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王崢“遇見”張岱，是什麼支撐他在亂世中修書？

上山。這是越地山中古道，歷代改建，如今上山的路多是料石臺階。

作者：虞金星

石階並不太陡，只是時有曲折，一眼望不到盡頭，逐漸深入綠色的林木叢中，正適合假日三兩人徒步。在山腳時，就見入口處停了不少自駕車。恰值週末，有不少人帶著家人，來這城外村邊登山放鬆。

往上走，山道上逐漸見到本地人修葺維護、拓寬的痕跡。路面很乾淨，掉落的竹葉都被掃到兩邊。時在深秋，南方的山色卻仍顯出蔥蘢，石階兩邊，一路是淺綠色的大片竹園，或者深綠色的參差茶樹。

辰光尚早，爬到半山，卻陸續與一些登山的人擦肩。他們正在下山，有些還帶著孩子，看著不像是上山又走回頭下山的樣子。山腳下村裡的朋友說有幾條路可以上山下山，看來，這就是從另外的路上山的遊客了。

正是當代城裡人度週末的尋常模樣。然後，在這山中“遇到”了三百多年前的另一個城裡人——張岱。山頂有寺，寺藏古人，古人張岱曾在這山上寫下《避兵越王崢留謝遠明上人》——

“避兵走層巒，蒼茫履荊棘。住趾越王崢，意欲少歇息。誰知方外人，乃有孫賓碩。僧房幽且深，藏我同複壁。焦飯及酸齏，遂與數晨夕。一子又一奴，竟奪三僧食。蕭然晝掩門，十日九不出。寺僧百餘人，謀面俱不識。一住過三春，兩月生明日。山窗靜且閒，因得專著述。再訂石匱書，留此龍門筆……”

越王崢是山名。

中國山多，但起了名的，大多數以“山”或“峰”為名，如泰山、珠峰。因為山多，分類也細，還有一些因為特徵不同而區分的小類，數量相較山、峰為少，或者多出現在古代。比如，高而大的山稱嶽，高而險的山稱嶂，小而高的山稱岑，小而尖的山稱巒，土堆成的山稱丘，頂上通路的山稱嶺……像如今在川中，從龍泉山涼風埡口向西拍攝成都，天氣好的日子，可以見到遠處橫斷山脈的群峰——貢嘎山、中山峰、嘉子峰，還有月亮彎彎崗、城牆巖、馬桑坪、紅山頂、小雪隆包……唯有“崢”，是絕然少見的。

“崢”字，多見於“崢嶸”合體，指山勢高峻，突兀聳立。與它類似的山字旁之詞，如峻峭、巍峨甚至崎嶇、嶙峋之類，都未見用為山名的。見越王崢之前，我也未見“崢”字為山名的。當地人只稱此山為“越王崢”，而非“越王崢山”。

越王崢，在歷史中其實也有“山”名，如棲山、越王山、越棲峰……但人們最終認可了“越王崢”。這裡是會稽山支脈，今屬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夏履鎮，正當於紹興柯橋區夏履鎮與杭州蕭山區所前鎮之間。山上有道，一邊通夏履，一邊通所前。

據說，此山曾是越王勾踐兵敗於吳國後，棲駐殘兵自保之地。山上至今有走馬岡、伏兵路、洗馬池等故址地名。想來，本地人在歷史中最後選擇了“崢”字，除了取它山勢的形意外，一語雙關，也包含了對越王駐兵、亂世爭勝的烽火記憶吧。

古越國太遠，兩千多年後，明清之際，在張岱這裡，越王崢是實在的烽火記憶。

於張岱一生而言，越王崢是特殊的。這是他人生鉅變、亂世顛沛的第一站，是張岱之所以成為我們這些後代人眼中的張岱，一切的開端。

清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張岱遭逢亂世，清兵攻陷紹興。兩年前，崇禎帝在北京自縊殉國。到這時，時局的變化終於真真切切到了眼前。時年虛歲已五十的張岱，帶著一子一奴和《石匱書》等稿本，離紹興城，逃亡紹興城外越王崢，避難山中。

今人知張岱者，多不會不知他的《陶庵夢憶》。讀張岱的《陶庵夢憶》而深有觸動的，是一個人生髮生巨大轉折的人，在亂世中一點一滴回溯承平歲月的記憶，彷彿要把已逝去不可挽回的時代、親友、風俗都留在文字裡，又因為他的經歷、心境、技法，似乎不僅止於此，有了超越時間與個體的感染力。

差不多是在這一年，於顛沛流離中，張岱完成《陶庵夢憶》初稿。此時，距離他“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已過去十四年。在張岱那裡，“今昔”相對，真如大夢：

“陶庵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駴駴為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窒不敢與接。作自輓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尚視息人世……

“飢餓之餘，好弄筆墨。因思昔日生長王謝，頗事豪華，今日罹此果報：以笠報顱，以蕢報踵，仇簪履也。以衲報裘，以苧報絺，仇輕暖也……

“雞鳴枕上，夜氣方回，因想餘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熟黃粱，車旅蟻穴，當作如何消受。遙思往事，憶即書之……”

這篇《陶庵夢憶》的自序中，張岱回憶當年“頗事豪華”“繁華靡麗”，如今卻是“披髮入山”“瓶粟屢罄”。五十歲的張岱慨嘆，五十年來，“過眼皆空”，“總成一夢”。

張岱家並非豪富，家族出仕者官位也並非多麼高顯，只是累代仕宦，餘蔭與傢俬總還可觀，又生長、生活在紹興這樣的城市——到晚明之時，杭州、紹興等江南之地，在全國來說，已屬物質生活發達之地，可算真正經歷了繁華。我們可以想象，越是見過繁華，在天翻地覆的亂世到來時，從富庶到赤貧甚至三餐難濟，當飢餓之餘，又想起當年生長於彷彿王謝豪門的生活，就越是顯出世事變化之重、之沉。

越王崢，是張岱這段回頭無路的山中歲月的開端。時局的變化和他內心的堅持，已使他再不可能享受當年的閒適優渥，甚至深陷、掙扎於飢寒困苦中。

在留給遠明上人的五言古詩裡，張岱詳述了逃難越王崢的經過。越王崢上有古寺，名為深雲。深雲寺之名，至今仍懸山巔。據今人姚劍敏考辨，寺中曾有明代王陽明所撰的《夏仙思公祠碑》，述深雲寺的由來：

“山棲嶺者，山邑之險道也。其嶺因越王保會稽時，棲息其中，遂名越王崢。漢唐以來，林深箐蜜，人跡稀少。迨南宋時，有猛虎毒蛟盤踞其地，居民苦之。夏氏仙思公勇而好義，仗劍入山，覓蛟與虎而斬之。開闢荒山，遂建深雲寺。至公歿後，塑像於寺之傍廡。每歲正月初二，夏氏子孫上山拜謁，寺僧設齋款待，不忘仙思公之德也”……

由春秋至漢唐，越王崢由屯兵之地，重新變成了人跡稀少、虎蛟盤踞的地方。南宋時，北方南渡，以杭州（臨安）為中心，紹興恍似京畿之地，越王崢重新開闢。深雲寺得以建立。寺有興廢，深雲寺到明清之際，已有僧眾上百。

張岱到時，寺中僧人遠明收留了他，讓他深藏在禪房中，隱匿行跡，“蕭然晝掩門，十日九不出”，乃至住了三月，“寺僧百餘人，謀面俱不識”。山寺歲月雖艱難，他帶著一兒一僕，吃著焦飯、鹹菜，卻得以專心整理自己的著述。但就連這樣的日子也難以保全。有一天他被人認出，訊息走漏，只好倉促離寺，另尋藏身之地，甚至沒來得及和收留他的僧人告別。

離開越王崢，張岱不得不躲避到更遠的嵊縣山中，家財散失，生活更加困頓。在一系列和晉代隱逸躬耕的詩人陶淵明的詩中，張岱曾序道：“丙戌九月九日，避兵西白山中，風雨悽然，午炊不繼。乃和靖節貧士詩七首，以寄剡中諸弟子。”時局稍歇，張岱又遷徙避居紹興城外的項裡。藏身項裡時，他曾回憶之前蟄居的越王崢：“我亦憂秦虐，藏形在越崢。”（《項王祠二首·山陰項裡·其二》）

漢學家史景遷說，明亡後到順治二、三年，即1644到1646年間，張岱逐步體認到後來結整合《陶庵夢憶》的文體特別適合追憶夙昔。我們也得以在日後分享他“心靈永無休止的探索”。但亂世流離，避兵山中，在艱難的逃難中，他真正念念未曾忘的，並不是“陶庵夢憶”，而是一套史書——《避兵越王崢留謝遠明上人》也寫到了：“山窗靜且閒，因得專著述。再訂石匱書，留此龍門筆。”

《石匱書》，張岱在逃難的慌亂中也不忘攜帶的書稿。“石匱”，是漢代史家司馬遷儲存史料的所在。“龍門筆”，即龍門筆法，是後世對司馬遷史書筆法的代稱。《石匱書》是張岱追慕前賢司馬遷撰寫的史書。

它並非起念於家國淪亡之時。在《石匱書》自序中，張岱說，“餘自崇禎戊辰，遂泚筆此書，十有七年而遽遭國變，攜其副本，屏跡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即早於明亡前十多年，天啟朝落幕、崇禎繼位時就已開始動筆。其書“上際洪武，下訖天啟”。到逃難越王崢等山中時，《石匱書》已有雛形，所以張岱能“攜其副本”，在深雲寺中專心修訂。

《石匱書》對張岱有多重要？他避居嵊縣山中時，有和陶淵明輓歌辭三首，其中一首講到“千秋萬歲後，豈遂無榮辱。但恨《石匱書》，此身修不足。”《陶庵夢憶》自序中說得更明白：“作自輓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尚視息人世。”經歷亡國喪家之亂後，張岱也想過求死——他的好友祁彪佳在順治二年投水自盡。支撐他活下去的最大動力，是《石匱書》還沒修完。

如果說崇禎初年開始動筆這套明史時，還只是追慕司馬遷，那麼，當1644到1646年，親身經歷故園離亂，張岱就更能體會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所說的，“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原本只是一個明朝人寫洪武至天啟的歷史，現在，則真正成了追索一段王朝興衰敗亡的歷史。順治三年，帶著一子一僕與《石匱書》副本上山，走在前人古道上的張岱，會想著什麼呢？是否深懷對承平的追念？四面草木蔥蘢，安靜如常，彷彿昨日優裕從容的生活還在。山外卻已烽煙四起，寧靜不再。

草木有消長，山石卻無改，曾照見古人的倉皇與持守。此山與他山，草木與山石大概並無異樣，卻因為經過此處的人，變得意蘊沉沉。

我從越王崢另一端的嵌草石餅路下山時，正遇到一群小朋友在老師的帶領下野外授課，辨識植物。他們大概還不會知曉，幾百年前，有一個古人，在這寧靜的山中尋找安定的生活，書寫支撐他生命的史書。也好，交接山間草木之氣，知曉草木鳥獸之名，不正是安寧的意義之一？

編輯：tf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