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嘉祐時期，真是中古世界的黃金時代？為何宋人睜眼說瞎話？

時代的虛言是一本書嗎

說起中國古代的盛世來，很多朋友會脫口而出：西漢文景之治，唐代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清代康乾盛世。北宋仁宗的“嘉祐之治”，或許鮮為人知。著名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最推崇宋朝，讚譽天水一朝為古代中國文化登峰造極之時代！近年來，學者們沿此邏輯，進一步細化，將宋仁宗時譽為“大宋巔峰”、“中古世界黃金時代”。然而，詭異的是，這樣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盛世巔峰時代，為何宋代以後卻湮沒無聞呢？

從總體上來看，宋仁宗時期，隨著宋真宗時宋、遼“澶淵之盟”的締結，宋、遼戰爭日漸平息，國家暫時處於相對和平穩定時期，因而，真宗、仁宗時期，經濟、文化也日漸繁榮。但如果據此推斷仁宗時期是所謂“天地一團和氣、百姓安居樂業”的“黃金時代”，可謂大誤。這一時期不僅不是什麼美好時代，而是危機重重。

歐陽修就直言不諱地指出：“夷狄外強，公私內困，盜賊並起，蝗旱相仍。”包拯也直言上奏：“諸路饑饉，萬姓流離，府庫空虛，財力匱乏，……夷狄盛強。”

雖然我們都知道，古代的諫官進諫時，措辭既要儘量切合事實，以免虛言恫嚇君主之嫌，但又往往多激切，甚至難免誇大，幾至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弊。否則，進諫就難以上達天聽。不過，歐陽修、包拯之言，恐非虛言恫嚇之語。從史書有關記載來看，當時北宋三大危機確已日漸激化。

一是邊境危機激化。遼雖與北宋締結“澶淵之盟”，但遼對北宋的侵擾，始終沒有停歇。党項族李元昊日漸桀驁，不臣之心日顯，衝突屢屢爆發。北宋喪師失地，被動應付。北宋“積弱”之勢日益惡化，宋仁宗難辭其咎。以至南宋史家呂中慨嘆說：“元昊所以敢於憑陵者，人皆以為寶元、康定（宋仁宗年號）積弱之故。”

二是財政危機激化。當時經濟雖繁榮富庶，但貪官汙吏搜刮成風，底層民眾生計貧困，朝廷財政困窘。仁宗沒有徹底消除北宋“積貧”之弊，較以往反有惡化趨勢。這也是後來宋神宗、王安石推行變法圖富強的主要動因。

三是社會危機激化。由於貪官汙吏橫行，民生艱困，走投無路的民眾不得不鋌而走險，發動暴亂。據不完全統計，北宋民變、兵變有史可載者共計203起，僅仁宗一朝就有57起，是北宋九朝之最。

穩定、繁榮的表象下，掩蓋的是嚴峻的邊境、經濟、社會危機。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宋仁宗，難道不知情嗎？他當然是有清醒的瞭解的。因此，他才會聽從歐陽修的進諫，拒絕阿諛奉承的地方官們進獻所謂“祥瑞”的做法：“詔諸祥瑞不許進獻。”儘管他很想在自己的尊號中加上“大仁至治”四字，並暗地授意宰相富弼領銜上奏。最初不知實情的知諫院範師道、知制誥劉敞等激烈反對，理由就是“今天下未可謂至治”。

但富弼這個“豬隊友”竟想出用宋仁宗這座大神來壓迫範師道、劉敞等屈服的餿主意。他故意做出很為難的表情對眾臣說：“是上意欲爾，不可止也。”沒想到劉敞不知實情還罷，知道實情後，不但沒有屈服，反而連上三道密奏，痛陳危機重重的現狀，誓死反對增“大仁至治”四字。宋仁宗也只好悻悻然地駁回富弼等人的奏議。直到宋仁宗死後，群臣為他擬定的諡號“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雖不乏溢美阿諛之辭，但也沒敢再提“至治”二字。

宋仁宗本人都不敢厚顏無恥地說自己治時是宋代“盛世”，為何宋仁宗死後，一直到南宋時，很多臣僚卻不斷對所謂“嘉祐之治”讚不絕口？許多臣僚，甚至有些是在宋仁宗生前曾激切批評過他的臣僚，為何也一改口風，將他與以往聖賢帝王相媲美？概括而言，主要是美化先帝、諷勵時主及政爭等現實需求所致。

古往今來，中國人講究“死者為大”。除少數罪大惡極者，如秦檜、汪精衛之流，即便死後，也無法逃脫後人和歷史的清算；大多數死者，還是得到了後人的諒解與尊重，甚至死者的一些缺點，也往往被有意無意地漠視、掩蓋。蘇轍在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敢直言不諱地批評仁宗“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好色於內”，但宋哲宗時，蘇轍卻讚譽宋仁宗生性寬厚、畏慎、恭儉仁恕、敦睦九族，以和萬邦……類似讚語，不勝列舉。

當然，北宋中後期至南宋時出現的對宋仁宗的讚頌現象，並非單純地出於對先帝的美化、讚譽，很多臣僚的讚譽，更主要的是著眼於現實政治的需要。例如，首先明確提出“嘉祐之治”的陳師錫，在元豐六年（1083年）任監察御史時，向宋神宗上奏，表面上讚譽宋仁宗“嘉祐之治”，實際上是試圖勸神宗效法仁宗，回心轉意，遵從祖制，放棄變法。

宋神宗死後，年僅10歲的宋哲宗即位，祖母高太后臨朝聽政。她重用司馬光為首的舊黨（保守派），將王安石為代表的新黨（改革派）舉措盡行廢黜。舊黨對此歡呼鼓舞，說“拯溺救焚，改弦易轍，天下凜凜慶曆、嘉祐之治”。

高太后去世後，宋哲宗親政，重新起用新黨，盡黜舊黨，史稱“元祐更化”。不甘失敗的舊黨紛紛上奏，呼籲宋哲宗效法仁宗，重造“嘉祐之治”盛世。蘇軾盼宋哲宗“追復仁宗聖政，慰答民心”；曾任宋哲宗侍讀、侍講的範祖禹也在元祐七年（1092年）奏上《上哲宗乞法仁宗五事》，他或認為言猶未盡，於是又在元祐八年編纂、進呈《仁皇訓典》。

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宋徽宗即位初，陳師錫就急忙奏上《上徽宗論任賢去邪在於果斷》，提醒徽宗“慶曆、嘉祐之治為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建議他效法仁宗，重造太平盛世。仁宗及其慶曆、嘉祐之治，就這樣被舊黨出於政爭的需要，而塑造為仁君盛世，抗衡新黨。

靖康之變，北宋覆滅。趙構南渡，重建宋朝。效法仁宗雖仍是舊黨們的招牌，但也被賦予了新的時代涵義。亡國之痛，迫使君臣以效法仁宗“嘉祐之治”為復國治政之要務。宋高宗曾聲稱，在他心目中，仁宗就是堯、舜、文、武一般的高峰，決意效法仁宗。趙鼎、秦檜也認為：效法仁宗，是“中興之基本”、“國家之福”。自此，南宋歷代君臣，多將仁宗嘉祐之治奉為施政治國的禮理想標杆，讚美仁宗成為時尚。

雖然早在北宋後期，時人就屢將“嘉祐之治”與“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相提並論，然而，仁宗時期危機重重，實在難稱治世。更重要的是，自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起，效法仁宗、重造“慶曆、嘉祐之治”，就成為舊黨抵制變法的招牌。宋哲宗親政初、宋徽宗即位初，舊黨們皆一次次揮舞此招牌，在政壇上興風作浪。北宋覆滅，南宋建國，效法仁宗、重造“慶曆、嘉祐之治”被賦予新的時代涵義，成為南宋君臣治國的理想標杆。究其實，不過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虛譽而已。因而，“嘉祐之治”不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響亮，不被後人稱引讚譽，自在情理之中。

（元）脫脫等：《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

陳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曹家齊：《“愛元祐”與“遵嘉祐”——對南宋政治指歸的一點考察》，《學術研究》2005年第11期。

曹家齊：《趙宋當朝盛世說之造就及其影響——宋朝“祖宗家法”與“嘉祐之治”新論》，《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4期。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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