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蘇東坡突圍（節選）

自幸庶幾免矣

一位不相識的臺灣女記者問我：“在中國文化史上您最喜歡哪一位文學家？”我回答：蘇東坡。她又問：“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歡哪幾篇？”我回答：在黃州寫赤壁的那幾篇。她幾乎沒有停頓就介面道：“您是說《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我心裡立即為蘇東坡高興，他的作品是中國文人的通用電碼，一點就著，哪怕是海峽阻隔，素昧平生。放下電話，我腦子中立即出現黃州赤壁。去年夏天剛去過，印象還很深刻。赭紅色的陡峭石坡直逼著浩蕩東去的大江，坡上有險道可以攀登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蕩槳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間就有了氣勢，有了偉大與渺小的比照，有了視覺空間的變異和倒錯，因此也就有了遊觀的價值。客觀景物只提供一種審美可能，而不同的遊人才使這種可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實現。蘇東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給黃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這種意味，使無生命的自然形式變成美。因此不妨說，蘇東坡不僅是黃州自然美的發現者，而且也是黃州自然美的確定者和構建者。但是，事情的複雜性在於，自然美也倒過來對人進行確定和構建。蘇東坡成全了黃州，黃州也成全了蘇東坡，這實在是一種相輔相成的有趣關係。蘇東坡寫於黃州的那些傑作，既宣告著黃州進入了一個新的美學等級，也宣告著蘇東坡進入了一個新的人生階段：兩方面一起提升，誰也離不開誰。蘇東坡走過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遠比黃州美麗；但是，這個僻遠的黃州卻給了他巨大的驚喜和震動，他甚至把黃州當做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驛站。這一切，決定於他來黃州的原因和心態。他從監獄裡走來，帶著一個極小的官職，實際上以一個流放罪犯的身份走來。他帶著官場和文壇潑給他的渾身髒水走來，滿心僥倖又滿心絕望地走來。他被人押著，遠離自己的家眷，沒有資格選擇黃州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朝著這個當時還很荒涼的小鎮走來。他很疲倦，他很狼狽。出汴梁，過河南，渡淮河，進湖北，抵黃州。蕭條的黃州沒有給他預備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廟中住下。他擦一把臉，喘一口氣，四周一片靜寂，連一個朋友也沒有，他閉上眼睛搖了搖頭。他不知道，此時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載史冊的文化突圍。黃州，註定要與這位傷痕累累的突圍者進行一場繼往開來的壯麗對話。人們有時也許會傻想，像蘇東坡這樣讓中國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應該是他所處的時代的無上驕傲，他周圍的人一定會小心地珍惜他，虔誠地仰望他，總不願意去找他的麻煩吧？事實恰恰相反，越是超時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於他所處的具體時代。中國世俗社會的機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願意播揚和哄傳一位文化名人的聲譽，利用他，榨取他，引誘他；另一方面從本質上卻把他視為異類，遲早會排拒他，糟踐他，毀壞他。起鬨式的傳揚，轉化為起鬨式的貶損，兩種起鬨都起源於自卑而狡黠的覬覦心態，兩種起鬨都與健康的文化氛圍南轅北轍。蘇東坡到黃州之前正陷於一個被文學史家稱為“烏臺詩案”的案件中，這個案件的具體內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國社會中的普遍遭遇。搞清了這個案件中種種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蘇東坡到黃州來究竟是突破了一個什麼樣的包圍圈。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說蘇東坡在很多詩中流露了對政府的不滿和不敬，方法是對他詩中的詞句和意象作上綱上線的推斷和詮釋，搞了半天連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將信將疑之間幾乎不得已地判了蘇東坡的罪。在專制制度下，統治者常常會擺出一種重視輿論的姿態，有時甚至還設立了專門在各級官員中找岔子、尋毛病的所謂諫官，充當朝廷的耳目和喉舌。這些具有輿論形象的諫官所說的話，中國人無法聲辯，也不存在調查機制和仲裁機制，因而所謂輿論云云常常成為一種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社會災難。那麼，批評蘇東坡的言論為什麼會不約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簡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蘇轍說的那句話：“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響亮，能把四周的筆墨比得十分寒傖，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點狼狽。在這場可恥的圍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當了急先鋒。例如舒亶，又如李定，又如王珪，又如李宜之，又如沈括……蘇東坡開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訴他，他的詩被檢舉揭發了，他先是一怔，後來瀟灑幽默地說：“今後我的詩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態的發展卻越來越不瀟灑，1079年7月20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門來逮捕蘇東坡，蘇東坡事先得知風聲，立即不知所措。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從氣勢洶洶的樣子看，估計會處死，他害怕了，躲在後屋裡不敢出來。朋友說躲著也不是辦法，人家已經在前面等著了，要躲也躲不過。正要出來，他又猶豫了：出來該穿什麼服裝呢？已經犯了罪，還能穿官服嗎？朋友說，什麼罪還不知道，還是穿官服吧。蘇東坡終於穿著官服出來了。朝廷派來的差官裝模作樣地半天不說話，故意要演一個壓得人氣都透不過來的場面出來。蘇東坡越來越慌張：“我大概把朝廷惹惱了，看來意得處死，請允許我回家與家人告別。”差官說“還不至於這樣”，便叫兩個差人用繩子捆紮了蘇東坡，像驅趕雞犬一樣上路了。家人趕來，號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邊流淚。長途押解，猶如一路示眾，可惜當時幾乎沒有什麼傳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認識這位就是蘇東坡。貧瘠而愚昧的國土上，繩子捆紮著一個世界級的偉大詩人，一步步行進。蘇東坡在示眾，整個民族在丟人。全部遭遇還不知道半點起因，蘇東坡只怕株連親朋好友，在途經太湖和長江時都想投水自殺，由於看守嚴密而未成。當然也很可能成，那麼，江湖淹沒的，將是一大截特別明麗的中華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這裡，一步之差就會全盤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這一步境地的則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歸功於中國的獨特國情。小人牽著大師，大師牽著歷史。小人順手把繩索重重一抖，於是大師和歷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國文化史，有很長時間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擠眉弄眼的小人。究竟是什麼罪？審起來看！怎麼審？打！一位官員關在同一監獄裡，與蘇東坡的牢房只有一牆之隔，他寫詩道：“遙憐北戶吳興守，詬辱通宵不忍聞。”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會在這裡顫慄。中國幾千年間有幾個像蘇東坡那樣可愛、高貴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愛、高貴、魅力之類既構不成社會的號召力，也構不成自我的衛護力，真正厲害的是邪惡、低賤、粗暴，它們幾乎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所向無敵。現在，蘇東坡被它們抓在手裡搓捏著，越是可愛、高貴、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勁。溫和柔雅如林間清風、深谷白雲的大文豪面對這徹底陌生的語言系統和行為系統，不可能作任何像樣的辯駁。他一定變得非常笨拙，無法調動起碼的言詞，無法完成簡單的邏輯。他在牢房裡的應對，絕對比不過一個變通的盜賊。因此審問者們憤怒了，也高興了，原來這麼個大名人竟是草包一具，你平日的滔滔文辭被狗吞掉了？看你這副熊樣還能寫詩作詞？純粹是騙人家的吧！接著就是輪番撲打，詩人用純銀般的嗓子哀號著，哀號到嘶啞。這本是一個只需要哀號的地方，你寫那麼美麗的詩就已荒唐透頂了，還不該打？打，打得你“淡妝濃抹”，打得你“乘風歸去”，打得你“密州出獵”！開始，蘇東坡還試圖拿點兒正常邏輯頂幾句嘴，審問者咬定他的詩裡有譏諷朝廷的意思，他說：“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麼人有此心，造出這種意思來。”一切誣陷者都喜歡把自己打扮成某種“險惡用心”的發現者，蘇東坡指出，他們不是發現者而是製造者。那也就是說，誣陷者所推斷出來的“險惡用心”，可以看作是他們自己的內心，因此應該由他們自己來承擔。我想，一切遭受誣陷的人都會或遲或早想到這個簡單的道理，如果這個道理能在中國普及，誣陷的事情一定會大大減少。但是，在牢房裡，蘇東坡的這一思路招來了更兇猛的侮辱和折磨，當誣陷者和辦案人完全合成一體、串成一氣時，只能這樣。終於，蘇東坡經受不住了，經受不住通宵達旦的連續逼供，他想閉閉眼，喘口氣，唯一的辦法就是承認。於是，他以前的詩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說自己不被朝廷重視；詩中有“小人”字樣，是諷刺當朝大人；他的寫弄潮兒的詩，據說竟是在影射皇帝興修水利！試想，把皇帝說成“吳兒”，把興修水利說成玩水，那還能活嗎？他一心想著死。他覺得連累了家人，對不起老妻，又特別想念弟弟。他請一位善良的獄卒帶了兩首詩給蘇轍，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埋骨的地點，他希望是杭州的西湖。不是別的，是詩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鐵窗裡是否抱怨甚至痛恨詩文。沒想到，就在這時，隱隱約約地，一種散落四處的文化良知開始匯聚起來了，他的詩文竟然在這危難時分產生了正面的迴應，他的讀者們慢慢抬起了頭，要說幾句對得起自己內心的話了。很多人不敢說，但畢竟還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了，但畢竟還有俠義的人。在眾人的努力周旋下，皇帝釋放了蘇東坡，貶謫黃州。黃州對蘇東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蘇東坡在黃州的生活狀態，已被他自己寫給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說：“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我初讀這段話時十分震動，因為誰都知道蘇東坡這個樂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復一日的應酬，連篇累牘的唱和，幾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內容，他一半是為朋友們活著。但是，一旦出事，朋友們不僅不來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們都知道蘇東坡是被冤屈的，現在事情大體已經過去，但仍然不願意寫一兩句哪怕是問候起居的安慰話。蘇東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絕倫、光照中國書法史的筆墨寫成的信，千辛萬苦地從黃州帶出去，卻換不回一丁點兒友誼的資訊。我相信這些人都不是壞人，但正因為不是壞人，就更讓我深長地嘆息。總而言之，原來的世界已在身邊轟然消失，於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跡於樵夫漁民間不被人認識。本來這很可能換來輕鬆，但他又覺得遠處仍有無數雙眼睛注視著自己，他暫時還感覺不到這個世界對自己的詩文仍有極溫暖的迴應，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這封無關宏旨的信，他也特別註明不要給別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來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覺，晚上一個人出去溜達，見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絕不喝多，怕醉後失言。他真的害怕了嗎？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煩，而絕不怕大義凜然地為道義、為百姓，甚至為朝廷、為皇帝捐軀。他經過“烏臺詩案”已經明白，一個人蒙受了誣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個道理來，你找不到慷慨陳詞的目標，你抓不住從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個義無反顧的英雄，不知怎麼一來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個堅貞不屈的烈士，鬧來鬧去卻成了一個深深懺悔的俘虜。無法洗刷，無處辯解，更不知如何來提出自己的抗議，發表自己的宣言。蘇東坡怕的是這個，沒有哪個高品位的文化人不怕。但他的內心實在仍有無畏的一面，或者說災難使他更加無畏了。他給李常的信中說：“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雖懷坎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這麼真誠的勇敢，這麼灑脫的情懷，出自天真了大半輩子的蘇東坡筆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讓他在何處做這篇人生道義的大文章呢？沒有地方，沒有機會，沒有觀看者，也沒有裁決者，只有一個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惡染成一色的大醬缸。於是，蘇東坡剛剛寫了上面這幾句，支頤一想，又立即加了一句：此信看後燒燬。這是一種真正的精神上的孤獨無告。對於一個文化人，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了。那闋著名的《卜算子》，用極美的意境道盡了這種精神遭遇：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撿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正是這種難言的孤獨，使他徹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鬧，去尋找無言的山水，去尋找遠逝的古人。在無法對話的地方尋找對話，於是對話也一定會變得異乎尋常。像蘇東坡這樣的靈魂竟然寂然無聲，那麼，遲早總會突然冒出一種宏大的奇蹟，讓這個世界大吃一驚。然而，現在他即便寫詩作文，也不會追求社會的轟動了。他在寂寞中反省過去，覺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華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樹木靠著癭瘤取悅於人，一塊石頭靠著暈紋取悅於人，其實能拿來取悅於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們的毛病所在，它們的正當用途絕不在這裡。我蘇東坡三十餘年來想博得別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項所在。現在終於明白了，到黃州的我是覺悟了的我，與以前的蘇東坡是兩個人。蘇東坡的這種自省，不是一種走向乖巧的心理調整，而是一種極其誠懇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個真正的自己。他在無情地剝除自己身上每一點異己的成分，哪怕這些成分曾為他帶來過官職、榮譽和名聲。他漸漸迴歸於清純和空靈。這一過程中，佛教幫了他大忙，使他習慣於淡泊和靜定。艱苦的物質生活，又使他不得不親自墾荒種地，體味著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這一切，使蘇東坡經歷了一次整體意義上的脫胎換骨，也使他的藝術才情獲得了一次蒸餾和昇華。他，真正地成熟了——與古往今來的許多大家一樣，成熟於滅寂之後的再生，成熟於窮鄉僻壤，成熟於幾乎沒有人在他身邊的時刻。幸好，他還不年老，他在黃州期間是四十四歲至四十八歲，對一個男人來說，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後還大有可為。中國歷史上，許多人覺悟在過於蒼老的暮年，剛要享用成熟所帶來的恩惠，腳步卻已踉蹌蹣跚。與他們相比，蘇東坡真是好命。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言觀色的從容，一種終於停止了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鬨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一種並不陡峭的高度。勃鬱的豪情發過了酵，尖利的山風收住了勁，湍急的細流匯成了湖，結果……引導驚世傑作的前奏已經鳴響，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黃州，《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馬上就要產生。

文｜餘秋雨

面朝大海，用黑色的眼睛尋找光明。讀睡詩社創辦於2015年11月16日，詩社以“為草根詩人發聲”為使命，以弘揚“詩歌精神”為宗旨，即詩的真善美追求、詩的藝術創新、詩的精神愉悅。現已出版詩友合著詩集《讀睡詩選之春暖花開》《讀睡詩選之草長鶯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