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易：唐代舉子打秋風

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五記載，夏侯孜考進士多年未中第，其僕人李敬跟著他歷盡艱辛。有人勸李敬說：“當今北面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到所在打風打雨，你何不從之？而孜孜事一個窮措大（貧寒失意的讀書人），有何長進？”李敬回答道：“我使頭（奴僕對家主的稱呼）及第後，還擬作西川留後官。”這裡的“打風打雨”，即後世所謂“打秋風”、“打抽豐”之意，是指假借名義、利用關係向人索取財物或贈與的一種社會現象。唐代士人在應舉或求仕的過程中，四處打秋風的不在少數，其中應舉考生（唐宋人習稱“舉子”）的打秋風現象，應當與唐代科舉制度及其風尚有關係。

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二十六說：“唐士子應舉，多遍謁藩鎮、州郡丐脂潤，至受厭薄（厭惡鄙視）不辭。”程千帆在《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一書中也指出：唐代舉子“行卷以求知己，雖然主要是為了成名，但其末流也有藉此打抽豐（打秋風）即斂財的”。他們都指出了唐代舉子打秋風的現象。本文擬列舉一些具體事例，並約略探究其中的原委。

唐代筆記《幽閒鼓吹》記載，牛僧孺初應舉時，聽說襄陽節度使於頔為人豪爽，出手大方，特意去拜謁。可一連數月只見了兩次面，於頔僅把牛僧孺當做普通鄉貢對待，牛一怒而去。某日於頔忽然問負責接待的官員：“前些日子來的牛秀才走了嗎？”答曰：“已去。”又問：“何以贈之？”答曰：“與之五百。”問：“受之乎？”曰：“擲之於庭而去。”於頔非常後悔，立即命令帳下小將攜帶五百匹絹和一封書信，去追趕牛秀才，並交代說：“如果未出襄陽轄界，就把人領回來，如已出界就送上書信。”小將在界外追到後，牛僧孺連信都不啟封，直接拒絕了饋贈。牛僧孺後來官至穆宗朝宰相，是“牛李黨爭”中的牛黨領袖，他當年因遭冷遇，以傲兀不屑來回應於頔的饋贈，在唐代舉子中實不多見。程千帆先生據此推論，對於普通舉子而言，只要打發五百錢也就足矣。

然而唐代恃才自傲的舉子實在不少，打秋風的期望值並不容易滿足。據範攄《云溪友議 》卷下“因嫌進”條，李吉甫任信州（今江西上饒）刺史時，貴溪（唐代信州屬縣）舉子吳武陵赴長安應舉，途經信州，因缺少盤纏而哀告李吉甫，李給了吳幾匹布帛，吳武陵覺得饋贈太少，且不實惠，在回信中詞語唐突，口出怨言，絲毫不顧及父母官的顏面，李吉甫頗為不快。李夫人勸說道：“小兒（指李德裕）方求成人，怎能與舉子結怨？”於是再送給吳二百斛米（一斛合十鬥）。但李吉甫對吳武陵終歸是耿耿於懷。到元和二年吳武陵參加進士考試時，李吉甫已入朝拜相，當主司向宰相呈榜時，李吉甫劈頭便問：“吳武陵及第否？”結果主司誤認為吳與宰相有交情，把本已落第的吳武陵臨時填入榜末而錄取了。李吉甫不悅道：“吳武陵是個粗人，怎能錄取及第？”但名已上榜，不能更改。吳武陵本遭嫌棄，卻因禍而得福。

《太平廣記 》卷四九六引《乾饌子》載，唐德宗貞元初，邢君牙為隴右臨洮節度使，有進士（唐代舉子未第時稱“進士”，及第後稱“前進士”）劉師老、許堯佐登門謁見，剛剛坐定，只見一個頭大足短、儀形古怪、身著麻衣（唐代舉子都穿白色粗布麻衣）的人，不待通報，徑直闖入邢君牙的幕府，雙手一拱道：“進士張汾不敢拜。”邢君牙見此人頗豪氣，遂恭請其入座，卻絲毫不待見先來的劉、許二人。俄而下屬呈送賬簿給邢節度查驗，一見招待費有五萬多的虧空，邢君牙不由大怒，懷疑屬吏中飽私囊。這時張汾拂衣而起，便要告辭，邢節度問他為何要走，張汾說：“我在長安聞聽邢節度的大名，是個頂天立地的人，沒想到今天為了區區三五萬錢而計較，這漢子咋行？”邢君牙聞言立刻放了屬吏，與張汾親切攀談。張大言道：“我在京師應舉，每年要開支兩千貫錢（千錢為一貫），多用在往來交遊上。我曾見劍南節度韋皋和徐州節度張建封，他們每日賓客有數等，上等的給事中、中書舍人，就要安排法味（本指佛教妙法的滋味，此疑指奇珍異味），中等的補闕、拾遺，就要安排煮雞燒肉。”又指著劉、許二位說：“ 像舉子這類人，遠道來訪，至少也要安排些臢胡（ 煮羊肉）。邢節度何不也如此安排呢？” 劉、許二位被這番狂言所驚嚇，逡巡告退，邢君牙每人贈送五縑。而張汾的待遇則優越很多，邢君牙派人灑掃內廳安置，好吃好喝招待了一個多月，臨行還贈與五百縑。

上述事例在《新唐書·邢君牙傳》中也有簡略記載，並稱贊邢君牙的“屈己好士”作風。此事應發生在德宗貞元四年（788），據兩《唐書》，韋皋貞元元年鎮劍南，邢君牙貞元三年鎮隴右，張建封貞元四年鎮徐州，而貞元五年張汾已及第。

《玉泉子》記載，晚唐著名文人溫庭筠早年參加貢舉時，客遊江淮，揚子留後（唐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置揚子巡院，設留後為主官）姚勗厚贈之。但溫庭筠作風浪蕩，將所得錢帛都花在宴遊狎妓上，姚勗怒而斥逐之。溫庭筠之姐將弟弟總是落榜的原因歸咎於姚勗，找其哭鬧，姚勗憤怒鬱悶。據兩《唐書》的記載，姚勗是名相姚崇的曾孫，長慶元年（821）進士，與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友善，其為揚子留後應在李德裕任淮南節度使以後（837）。姚勗不僅有才幹，而且為人厚道，當李德裕被貶窘困，昔日故人多不敢通勞問時，姚勗則多次問候並給予賙濟。溫庭筠是唐初宰相溫彥博的裔孫，史書說他“士行塵雜，不修邊幅”，好與公卿家無賴子弟飲酒賭博，作狹邪遊。又自負才華，得罪宰相令狐綯（參《唐詩紀事》卷五四），因此累年不第。《舊唐書》說溫庭筠曾“乞索於揚子院”，《新唐書》說“丐錢揚子院”，當指同一事，而此時令狐綯鎮淮南，與《玉泉子》記載不相符。但無論如何，溫庭筠到揚子巡院打秋風確有其事，其物件選擇也很準確，一來他與姚勗有親故，二來揚子巡院管理東南鹽務，是個油水頗豐的衙門。

唐人科舉考試場景

同為姚崇裔孫，也有品行截然相反的。據《唐摭言》卷十，姚崇另一位裔孫姚巖傑，自幼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墳典，但為人狂傲，目中無人。一次，姚巖傑南遊徽州，先以著述寄給歙州（今安徽歙縣）刺史盧肇，盧是會昌三年（843）的狀元，鹹通初出刺歙州。盧刺史知道姚某好使酒性，回信褒美，贈以錢物，同時又宣告因遭兵燹，地方凋敝，無力招待大賢。姚巖傑覆信相激，定要以文會友。盧肇迫不得已，用自己所乘之馬把姚某迎到郡衙，以招待公卿的禮節供給姚某食宿。然而姚巖傑非但不領情，還日漸傲視、擠兌盧肇，弄得東道主十分難堪。後來姚巖傑流寓豫章（今江西南昌），死於兵亂之中。

李商隱在《記劉叉 》一文中說，中唐有個叫劉叉的豪士，身高力大，在市井中幹些個網羅鳥雀、宰牛屠狗的營生，還曾醉酒殺人，變名潛逃。後遇大赦，折節讀書，能作詩歌，經常身穿破衣，腳踩木屐，四處乞討酒食為生。聽說大文豪韓愈接待天下文士，劉叉登門造訪，賦詩求見，自以為水平在盧仝、孟郊之上。當時韓愈以碑誌負盛名，所獲潤筆錢物堆得滿箱滿盆，劉叉不客氣地取走案上金數斤，並揚言道：“這都是討好墓中死人所得，不如給我作祝壽錢。”別人的勞動所得被視為不義之財，自己不勞而獲反倒成為伸張正義了。劉叉此舉，有人視為曠達，有人譽為剛直，然而終究屬於打秋風的行徑。

打秋風一般多是混些吃喝，要點財物，而盛唐王泠然的胃口更大，打秋風也與眾不同。王泠然是山東人，玄宗初年在宋城（今河南商丘）應取解試，結果被縣尉高昌宇所黜落，王對此耿耿於懷。開元五年（717年），王泠然考中進士，赴長安銓選，吏部又因故停選。這時高昌宇已官居監察御史，王泠然就寫了一封信給高御史。《唐摭言》卷二全文收錄了這封信，其內容有如下幾點：一是怨恨，對當年被黜表達不滿。二是自負，“往者雖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雲。天下進士有數，自河以北，唯僕而已”。三是哭窮，“家貧親老，常少供養，兄弟未有官資，嗷嗷環堵，菜色相看，貧而賣漿”。並向高御史提出非分之請：“望御史今年為僕索一婦，明年為留心一官。”四是威脅，要是不滿足我，後果很嚴重：“使僕一朝出其不意，與君並肩臺閣，側眼相視，公始悔而謝僕，僕安能有色於君乎？”信的結尾還說：“僕生長草野，語誠觸忤，山東布衣，不識忌諱。泠然頓首。”其無理要求估計是竹籃打水，這封信也只是為發洩不滿而已。

王泠然後於開元九年（721）被吏部侍郎王丘獎拔，選為太子校書郎。他又覺得才高位卑，再次給宰相張說上書，要求提攜，最終也未受重用。《唐才子傳》說王泠然“工文詩賦，氣質豪爽，當言無所回忌，乃卓犖奇才，濟世之器”。但從他先後兩封書信來看，才氣固然有，而大言不慚，怨天尤人，要老婆要官職，何談濟世，未見卓犖。倒是打秋風別出心裁，令同類們相形見絀了。

唐代舉子打秋風的主要物件是地方的節度使、觀察使或州刺史，但有時也打到了寺院道觀裡。《唐摭言》卷七記載，穆宗朝宰相王播少年孤貧，曾寄食揚州惠昭寺木蘭院讀書，“隨僧齋飡（餐）”，蹭吃又蹭住。但時間一長，僧人們感到厭煩，就故意等到齋後再敲鐘，讓王播餓肚皮。王播中進士二十年後，出任淮南節度使，鎮守揚州，故地重遊，見昔時題壁詩已被寺僧用碧紗所罩，感慨往事，再題詩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字裡行間依然流露出對當年受窘的介懷。

同書還記載，懿宗朝的宰相徐商，未第時隱居中條山萬固寺泉讀書，“隨僧洗缽”。僖宗朝宰相韋昭度“少貧窶，常依左街僧錄淨光大師，隨僧齋粥”。還有曾經作詩憫農、後來為官刻薄的李紳，先後寄食於無錫惠山寺和剡川天宮寺，天宮寺的老僧還資助了李紳不少趕考的盤纏。唐昭宗時，廬山永安院有位高僧如義，他“以詩禮而接儒俗”，“羈旅書生，鹹成事業，告行之日，復遺資糧”（陸元浩《仙居洞永安禪院記》）。寄讀計程車子們不僅學業有成，衣食無憂，而且還獲得了應舉的經費。

唐代舉子打秋風的緣由因人而異，但共同的背景應是來自經濟壓力，因為唐代舉子的應試開銷遠比後世要多。唐代進士科考試並不單憑試卷成績取捨，更看重舉子平時的詩賦水平和社會知名度，考前允許舉子向社會名流或達官顯貴投送詩文，以求獎譽，稱為“行卷”。每年製作行卷需要錢，見面禮也不能少。唐代常科每年一考，對於邊遠州縣的舉子來說，途中的衣食、車馬和住宿都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常有舉子因盤纏短缺或途中染病而放棄考試。而落第的舉子為了節省路費和時間，大多選擇留在長安“過夏”，尋找僻靜的坊市或僧院，準備來年繼續應考，這期間的房租、日常生活和應酬開支也都不少。中唐以後，由於國力漸衰，大量的舉子和候銓人員聚集京師，消費需求加倍增長，導致了“長安米貴，居大不易”的局面。

錢易《南部新書》乙卷還記載，每到六月以後，長安的舉子們忙著作詩文，制行卷，有時還要結伴出資備酒席，請名流或好友出題目，舉行“私試”（模擬考試）。交遊干謁也是唐代士子的風尚，交遊為了開闊視野，以文會友，提高創作水平；干謁或是為了行卷求知己，或是為了獲得經濟資助。如果目的傾向於後者，就必然演化出打秋風的現象。

據《唐摭言》等文獻記載，唐代舉子考中進士後仍有很大的花銷。粗略算來，有宴遊費、車馬服裝費、印製《登科錄》的“名紙錢”（每人十千文），還有報喜費、定名筆費（參陶谷《清異錄》）、茶錢（宴飲期間，新進士每人每日出五百文給酒席操辦者，實為小費性質）等等。其中宴遊名目頗多，持續時間達數月，費用開支最大（參楊波《長安的春天——唐代科舉與進士生活》，中華書局，2007；拙文《唐代科舉宴遊風尚》，《尋根》2013年第1 期），貧寒舉子大多要為此借債，如果不能及時湊足份子錢，還要處以“罰金”。唐代新進士的宴遊活動中，還有到長安歌妓集中的平康里作狹邪遊的節目，那開支更是沒準兒，只有官宦富家子弟才能買得起單。

唐代文人宴飲場景

關於唐代舉子的求學應試開支，《唐摭言》中也有零散記載。如唐初名臣郭元振十六歲入國子監讀書，家中一次寄錢四十萬，以為學糧。晚唐忠武軍節度曹汾之子曹希幹進士及第，舉辦家宴，用錢二十萬。僖宗朝宰相劉鄴的二公子劉覃及第後，在長安宴遊擺闊氣，每日花銀子一鋌。還有初唐陳子昂摔琴求名、一擲百萬的豪舉，更非一般舉子所敢想望。

至於貧寒士子多選擇寺廟為打秋風的處所，是因為寺院能夠提供免費的食宿。唐代士子有讀書山林的風尚，不少人在參加科舉考試和做官以前，多好隱居山林或者寺廟、道觀讀書。一來這些地方處所僻靜，風景優美，藏書豐富，能夠讓士子心無旁騖地讀書寫作。二來唐代的文人多信佛道，好禪悅，樂與高僧談禪論道，切磋藝文。而唐代的寺院經濟較為發達，有能力承擔寄寓者的食宿，貧寒士子寄讀寺廟也就較為普遍了。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不少地方官員常會主動資助舉子，《唐摭言》中載有多例。江西節度使鍾傳雖然出身行伍，他卻能禮遇鄉貢三十年，每年送舉子赴考，都要舉行鄉飲酒禮，還贈給禮物與柴米，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其餘每人十萬。歐陽澥參加科考近二十年而不中，流寓漢南（今湖北宜城市），襄陽節度使劉巨榮“待以厚禮，首薦（解元）之外，資以千餘緡（一千文為一緡）”。晚唐詩人盧延讓向侍御史吳融行卷，吳向荊州節度使成汭推薦盧延讓，“由是大獲舉糧”。再如荊南州（今湖北荊州市）的舉子多年沒有及第登科的，號為“天荒解”，宣宗時劉蛻從荊南取解，一舉中第，節度使崔鉉獎勵劉蛻“破天荒錢”七十萬。如果各地官員都仿效之，唐代舉子也就沒有打秋風的必要了。

最後附帶指出，如今各地資助貧寒考生上大學，以及對各級高考“狀元”給予獎勵的舉措，其實是濫觴於唐代的。

——本文刊於《文史知識》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