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學宮，一個會合“諸子百家”，讓“百家爭鳴”變為事實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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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各有千秋，老子、孔子、墨子代表了道家、儒家、墨家，除了這三家之外，還有法家。道家的目光是超逸的，儒家的目光是溫暖的，墨家的目光是熱烈的，法家的目光則是峻厲的，會讓人產生一陣陣寒意。

餘秋雨在<中國文化課>中說：“老子淡淡地走在路上，孔子苦苦地走在路上，墨子急急地走在路上，路邊的樹林間，早就有幾副冷冷的目光。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學者，完全不講老子、孔子、墨子的情懷，只相信對實際利害的嚴格管理，並把這種管理組成一種絕對權力。在韓非看來，社會管理離不開”法“、”術“、”勢“三種力量。法是法令如山，賞罰分明；術是運用謀術，控制群臣；勢是集中權勢，制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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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韓非出生前五十幾年，法家思想的早期實踐家商鞅已經死於“車裂”的酷刑，而韓非死於李斯之手，李斯也是傑出的法家政治家，最後被腰斬滅族。在諸子百家中，法家最硬又最慘。法家的韓非和李斯是同學，那他們的老師是誰呢？是荀子。

荀子是儒家集大成者，他後來在齊國主持著一個學術機構，叫稷下學宮，他被看成是這個學宮裡“老師中的老師”。稷下學宮，在山東淄博的稷門附近，淄博是當時齊國的王都。稷下學宮創辦於公元前四世紀中葉，延續了一百三十多年，齊國當時給各路學者很高的待遇，因此，當時諸子百家中幾乎所有代表人物都來過稷下學宮，這裡也就成了當時中國的最高學府，人數常常是數百上千。

稷下學宮在當時解決了天下所有高等學府都會遇到的兩大難題：

第一個難題，這個學宮是由齊國朝廷出資的，具有政府智庫的職能，學宮裡的諸子都不任官職，只問政，不參政，因此也不必對自己的觀點負行政責任。朝廷所需要的，就是他們身處行政體制之外的“聲音”，而這種聲音聽過後可以完全不予採納，這就叫“兩相自便”。例如，孟子就對時政發表過很多意見，朝廷覺得不切實用，沒有接受，但這一點沒有影響他在稷下學宮的崇高地位。

第二個難題，稷下學宮主張“百家爭鳴”，除了歡迎各路自來的學者，還會隆重聘請一些真正重量級的大師來“鎮宅”，保持著清晰的學術等級評估。根據各路學者的學問、資歷、成就，學宮分別授予“客卿”、“上大夫”、“列大夫”、以及“稷下先生”等不同稱號，這就是所謂的“博士”和“學士”，這就避免了在“百家爭鳴”和言論自由的幌子下的魚龍混雜、泥沙俱下。

中國文化在人類精神的奠基時代能夠湧現出百家爭鳴的景象本來已經令人歎為觀止。而且在當時的資訊傳播條件下，所謂的“爭鳴“，大多是後人把各種學說拼合在一起，當時很難近距離地爭論起來。出乎意料的是，稷下學宮就是這樣一個會合的場所，讓”百家爭鳴“變成了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