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官營課程手工業，定額管理和定額增減的法律規制，是怎樣的？

元初，耶律楚材以酒醋、鹽稅、河泊、金、銀、鐵冶六色，取課於民，歲定白銀萬錠。既定常賦，朝議以為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不幸果然被耶律楚材言中，後“以利進者”不絕於史，“自庚寅（1230） 定課稅格，至甲午（1234）平河南，歲有增羨，戊戌（1238）課銀增至一百一十萬兩，奧都剌合蠻撲買課稅，又增至二百二十萬兩。”

到成宗大德年間，“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自時厥後，國用浸廣。除稅糧、科差二者之外，凡課之入，日增月益。至於天曆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蓋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真是取之不竭，用之無度，課程定額原則“多者不盡收，少者不強取”幾無痕跡可尋。

課額增長無度的根本原因無疑是蒙古統治階級賜與、經用無度，完全背離“量入為出”的先王理財之道所致。但從法律制度層面看，“盡實到官”的定額法律理念和“並增為額”的定額法律原則，顯然也將生產“大躍進”的熱情拓展到了極限。在完成定額任務的法律強制面前，在超額完成任務的升官賞賜面前，如洪水般的利益驅動，借用制度力量將課程定額推升到了一個百姓不得不“質妻鬻子”“逃移他方”的高度。

管理辦課機構的政府官員很少能夠冷靜、理性面對這種利益驅動，名臣如胡祗鷸、高源、徐世隆等都是辦課增羨的高手。史載“時阿合馬當國，（胡祗鷸）出為太原路治中，兼提舉本路鐵冶，將以歲賦不辦責之。及其蒞職，乃以最聞”；“中統初（高源）尋除河間等路都轉運副使，撫治有條，灶戶逃者皆復業，常賦外，羨餘幾十萬緡。”“中統元年，（徐世隆）擢燕京等路宣撫使，清滄鹽課，前政虧不及額，世隆綜校之，得增羨若干，賜銀三十鋌。”

當然，也有一些官員對“以增為額”的制度缺陷保持著十分清醒的警惕。例如，太宗年間，楊奐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按行境內，親問鹽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奐責之曰：‘剝下欺上，汝欲我為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再如，至大元年，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敬）儼為轉運使，欲以陷之。“比至，首劾場官之貪汙者，法既大行，課復增羨二十五萬引。河南行省參政來會鹽莢，將以羨數為歲入常額。儼以亭戶凋弊已甚，以羨為額，民力將殫，病人以為已，非宰臣事，事遂止。”更有甚者，有的辦課官員寧願冒“不盡實到官”之罪，乾脆隱匿增羨。

如仁宗皇慶元年，張思明再授兩浙鹽運使，“歲課羨贏，僚屬請上增數，思明曰：‘贏縮不常，萬一以增為額，是我希一己之榮，遺百世之害。’”接著，文宗天曆元年，張思明起為江浙行中書省左丞。“會陝西大飢，中書撥江浙鹽運司歲課十萬錠賑之。吏白：週歲所入，已輸京師，當回諮中書。思明曰：‘陝西饑民，猶鮒在涸轍，往復逾月，是索之枯魚之肆也。其以下年未輸者，如數與之，朝廷韙之。”可見此時的江浙行省左丞張思明，隱匿鹽課至少在“十萬錠”之上，並且寧願冒“有罪，吾當坐”的風險，以隱匿之課救陝西饑民之急。元廷明知而“韙之”，不治其罪，這表明元廷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並寬容張思明隱匿課程的做法。

對於“並增為額”的制度隱患，最直接最徹底的辦法是立法限制甚至否定“並增為額”。至元三十一年四月詔書內一款：“諸處酒稅等課已有定額，商稅三十分取一，毋得多取。若於額上辦出增餘，額自作額，增自作增，仍禁諸人撲買。” “額自作額，增自作增”否定了“並增為額”的定額擬立原則，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元廷顯然沒有認真實施，而且時有反覆。

至大四年三月詔書裡仍然記載有：“尚書並增為額，又立增酬殿年之令”。顯然主管財經的尚書省又回到了“並增為額”的老路。延祐七年十一月，元廷又下詔重申：“諸色課程已有定額……仰將延祐七年實辦到官數目為定額，以後辦出增餘，增自作增，額自用額。”這樣的法令，本身的執行力就值得懷疑，本年暫且“並增為額”，以後“下不為例”。就算“額自作額，增自作增”的法令得以實施，也並不能根治課額的變相增長，因為元廷在“正額”之外將增羨之數記錄在冊，謂之“餘額”。

久而久之，“餘額”也像“正額”一樣，具有了法律強制性，是辦課機構必須完成的生產任務。例如，後至元五年三月，湖廣行省諮中書省雲：“廣海鹽課提舉司額鹽三萬五千一百六十五引，餘鹽一萬五千引。近因黎賊為害，民不聊生，正額積虧四萬餘引，臥收在庫。若復添辦餘鹽，困苦未蘇，恐致不安。事關利害，如蒙憐憫，聞奏除免，庶期元額可辦，不致遺患邊民。”此時的餘鹽並不是可辦可不辦，除非“如蒙憐憫，聞奏除免”，否則是必須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