬久喪主張，堅守要節葬短喪。墨家講求功利實際，主張務實和做事效果，考慮時間成本和經濟承受性；反對奢侈淫靡、敗家毀國；認為只有節葬短喪，勤儉節用，才能最終有利於社會的發展，有益於求富民生。

從社會實踐和社會效果來看，墨家站在平民的立場發言，提出節葬短喪的“節用”主張“持之有故，言之有理”（梁啟超語）有積極的社會意義。

對於墨家的觀點，儒家並不苟同，卻認為

“厚葬長喪”，是為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孟子謂厚葬長喪“盡於人心”；《荀子。解弊》雲：“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墨子是被實用所矇蔽，而不知道禮儀 ），這是儒家所強調的精神。

守喪是為了盡孝，感恩父母，追思親人，以求情感上的安慰。逝者以往，生者的生活還要繼續。其實，除必要的孝道守喪祭禮外，一年中還有清明節、中元節（俗稱七月半）、冬至（長三角民俗）和春節可以祭祀親人。當然，最主要還是在每一個人的心中保持對父母的感恩和恆愛，這也是儒家孝道仁愛的精義所在。

隨著人類邁進現代社會，生活工作節奏加快。一般的人們在財務自由沒有保障之前，需要為生計奔波，衣食住行皆需要經濟活動支撐，如果長久時間不工作，只

待在

家中盡孝守喪，並在喪事活動中耗時漫長三年，在一些人看來那是不可承受之重。至於今人取法何種孝道觀，亦完全是個人的選擇自由，或根據

個人

實際情況而論。

（本文為原創。參考《中國哲學史》、《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論語》、《墨子》；圖片來自網際網路。勿抄襲、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