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雕塑的藝術！

在中國歷史上，霍去病與霍去病墓如圖一的石雕都具有不尋常的意義。霍去病是漢武帝時的名將，他先後六次攻打匈奴均獲大勝，最終控制了河西地區，平定了匈奴之患，打通了前往西域的道路，為了西漢王朝的社會穩定和經濟文化的發展交流做出了貢獻。但不幸的是，霍去病對抗匈奴勝利歸來後不久便英年早逝，漢武帝痛失愛將，不勝悲痛，命修陵墓，追封景桓侯，並給了他陪葬茂陵的殊榮。霍去病墓石雕是西漢時期紀念碑性質的一組最有代表性的大型石雕，擬祁連山形貌而建，顯然是為了表彰霍去病的豐功偉績，緬懷其功業，以獨特的設計意匠和氣勢宏偉的石雕群建成一座紀念碑式的墓家，同時也象徵著西漢帝國對匈奴的征服。

原有總數現已經不能確定，留存下來的霍去病墓石刻共有件，題材有馬踏匈奴、臥牛、臥馬、躍馬、臥象、伏虎、石蛙、石蟾、石魚二、野人、野豬、怪獸食羊、人與熊等件，另外有題銘刻石件。石雕作品氣勢雄渾，取材新穎，風格純樸，是我國現存最早、儲存最完整的一批石雕藝術作品。這些石雕和一些巨石共同烘托出祁連山的意境，其風格渾渾蒼蒼，氣勢恢宏，使人聯想到野獸出沒的荒涼塞外之境，淋漓盡致地表現出西漢的尚武精神和恢弘氣魄，堪稱古代雕塑中的劃時代之作。在漢武帝時期，儒家學說的文化地位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的高度，儒學深刻地影響著漢王朝的經濟政治與文化藝術。

但霍去病墓前的動物石雕作為迎合儒家“禮治”的需要的同時也受到了“道法自然”的影響，是社會政治主流文化與民間流行文化共同的產物，體現了那個時代的藝術精神信仰，是表達統治階級意志與民族精神的一種藝術創造儒和道家都有“天人合一”的美學觀念。道家主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文化精神，認為世界上沒有孤立存在的事物，人類也無法超越整個自然對它的制約，只有與自然界和諧相處才能生存。這是人與宇宙精神渾然合一的思想，是對於自然、人生和社會的終極關懷，並最後定位於“天人合一”。熱愛大自然、尊重事物的多樣性、珍重個體生命，是道家理想的境界。“天人合一”的自由美學觀直接影響到漢代雕塑的藝術創作，追求藝術與自然相融合，使得霍去病墓雕刻在總體上呈現出藝術與自然的統一。

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惟漢人石刻，氣魄深沉雄大”，能夠使藝術呈現深沉雄大的氣勢，也正是“天人合一”的美學觀的運用。霍去病墓前的動物石雕都是以“相原石”為主體，運用“因勢造形，因形取勢，天人合一”的樸素無華而又光焰四射的創作方式。這些動物石雕一方面融入了人類的豐富想象力和大膽創造，另一方面又尊重自然和時間對石頭的“塑造”。霍去病墓石刻注重追求自然美，雕刻家充分利用天然石材，很取巧地利用石頭的原有形狀，或者本意就是用特殊的審美的眼光來選擇石頭，從石頭原有的自然形態中發現並投射其中的各種意象，只需輕試幾刀，略加雕刻，使其大氣簡練，與原石的整體形體完美結合，把人工創意之美與自然本體之美有機結合，以求有如天成的藝術效果。

這些石雕作品只是在關鍵之處如在動物的五官、茲毛等細節表現上採用了浮雕、線刻的寫意手法，使得整個雕塑更加雄渾大氣，充滿生命力。藉助石塊的自然形狀，略加雕琢即成一物。這種雕刻手法，與以古希臘為代表的西方雕塑相比，更加突顯出中國人重“意”與重“形”相結合的“寫意”表現方式。西方雕塑是以現實存在事物為物理依據而打造，雕鑿石頭，透過對生理固有結構的刻畫來表達形體的量感和力度，使之合乎情理。而霍去病墓石雕是直接以“相原石”為基礎，尊重自然，其造型多為臥姿，只突出表現不同物件的神態與特徵。根據石材天然形象進行別具匠心的改造與創作，這件石刻，頸部隆起，動態向上，大有一躍而起之趨勢。這件作品就是利用類於三角形的巨型石頭，在關鍵處略加雕鑿，雕出昂首騰蹄的躍馬的自然形態，將馬的形體與石頭的天然形狀配合得十分貼合，有巧奪天工之妙。

《躍馬》石雕為了尊重自然，或者是為了整體的堅固，馬頭與前蹄之間未進行鏤空，這樣處理反而又加強了躍馬的動態和力量，使重心前移，烘托了動勢《臥牛》如圖一一石上窄下寬，整體圓滑卻有稜角，呈安詳的姿勢，巨大石料的渾厚團塊產生了生動的象形意味，只在關鍵部位輔以線刻，一塊天然的圓石便被賦予了生命，凸現了肌肉發達、背寬腰圓、性情溫順的臥牛形象而再如石雕《野人搏熊》如圖一，巧妙地利用一個起伏不平的巨型“鵝卵”石塊，外輪廓幾乎未加任何雕琢，僅僅運用淺浮雕的形式，順著石塊的高低凸凹雕刻出碩壯野人的上半身與雙手摟住熊的形態，也是刻畫得非常簡練，但人與熊格鬥的驚心動魄的場面呼之欲出。

所有這些雕刻雖簡潔概括、單純洗練，但具有渾然天成、宏闊大氣之勢，它是客觀存在的原有構造與主觀改造的結合，是對自然物體實行高度歸納的結果，在創造活動中，無論是雕、刻、塑，都在追求著自然韻味並尊重著自然之道，是道家“天人合一”藝術精神的完美闡述。霍去病墓的製作者對諸動物自然本性的把握和神情氣質的刻畫使其雕刻作品具有神氣充足、生機勃勃之感，體現了漢代藝術的

氣勢恢宏

與古拙的基本美學風格。藉此獨特的藝術處理，墓主的精神靈魂得到慰藉，西漢的帝國意志得以強化，內容與形式達到了統一。儒家的“天人合一”學說與道家有有很大的區別的。道家的“天人合一”重點講的是“天和”，而儒家實際上指的是“天人合德”。

把人應當遵守的倫理道德法則看作是天的本性，強調人的道德理論的普遍必然性和天然合理性。人們實踐自己的道德理性，就是在完成上天的使命，便將天賦的德變為後天的德，達到了天人合德的境界。霍去病墓前的《馬踏匈奴》，主體形象是一匹壯健軒昂的戰馬和被踏在馬下痛苦掙扎的匈奴人，這匹戰馬充滿力量感，洋溢著一種征服者勝利者的豪邁與自信，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仰臥在地上，雙腿蜷曲作掙扎狀的敵人形象。戰馬採用立姿，取勢端立，胸廓肥壯，頸背部呈曲線，重心下移，矯健有力，有著靜穆、從容之態，象徵著鏢騎將軍的運籌帷握的戰無不勝、態度從容的豪邁氣魄。而鐵蹄之下，仰面摔倒的匈奴面部猙獰，威風掃地，仰臥掙扎的動態非常誇張，象徵了入侵者一敗塗地的下場。

兩者剛好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馬踏匈奴》形式完整，構思獨特，井都作為具有象徵意義的典型形象，即突出了打敗匈奴，保衛國家的勝利者的姿態，紀念和歌頌了驃騎將軍的卓越功業，也給予失敗者以深刻的諷刺。這一切都符合儒家藝術精神的審美理想，即藝術作品的必須由道德倫理的理性精神來節制，最終達到情與理的和諧統一，也就是儒家的“天人合一”服者勝利者的豪邁與自信，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仰臥在地上，雙腿蜷曲作掙扎狀的敵人形象。

戰馬採用立姿，取勢端立，胸廓肥壯，頸背部呈曲線，重心下移，矯健有力，有著靜穆、從容之態，象徵著鏢騎將軍的運籌帷握的戰無不勝、態度從容的豪邁氣魄。而鐵蹄之下，仰面摔倒的匈奴面部猙獰，威風掃地，仰臥掙扎的動態非常誇張，象徵了入侵者一敗塗地的下場。兩者剛好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馬踏匈奴》形式完整，構思獨特，井都作為具有象徵意義的典型形象，即突出了打敗匈奴，保衛國家的勝利者的姿態，紀念和歌頌了

驃騎

將軍的卓越功業，也給予失敗者以深刻的諷刺。這一切都符合儒家藝術精神的審美理想，即藝術作品的必須由道德倫理的理性精神來節制，最終達到情與理的和諧統一，也就是儒家的“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