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翁｜也談“父子相隱”

《論語·子路》：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楊伯峻先生的翻譯是：“葉公告訴孔子道：‘我那裡有個坦白直率的人，他父親偷了羊，他便告發。’孔子道：‘我們那裡坦白直率的人和你們的不同，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直率就在這裡面。’”（《論語譯註》，中華書局1980年12月第2版）

對於這一章，一直沒覺得有什麼問題，最近看到某報發表《也說“父子相隱”》一文，才知道還有許多討論。該文將“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翻譯為“父親（攘羊的不直行為）被兒子隱瞞，兒子（隱瞞父親攘羊的不直行為）被父親隱瞞，直道便在其中了”，又寫道：“正因為兩種行為都不‘直’，所以在父子相互理解與包容的同時，倫理的價值才最大呈現。”

如此翻譯，前兩句似有“加字解經”之嫌，後一句將“直”字直接結轉為“直道”，等於沒有翻譯。另外，將父子相隱說成雙向的“相互理解與包容”，似乎兩種‘不直’合在一起便等於‘直’了，固然新穎，卻令人費解。其實，這一章的關鍵，正在於怎樣理解這裡的“直”。

據楊伯峻先生統計，“直”一詞在論語裡共出現22次，主要有三意：一是坦白爽快，如“吾黨有直躬者”、“孰謂微生高直”等；二是公平正直，如“以直報怨”等；三是正直的人，如“舉直錯諸枉”等。歸結起來，“公平正直”與“正直的人”詞性不同、其意則一，那麼“直”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直來直去、實話實說，二是剛直處世、堅持原則，前者是“直”的外在表現，後者是“直”的內在實質。試舉數例。

先看第一義。《公冶長》：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鄰而與之。”有人向微生高要點醋，他本來也沒有，但不直說，而是向鄰居討了來再給那人。程樹德先生《論語集釋》（中華書局1990年8月第1版）347頁：“用意委屈，非為直人”，“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說微生高“掠美市恩”，未免誅心太過，但畢竟因為他沒有直來直去，所以孔子認為他不“直”；同樣，正因為那個人實話實說、證父之攘羊，所以葉公以其為“直”。這正是“直”的第一義。

再看第二義。《為政》：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集釋》118頁引顧憲成《四書講義》的話：“謂之直，必是曰是，又能匡人之是；非曰非，又能匡人之非。獨立自信，略無依違。此等人下之公論極向之，上之人最易惡之，所以舉之為難。謂之枉，必是可為非，又能阿人之非；非可為是，又能阿人之是。曲意求容，略無執持。此等人下之公論極鄙薄之，上之人最易愛之，所以錯之為難。”所謂“直”，就是堅持原則；所謂“枉”，就是曲意逢迎。《顏淵》“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衛靈公》“直哉史魚”，《季氏》“友直友諒友多聞”，《微子》“直道以事人”等，都是從“直”的第二義來說的。

回到“父攘子證”上來，恐怕有三個問題值得申說：

首先，孔子對答的邏輯是什麼？葉公以“父攘子證”為“直”，立意在一個“證”字，所取正是“直”的第一義。葉公楚人，他這樣說恐不免有矜誇之意。孔子以傳承周公之道自命，並不認同葉公的觀點，但孔子畢竟是孔子，他沒有直斥“父攘子證”為“不直”，而是以一句“吾黨之直者異於是”來立異，隨後拈起一個“隱”字，說出“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這幾句。這樣的回答，表面上看客客氣氣，全無鬥嘴抬槓的痕跡，實際卻是針鋒相對而又暗藏機鋒。可以設想，如果葉公再問一句“父子相隱，焉得為直”，那他就入了夫子彀中，孔子就會以“直”的第二義來回答他。上述文章在孔子那兩句話之前加的兩個括號，以及將“為”翻譯成“被”，其實是不必的。孔子的回答，與其說還在談“攘羊”的問題，不如說他已經將這個前提去掉了，“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是個一般性原則，父或子的任何過惡對方都應為之隱晦，至少不應主動去“證”。從邏輯上說，這是將對方拉進我的軌道，而不是就範於對方軌道，正可見孔子寬大氣象和智者本色。

其次，孔子的主張是什麼？孔子既沒有直接說“證”是“不直”，也沒有說“隱”本身是“直”，而是說父子相隱之中包含著“直”。他說“直在其中”，而不是“是直也”，正是此意。所謂“直在其中”，是說“父子相隱”本身所包含的倫理道德價值，那就是剛直處世、堅持原則。這一點，周志文先生在《論語講析》（北京出版集團，2019年10月第一版）一書中有極好的論述：“‘直’是一種道德，但這項道德是於父子這層關係建立後才有的，所以‘直’這道德是後設的。如果把‘直’與‘父子相親’做一比較，父子之親顯然比‘直’更為重要，因為如果沒有父子就沒有家庭，社會就無法形成，沒有一種道德是能以喪失了父子之親而可存在的，所以孔子認為所有道德都應鞏固而非傷害父子之親，兩者相權，寧失表面的‘直’而取實質的‘親’，這是不得已的，但是必要的。……但不是說‘攘羊’不是罪，只是說父子不可因此相互揭發，以傷天倫……‘大義滅親’在孔子言是無法成立的，因為當天倫破滅之後，任何‘大義’或者‘小義’都無法存在了。”這個意思前文也談到了，認為與《孟子》“魚”與“熊掌”、“生”與“義”的取捨類似。總之在孔子看來，父子相殘觸碰人倫底線，而父子相隱正是為了堅守父子相親的原則。堅守這一原則，要不為世情俗論和外在強力所動，即便“隱”不如“證”在世人眼裡那麼“直”，即便“隱”可能會產生“包庇連坐”這樣的不利後果，也要始終如一。事實上，只有當儒家倫理原則成為統一大帝國的“道統”以後，統治者為了標示“以孝治天下”，才透過法律為“父子相隱”行為開了綠燈（可參《集釋》925頁）。這或許也可說明，當春秋之世，“父攘子證”即使不是一條“法律義務”，至少“子為父隱”是可能帶來不利後果的，是需要定力和勇氣的，這也正是“直”的第二義。孔子肯定“父子相隱”的正當性而謂“直在其中”，道理也在於此。

再次，孔子主張的深層次原因是什麼？父子相隱內含直道，這固然是孔子倫理哲學的價值取向，也是一種價值階序選擇，但更有孔子救世理想的深層次考量。孔子生逢春秋亂世，“禮崩樂壞”，既有不顧道德、恣意妄為的，也有高標道德、以偽行世的。關於這一點，《論語》的批判性沒有《老子》那麼尖銳，老子講過“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合有慈孝，國家昏亂有忠臣”。道家對社會是絕望的，所以老莊才走上“絕聖棄智”的絕對消極之路。孔子要救世，是積極的，但他對高標道德、以偽行世的擔憂和厭惡與道家並無二致。孔子的道德，是人在教化以後發自內心的體認，是自然而然的，而不是外在強加的，更不是虛偽做作的。孔子的原則，是不走極端、過猶不及的中庸之道，他對以道德之名向外標舉、甚至不惜走極端的行為是保持高度警惕的。具體到這一章裡，他並沒有直接說“父攘子證”是“不直”，只是不贊成將其作為“直”的標準，因為世風澆薄之下，一旦將此樹為標杆，“小人”們就會競相標舉、寧“過”毋“不及”，那就可能無所不可為了。他不贊成“父攘子證”，不認同微生高之“直”，與其說是反對他們的具體行為，不如說是看透他們自證其“直”的內心，擔心更多的人效仿他們賣直買名。《集釋》924頁：“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347頁：“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

讀《論語》，可知孔子是一位智者，是一位懷有救世理想者，同時也是一位對世態人情憂心忡忡者。《論語》不必句句都對。我們今天的法制與道德建設，自可根據社會時代需要和人類文明潮流來進行取捨，原不必一定要到孔子那裡找依據。不過，前文最後一句，“在法治前提下的倫理建設理應受到重視和傳揚”，“於我心有慼慼焉”，在下是極其贊成的。

作者：立翁

編輯：任思蘊

本文來源：文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