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以仁厚著稱的皇帝，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確切記錄的盛世

西漢王朝建立之時，為了穩定來之不易的大一統局面，開國皇帝劉邦不得不採取了郡縣制與分封制並行的政治體制，將帝國大半部分的疆土分封給七個異姓諸侯王。

各諸侯王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徵收賦稅，任命官員，擁有軍隊。而由皇帝直接管轄、執行中央集權郡縣制的，只有關中十五郡。

然而，劉邦自以為誠意滿滿的“郡國並行”體制，並沒有換來安定繁榮的社會局面。從登上皇帝寶座開始，一直到去世，他始終奔波在四處平定叛亂的征途上。

從秦末一直延續到西漢初年的連年征戰，嚴重破壞了社會經濟，青壯年勞動力的首要任務是被徵募去打仗，而戰爭則是效率最高的“人口收割機”。

漢高祖劉邦在位的中後期，整個社會物價飛漲、人口銳減、民不聊生、餓殍遍地，到處都是一片凋零破敝的景象，許多地方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情況。

就連貴為天子的劉邦，出門的車駕都湊不齊四匹相同顏色的馬，大臣們甚至連馬都用不起，只能用牛拉車。

到了呂后專政的時候，宗族和外戚兩大派系忙於權力鬥爭，反而給天下百姓創造了難得的休養生息局面，民生經濟得以漸漸恢復。

陳平、周勃為代表的功臣派推翻呂氏家族以後，一致同意擁立劉邦的四兒子、代王劉恆為皇帝。事實證明，大臣們的選擇十分正確，漢文帝在歷史上素有仁厚之名，從《史記·孝文字紀》的字裡行間，可以體會出司馬遷對這位皇帝的推崇。

漢文帝即位的第三個月，就召叢集臣商議修改法律的事。他認為，法律應該是引導人們向善的，不贊成現下對犯罪者親屬實行連坐的規定。

大臣們卻認為，百姓並沒有遵紀守法的自覺性，所以應該把法律制定得嚴苛一些，用連坐的辦法來震懾潛在的犯罪，這種做法由來已久了。

文帝進一步表明自己的態度：“引導百姓向善是各級官吏的職責，官吏如果不能加以引導，用來定罪的法律又不公正，反而會逼得百姓去為暴作亂，這樣的法律我看不出有什麼好的地方。”

一聽皇帝這麼說，大臣們便不再堅持保留連坐的法律了，於是“請奉詔書，除收孥相坐律令”。

第二年，文帝又廢除“誹謗妖言之罪”和詛咒皇帝之罪，給予百姓充分的言論自由，也使得民情民意能夠反映到統治者的層面。

文帝在司法改革中作出的最重要貢獻是廢除了肉刑，這就是流傳至今的故事“緹縈救父”。

一般意義上的肉刑有五種：墨（刺字）、劓（割掉鼻子）、宮（割掉生殖器）、刖（割掉膝蓋）、大辟（腰斬）。到了秦朝，又不斷新增各種將人處死的刑法，比如我們經常提到的“烹”，也是一種刑。

文帝十三年的五月，緹縈的父親、齊國的太倉令淳于公犯了法，被判處以肉刑（具體是哪一種刑沒有明確記載）。這個淳于公沒有兒子，只生了五個女兒。他被捕時氣急敗壞地罵自己的女兒：“生了這麼多女兒，到了關鍵時刻一點用也沒有！”

緹縈看著父親被押走，心裡難過極了，就想著能不能幫父親做點什麼。於是，她一路跟隨著押解父親的衙役，來到了長安城。

到了長安以後，緹縈給皇帝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父親為官的時候，百姓們都稱讚他廉潔公正，如今犯法應當受刑。我悲傷的是，被處死的人不能復活，身受刑罰的人就永遠肢體殘缺，想改過自新也沒有機會了。我願意被收入官府做奴婢，來抵我父親的肉刑。”

緹縈的孝心深深感動了文帝，於是他下令將肉刑廢除，而用鞭笞、勞役、充軍等方式替代，這在法治建設上是一項非常大的進步。

漢文帝還是一位非常節儉的皇帝。他在位期間，皇室的宮殿、園林以及使用的車駕、服飾，幾乎沒有增加過什麼。

他本人經常穿著粗絲做的衣服，他最寵愛的妃子慎夫人為了節省布料，也不穿貴族婦女流行的曳地長裙，所使用的帷帳都很樸素。

漢文帝曾想建一個露臺，找來工匠計算成本，一算要花費“百金”，他於是說：“百金相當於十個中產之家的家產，我僥倖奉先帝宮室，常常擔心辱沒了先帝，造這個露臺做什麼呢。”就打消了造露臺的念頭。

漢文帝在治國理政中也非常注重採用道德教化，把維持穩定的政治局面放在第一位。

南越國在劉邦時期向漢朝稱臣，到了文帝時，南越王趙佗自行稱帝想鬧獨立。文帝派出使者，帶著自己的親筆信，千里迢迢從長安趕到南越，將信交給趙佗。

在信中，漢文帝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對南越王作出的貢獻表示肯定和讚揚，同時也講清了如果發生戰爭、受苦難的是老百姓的道理，情真意切地勸說趙佗放棄獨立的想法。

趙佗看了信以後又感動又羞愧，馬上給文帝回信承認錯誤，表示將繼續向漢天子稱臣。

文帝的堂兄吳王劉濞，曾經以身體有病為由，不去長安朝見，文帝不但沒有責難，反而立刻賞賜給他坐幾和手杖。大臣中有人收受賄賂，文帝就用自己府庫中的金錢賞賜他們，使這些人感到羞愧而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如果我們僅僅認為文帝性格寬厚而沒有政治手腕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

他剛剛即位之時，就把自己從代國帶來的親信宋昌封為將軍，掌握住衛戍部隊的兵權。同時，對擁立自己就皇帝位的功臣們大加封賞，以此爭取人心。

文帝三年和六年，先後發生了濟北王劉興居、淮南王劉長謀反的事件。文帝平定叛亂以後，藉此機會把這兩個封國進行了拆分，成功削弱了諸侯王的力量。

待到皇帝的位子坐穩了以後，他又下令讓在京城任職的列侯們回到自己的封地去，防止他們在京城結黨營私，培植自己的勢力。

公元前157年，在位二十三年的漢文帝駕崩。在臨終前，這位體恤民生的皇帝考慮的依然是不要給百姓添麻煩。

他立下遺詔說：“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鹹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

一位兩千多年前的封建時代的帝王，能對生老病死有這樣客觀、理性的認識，即便是放在整個中國歷史中審視，也是不多見的。

他對自己的後事規定之精細令人歎為觀止：國喪的時間定為三天，期間不禁止百姓婚嫁、祭祀、飲酒、吃肉；修建陵墓全部採用瓦器，不許使用貴重金屬作裝飾，不許改變山川原有的形態；不用戰車和兵器進行陪葬，不發動百姓集中哭喪；宮中應當哭喪的人，在每天的早晨和晚上各哭十五聲，盡禮之後就停止；後宮夫人以下的姬妾全部遣散回家，允許再嫁……

漢文帝去世後，他的兒子劉啟即位，是為漢景帝。景帝繼承了他父親的大政方針，繼續實行休養生息、輕徭薄賦的政策。但是，一個在文帝時期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漸漸顯露了出來，那就是諸侯王的勢力越來越大，最終釀成了景帝時期最著名的事件——“七國之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