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戴震是誰?他一生經歷了什麼?

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戴震的祖先在唐朝曾做過大官，但戴震的曾祖、祖父和父親均不曾為官。戴震的父親戴弁是販布的行商，在江西南豐做著小本生意，僅可餬口而已。雍正元年（1723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戴震生於安徽徽州府休寧縣隆阜，據說因出生那天雷聲震天，故父親為他取名為震。

明清時代的徽州，不但商業發達，文風也極興盛。戴震自幼聰敏，過目成誦，十歲的時候每日讀書數千言不休，十七歲學《說文解字》，盡得其目。戴震也自稱，對於《十三經注疏》，“不能盡記，經及注則無不能倍（背）誦”。說明他少年時透過自學建立了堅實的基礎。某日讀《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問私塾老師說：“此何以知其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朱文公所說。”但戴震接著指出周朝離宋朝有兩千年之遙，為什麼朱子能知道這些事呢？問得老師無言以對，其師不禁讚歎“此非常兒也。”

乾隆五年（1740年），十八歲的戴震隨父客江西南豐，又課學童於福建邵武。這一時期，同里程詢對他非常器重，言道：“載道器也。吾見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碩輔，誠不足言。”後來戴震在文章中稱程詢為“先師”。

乾隆七年（1742年），二十歲那年，戴震偶遇年過六旬的音韻學家江永，江永精通三禮，旁通天文，地理，算學及聲韻等。師從江永的日子，戴震學問大進。乾隆九年（1744年）戴震二十二歲時寫成《籌算》二卷，乾隆十一年（1746年），戴震二十四歲寫成《考工記圖注》，三十歲到三十三歲完成《勾股割圜記》、《周髀北極璇璣四遊解》等文，都屬自然科學著作。

在戴震三十三歲以前，他還著有《六書論》三卷，《爾雅文字考》十卷，以及《屈原賦注》、《詩補傳》等。

乾隆二十年（1755年），戴震三十三歲，是他一生的轉折點。《清史稿·戴震傳》稱他“避仇入都”。紀昀在其《考工記圖注》的序中說：“蓋先生是年訟其族子豪者侵佔祖墳。族豪倚財結交縣令，文致先生罪。乃脫身挾策入都，行李衣服無有也，寄旅於歙縣會館，餷粥或不繼，而歌聲出金石。”同年夏，戴震於京城結識紀昀，錢大昕等，同時，他的《勾股割圜記》被秦惠田全文刊載，並由吳思孝設法刻印，《考工記圖注》則由紀昀刻印成功，戴震因此名重京城。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戴震仍留京，在吏部尚書王安國寓，為其子王念孫授讀。王念孫與其後的段玉裁，成為戴震最著名的兩個學生。王的《讀書雜誌》、《廣雅疏證》，段的《說文解字注》、《六書音韻表》，是清代學術史上有卓越成就的著作。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王安國去世，戴震自京南下，在揚州兩淮鹽運使盧見曾署中認識惠棟。這時，考據學者中有吳派、皖派之分。這主要是就其居住地區而言，在學術上也有所同異。惠棟是吳派大師，戴震是皖派大師，兩人的結識也是很有學術意義的。次年惠棟去世，戴震在《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中曾提出：夫所謂義理，苟可以舍經而室憑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於經學之云乎哉！他認為學術理論見解的提出，要有所依據。這與他所說的“聖人之道在六經也。凡學始乎離詞（分析詞句之意），中乎辨言，終乎聞道”，是一致的。然而如果認為“不出於聖人之經，皆非學也”，那就顯示出片面性來。事實上戴震的社會政治思想運用了大量經典語言，但表達的是他本身的經驗與體會。

戴震二十九歲始入學為秀才，到四十歲才鄉試中舉，以後六次入京會試均不第。在當時以科舉為正途出身，是普遍的社會心理，而未能入翰林院，對於眾望所歸、久負盛名的戴震無疑是一個實際矛盾。戴震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第三次會試不第，往山西布政使朱珪處，被聘修《汾州府志》。曾為汾陽人王輯五做墓誌銘，在墓誌中借題發揮，寫出科舉制度流弊並表達自己的感慨，“其流弊，苟焉皮傅，剿說雷同。學不一二年，目不睹全經，掇拾巍科高第，不必素所蓄積也。故不見師友之盛如古昔，豈非徒趨利祿，加以得之固易哉。……士之貴學，豈如是而已哉。”他指出科舉之士，掇拾科名，爭趨利祿，往往是沒有實學的人。當在此時。由於會試屢次不中，又不能放棄這一途徑，戴震從四十一歲到五十五歲，一再往來南北。四十一歲時，戴震在京，段玉裁相從講學，後致函自稱弟子。這年會試落選後，往江西瑞州（今江西高安、宜豐縣境），曾作《鳳儀書院碑記》，又提出通經致用的理論。他說：夫士不通經則材不純，識不粹，不足以適於化理。故用經義選士者，欲其通經，通經欲純粹其材識，然後可傅之化理斯民，克敬其事，供其職。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他應直隸總督方觀承之聘，修《直隸河渠書》一百一十一卷，後未克竣事。此書清稿，據段玉裁記，一藏曲阜孔府，一藏直隸總督周元理家。周之甥婿據戴書刪削，易名《畿輔安瀾志》，冒名繕寫進呈，由武英殿刊印。又今徽州文化館尚殘存《直隸河渠書》的抄稿若干。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戴震會試落選，往山西修《汾州府志》，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又不第，在山西修《汾陽縣誌》。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戴震五十歲時，自汾陽入京，會試又不中，往浙東主講金華書院。《孟子字義疏證》的初稿《緒言》即作於是年。翌年，繼續在金華講學。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秋天，四庫全書館正總裁于敏中以紀昀、裘日修之言，向乾隆帝推薦戴震，特召入京為四庫館纂修官。五十三歲，戴震第六次會試又不第。由於其聲望，奉乾隆帝命，與錄取的貢士一同參加殿試，賜同進士出身，為翰林院庶吉士，仍從事四庫全書的編纂。在四庫館中，戴震作出不少成績，從《永樂大典》輯出宋代張淳的《儀禮識誤》三卷，把宋代李如圭的《儀禮集釋》釐訂為三十卷。張淳的書，朱熹曾說“永嘉張忠甫所校《儀禮》甚仔細……較他本為最勝的《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等大部世無傳本而散見《永樂大典》各韻部，經戴震輯出列入四庫全書，各加案語，寫成提要。

戴震在校勘《水經注》時，分別經、注，並歸納出三種原則，訂正經、注之互偽。《永樂大典》本《水經注》較勝各本，又有酈道元《自序》，他用以校勘通行本，凡補其缺漏者2128個字，刪其妄增者1448個字，正其進改得3715個字。該校本頗獲乾隆帝的嘉賞，當戴震把它進獻給他後，乾隆親撰御詩褒揚說： “悉心編纂誠堪獎，觸目研摩亦可親。設以《春秋》素臣例，足稱中尉繼功人。”

戴震在四庫全書館，利用藏書條件，凡是天文、演算法、地理、文字聲韻等各方面的書，均經其考訂，精心研究、全力以赴，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二十七日歿於北京崇文門西範氏穎園，年五十五，可說是以身殉職。他的弟子段玉裁言“謂先生鞠躬盡瘁，死於官事可也”。

紀昀有詩懷念：“披肝露膽兩不疑，情話分明憶舊時。”洪榜為戴震寫行狀稱：“抱經世之才，其論治以富民為本”。盧文弨為《戴氏遺書》作序，稱：“吾友新安戴東原先生，生於顧亭林（顧炎武）、閻百詩（閻若璩）、萬季野（萬斯同）諸老之後，而其學足與之匹。精詣深造，以求至是之歸。胸有真得，故能折衷群言，而無徇矯之失。”王昶後來為戴震作墓誌銘，錢大昕後作《戴先生震傳》詳細記錄了戴一生行誼及學術成就。

戴震卒後，其小學，則高郵王念孫、金壇段玉裁傳之；測算之學，曲阜孔廣森傳之；典章制度之學，則興化任大椿傳之；此皆其弟子也。

《戴震難師》是清代段玉裁寫的一篇文章，主要講述戴震在求學階段曾經問問題難住老師的故事。

戴震10歲的時候才會說話，大概是聰明累積得太久的緣故吧。跟隨老師讀書，（戴震）看一遍就能背下來，每天背幾千字不肯停下來。老師教《大學章句》到《右經一章》以後，（戴震）問老師：“這憑什麼知道是孔子的話，卻由曾子記述？又怎麼知道是曾子的意思，卻是他的學生記下來的呢？”老師回答他說：“這是朱熹說的。”（他）馬上問：“朱文公是什麼朝代的人？”（老師）回答他說：“宋朝人。”（戴震問老師）：“曾子，孔子是什麼朝代的人？”（老師）說：“周朝人。”戴震追問道：“周朝和宋朝相隔多少年？”（老師）說：“差不多兩千年了。”（戴震問老師）：“既然這樣，那麼朱熹怎麼知道？”老師沒有什麼可以拿來回答，說：“這個孩子非同一般。”

戴震對理學家“去人慾，存天理”之說有所抨擊。

戴震和宋明以來所有進步思想家一樣，認為人慾的正確處理，就是天理，他駁斥宋儒說：“性之慾不可無節也。節而不過，則為依乎天理，非以天理為正，以人慾為邪也。”他對天理下的定義是：天理者，節其欲而不窮人慾也。是故欲不可窮，非不可有。有而節之，使無過情，無不及情，可謂之非天理乎？

這是在天理人慾問題上非常明確透徹的進步理論，反對了宋儒的“存天理，滅人慾”，主張人的正常慾望的合理性，肯定了“正確理解的個人利益，是道德的基礎”。

戴震紀念館現位於安徽黃山市屯溪區屯溪老街，為一幢清代民居建築，佔地420平方米，分上下兩層。館舍佔地420餘平方米，館內分為戴震生平展、戴震研究成果展、戴震學術成就展、歷代名人評贊戴震展、戴震書房復原等。

紀念館正中安放了一尊戴震塑像，其上懸掛端木蕻良題寫“蓋代大師”匾額。廳中玻璃櫃裡，陳列著戴震著作的手稿、乾隆諭旨等珍貴文物。二層為藏書室，收藏戴震參與編撰的《四庫全書》和各種版本的戴震著作及上萬冊的經史子集等子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