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得諸葛亮平生所學的姜維,為何沒能挽救蜀國滅亡命運

姜維兵敗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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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姜維在蜀漢朝廷的地位

在蜀漢的最後一幕，姜維作了一番絕望的奮鬥。

諸葛亮初得姜維之時，這位年輕的雋彥正值自己當年出山時的年齡。他在給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的信中寫到：“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

”

在我們所能見到的諸葛亮對人的評價中，他對姜維的綜合評價之高，超過其他任何人。

“忠勤時事”，“既有膽義”，“心存漢室”，是讚賞其政治信念；“而才兼於人”，“甚敏於軍事”，“深解兵意”，是欣賞其軍事才能；“思慮精密”則尤合諸葛亮的治事風格。

當諸葛亮寫下這些讚語時，他對北伐事業的前景猶抱有樂觀的期望，對姜維在這一前景中的作為也抱有很高的期許。

諸葛亮臨終前，李福問誰可任大事者，諸葛亮答以蔣琬和費禕之後，便不再說話。他沒有提到姜維。或許那時，諸葛亮無論是對北伐的前景還是對自己身後蜀政的演變，都不再那麼樂觀。

蔣琬、費禕之後，蜀漢政治會如何演變，姜維能否主持蜀政，已難逆料。這取決於政治大勢的變化，而無關乎信念和才能。

但姜維還是被當成主政接班人在培養。

姜維於建興六年（228年）歸蜀，建興九年（231年），在廢李嚴而上尚書的公文中，姜維的頭銜是“行護軍徵南將軍當陽亭侯”，諸葛亮病逝時，姜維的頭銜是中監軍徵西將軍。延熙六年（243年），蜀漢國策調整之後，姜維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蔣琬病故後，延熙十年（247年），姜維“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按照蔣琬的新方案，姜維數率偏軍出隴西，但費禕常控制其兵力。

延熙十六年（253年）春，費禕遇刺身亡。姜維始得以放開手腳，施展才能。

但姜維作為主政大臣的威信卻一直沒有建立起來。姜維於延熙十七年加督中外諸軍事；延熙十九年春，以上年在洮西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之功而遷大將軍，但旋即以該年出軍受挫而自貶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至景耀元年（258年）始復拜大將軍。

此時，黃皓已專擅蜀政，不數年而姜維以危不自安，出屯沓中。及至蜀亡，姜維並不曾開府，也未依諸葛亮、蔣琬、費禕慣例，以主政大臣兼領益州刺史。蜀亡前夕，黃皓諸人已在謀削姜維兵權。

延熙末年，南北之間的戰事忽又頻繁起來。時值曹魏三少帝時，中州政局變故頻仍，給姜維出兵提供了契機。魏嘉平元年（249年），曹魏發生高平陵事件。太傅司馬懿發動政變，誅大將軍曹爽及其同黨，均夷三族；中州震動。魏右將軍夏侯霸來降。那一年，為蜀延熙十二年，姜維率軍出攻西平，不克而還。

魏嘉平三年（251年），王凌在壽春謀起兵反司馬懿，謀洩自殺。楚王曹彪被賜死；曹魏宗室諸王被收送鄴城禁錮；該年七月，司馬懿病故，其子司馬師繼主魏政。嘉平四年（252年）冬十一月，司馬師為樹立威信，遣淮南諸軍徵吳，為諸葛恪破於東關。次年，為蜀延熙十六年，姜維呼應吳諸葛恪徵魏，率軍數萬出隴西，圍南安；糧盡而退。

魏嘉平六年（254年）二月，司馬師誅中書令李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太常夏侯玄。三月，廢皇后張氏；九月，廢齊王曹芳，另立高貴鄉公曹髦為帝。那一年，為蜀延熙十七年，姜維加督中外諸軍事，率軍復出隴西，迫降魏狄道長李簡，進圍隴西郡城襄武，破魏將徐質所部，拔河關、狄道、臨洮三縣之民而還。

魏正元二年（255年）正月，曹魏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在淮南起兵反司馬師。次月，毋丘儉兵敗被殺，文欽奔吳。同月，司馬師病卒。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那一年，為蜀延熙十八年，姜維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因有此功，次年，姜維就遷大將軍；亦因此功，姜維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胡濟失期不至，姜維為鄧艾破於段谷。

魏甘露二年（257年）五月，諸葛誕在淮南起兵反司馬氏。司馬昭挾魏帝南征。那一年，為蜀延熙二十年，姜維率軍數萬出駱谷，徑至沈嶺，與司馬望、鄧艾相持於關中。次年二月，諸葛誕兵敗後，姜維退還成都。

費禕卒後，姜維不再受到節制，所以，自延熙十六年至二十年，姜維年年出兵，每次均為大舉。當年，諸葛亮一直未曾等到的“天下有變”，如今，因曹魏政局的頻繁變故而出現了。因此，在時隔二十多年後，在上邽，在關中，在當年諸葛亮北伐的疆場，蜀漢的旌旗最後一次飄過。

只是，此時的蜀軍是否還清楚他們在為何而戰？他們是否還如諸葛亮北伐時那樣，根據旌旗上那個大書的“漢”字，來認識這場戰爭的意義？

姜維積極北伐，支援他的人似乎只有新近來降的曹魏宗室夏侯霸。

另外就是長期鎮撫南中的張嶷。張嶷任越嶲郡守達十五年，至延熙十七年還朝，拜蕩寇將軍。他在諸葛亮時代不曾獲得殺敵疆場的機會，所以，姜維出兵狄道時，張嶷抱病慷慨請纓，卻不幸在狄道城下陣亡。

諸葛亮時代遺留下來的宿將中，王平於延熙十一年卒，馬忠於延熙十二年卒，鄧芝“惟器異姜維”，亦於延熙十四年卒。

軍中宿將唯有張翼和廖化。《王平傳》注引《華陽國志》載：

“後張翼、廖化併為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張、廖二人在蜀漢末年並遷左右車騎大將軍，故稱併為大將軍。但張翼和廖化二人均反對姜維北伐。

《蜀書·張翼傳》載：

（延熙）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惟翼廷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眾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為蛇添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

《漢晉春秋》載：

景耀五年，姜維率眾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

二、內部強大的反對北伐的聲音

張翼和廖化均反對姜維北伐。軍中宿將對北伐的態度如此，則屬下將校和士卒對北伐的認識可想而知。

張翼反對北伐的理由是，“國小民勞，不宜黷武”，廖化反對北伐的理由是，“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二人反對北伐的理由，與譙周《仇國論》的論調如出一轍。

《仇國論》出臺的背景，《譙周傳》載：“

於時軍旅屢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祇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

”陳祇任尚書令是在延熙十四年呂乂卒後，可以推定此論之出是在延熙十四年之後；此間的“軍旅屢出”，正是姜維從延熙十六年開始的年年北伐。

所以，張翼、廖化反對北伐的理由與譙周《仇國論》的論調如出一轍，也就不足為奇。

《仇國論》的基本觀點，主導了蜀漢末年的輿論，為日後譙周一言而決投降之策奠定了基礎。

譙周在《仇國論》中將蜀漢稱之為因餘之國，意謂因襲兩漢之餘緒；將曹魏稱之為肇建之國，意謂新興的國家。文中虛構高賢卿這個人物，以代表主張北伐者，而自稱伏愚子，與之辯論。

高賢卿所陳述的是自諸葛亮以來對於北伐的主要論點。秦漢之際，項羽強而劉邦弱，劉邦以弱勝強，開創大漢基業。這是諸葛亮的《正議》篇裡、蜀漢的北伐詔中一再引證的歷史經驗。諸葛亮以此堅定對於北伐討賊、復興漢室事業的信念。

“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所以，劉邦在鴻溝為界中分天下之後，旋又率軍追擊，消滅了項羽。

這是諸葛亮主張及時北伐的一個重要考慮。“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這是蔣琬對於北伐的認識。乘曹魏變亂頻仍，蠶食其西陲，促其衰敝而滅之。蔣琬、費禕主政時，蜀漢只採取過有限的軍事行動；到姜維之時，把它付諸實施。

姜維屢出狄道、洮西，正是在執行蔣琬時定下的蠶食涼州的方略。延熙二十年那次大舉北伐，更是由駱谷而出關中。

姜維的北伐，已超越蔣琬、費禕對北伐的定性而直追諸葛亮的北伐主張。譙周讓高賢卿講出的這些理由，應該是當時仍主張北伐者的主要觀點。

伏愚子對高賢卿的觀點予以了駁斥。他論述的基點是對時勢的審度。漢高祖杖劍策馬而取天下的功業，只有在秦末四方鼎沸、群雄逐鹿的時勢下才有可能，如今，蜀漢與曹魏均已“傳國易世”，蜀漢已傳至第二代，曹魏已傳至第四代（三少帝均以魏明帝后嗣而立），時勢並非秦末鼎沸之時，而更似戰國諸侯並立的局面。

“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所以，不能指望像漢高祖劉邦那樣，以小搏大，以弱勝強。立國之道，在於“養民”、“恤眾”。若頻頻用兵，“極武黷徵”，非但不能如願，還恐將有變亂萌生，而導致土崩瓦解。

《仇國論》裡所言“養民”、“恤眾”，固然反映了蜀漢當時的社會期望，但對曹魏內部矛盾幾乎視而不見。更重要的是，它從理論上否定了從諸葛亮到蔣琬、費禕以來關於北伐的整套論述，更將姜維的北伐稱之為窮兵黷武。篇末還以“奇變縱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指責主張北伐者簡直違背常理。

因餘與肇建相仇，高賢與伏愚對論。在譙周筆下，經由這番辯論，孰高孰伏，孰賢孰愚，已然分明。而且，反諷意味非常強烈。然則，因餘與肇建，孰興孰衰，任憑尋味。

張翼稱“國小民勞，不宜黷武”，廖化稱“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觀點幾乎直接取自《仇國論》。

《仇國論》是譙周“與尚書令陳祇論其利害”後，退而書寫成文，可知陳祇對北伐的認識與譙周相同；以陳祇對後主的影響力，則後主對北伐的認識可想而知。

《譙周傳》中寫到，“後生好事者亦諮問所疑焉”。諮問的後生中，便有二十來歲的陳壽。《晉書·陳壽傳》載，陳壽“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陳壽師事譙周，觀念上亦必受到譙周影響。

日後，他著《蜀書》，在《蔣琬費禕姜維列傳》中評論道：

（蔣琬、費禕）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眾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

陳壽評論他們三人的觀點，本於譙周的《仇國論》。譙周認為治理小邦在於“養民”和“恤眾”；陳壽則批評蔣琬、費禕治理蜀漢“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譙周指姜維為“極武黷徵”，陳壽則指姜維為“玩眾黷旅”。

蜀漢從陳祇那樣的中樞大臣，到張翼、廖化那樣的軍中宿將，從譙周那樣的通學碩儒，到陳壽那樣的後生，對於北伐的認識，均持《仇國論》的基本觀點。

可知該論的主張，在延熙末年已成為蜀漢上下的一種普遍的認識。

北伐作為一種軍事行動，在出兵時機、戰守方略上容可商略；但對蜀漢來說，北伐還具有支撐蜀漢政權合法性的政治意義。北伐在於討賊，唯其為賊，天下才仍是漢室的天下，蜀漢作為漢室的繼承者，它的統治才具有合法性。

而譙周的《仇國論》，從理論上否定了自諸葛亮以來蜀漢對於北伐的整套論述。當北伐的意義被消解，蜀漢政權合法性的支柱便被抽空。

三、姜維北伐的迷失

除去譙周對北伐意義的消解，姜維北伐本身的意義也在迷失。諸葛亮北伐曹魏，乃是討漢室之賊；唯其討漢室之賊，北伐才具有支撐蜀漢政權合法性的意義。

姜維北伐，契機為中州政局的變故。從高平陵事件開始，司馬懿父子屢屢誅殺重臣、廢帝乃至弒君，由此引發的淮南三叛則為反司馬氏。這些變故均成為姜維北伐的契機。夏侯霸的來降，又似乎增加了北伐的一個動力。但中州發生這一系列變故，實為司馬氏父子欲效曹氏父子故智，步其後塵，正謀攘奪曹魏政權，手段之酷烈有過於當年曹氏父子。中州政治的主題已是司馬氏代魏；曹氏代漢，已成隔代往事。

姜維北伐，兩次大舉是為因應淮南起兵反司馬氏。

延熙十八年，姜維為因應毋丘儉、文欽在淮南起兵反司馬師，與夏侯霸等俱出狄道。當姜維與夏侯霸——當年漢賊的子孫——並肩作戰，蜀人該如何認識他們在為何而戰？

若說北伐的意義仍是討賊，那麼，誰為該討之賊？又為誰人之賊？北伐的旌旗究竟指向何人？

在蜀人看來，姜維和夏侯霸這兩個從曹魏來降的外來者，極力將巴蜀與中州政治牽連在一起。然則，司馬氏攘奪曹氏，與漢室何干！與蜀人何干！當蜀人在為何而戰的問題上漸漸迷失，譙周將姜維北伐指為窮兵黷武，即能成為普遍的共識。

蜀漢景耀元年（258年），姜維從關中回成都後，便不再出兵。魏甘露五年（蜀漢景耀三年，260年）五月，曹魏發生弒君之事，高貴鄉公曹髦攻司馬昭，被殺身亡。

此事震動天下，姜維沒有出兵。他已不再能如延熙十八年那樣，壓制張翼等人的意見，強行出兵。《仇國論》已成為蜀漢的主流輿論。

概言之，在內外兩重意義上，北伐的意義均被消解。當北伐的意義被消解，巴蜀與漢室的關係也就悄悄消解。

《仇國論》中“養民”、“恤眾”的觀點，原也符合儒家以德取天下的觀念。但譙周在《仇國論》背後的持論，則為從周舒、杜瓊到他一脈相承的否定蜀漢政權合法性的天命解讀。

早在劉備稱帝前，周舒就將那個時代廣為流傳的“代漢者當途高”這一讖語解讀為曹氏代漢，“鄉黨學者私傳其語”。杜瓊則對時為後進通儒的譙周解釋過何以作此解讀，並以漢代官制中的“屬曹”、“侍曹”諸稱語暗示著天下歸曹，佐證這個結論。

這個結論否定了蜀漢政權的天命前提，也就否定了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基礎，當然也就否定了北伐的正當性。

景耀五年（262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在壁柱上寫下：“眾

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

”師事譙周的陳壽解釋說：“

言曹者，眾也；魏者，大也。眾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

曹有眾之意，魏有大之意。譙周那幾句話意思是說，“眾而大”的曹魏，終將統一天下，“具而授”的劉氏父子聲稱復興漢室，如何可能？他在宮中的壁柱上公開寫下這段話。這位體貌素樸的老人，已不避諱宣揚他窺見的天命。

在繼《仇國論》成為蜀漢的主流輿論後，譙周對蜀漢國運的天命解讀，也在蜀境悄悄傳播。《襄陽記》載：

魏鹹熙元年六月，鎮西將軍衛瓘至於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於相國府。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予人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於炎興，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是歲，拜充梓橦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即尊位，炎興於是乎徵焉。

援引譙周言論的是向朗的兄子、向寵的弟弟向充，蜀亡前曾任射聲校尉、尚書。鹹熙元年（264年）為蜀亡的第二年，向充在洛陽，參與了司馬炎代魏的輿論造勢。

譙周被詔至洛陽，則是在晉泰始三年（267年）。可知向充聞譙周之言，不是在洛陽，而應該是在巴蜀，在蜀亡之前。顯見譙周對蜀漢國運的天命解讀，早就在蜀境內傳播。

他將蜀漢的最後一個年號“炎興”，解讀為司馬炎的興起。蜀漢國運的終結遂與中州政治的演變聯絡在了一起，成為對天意的最新解讀。

在蜀漢滅亡的前一年，姜維最後一次出征。他輕軍出侯和。再也沒有人跟他並肩作戰。他再一次失敗。他再也不敢回成都。

成都方面，黃皓等人正謀以閻宇取代姜維，剝奪姜維兵權。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立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怯，不復還成都。

閻宇為右大將軍，萬斯同的《漢將相大臣年表》系之於景耀五年。《蜀書·霍峻傳》注引《襄陽記》載：“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閻宇以右大將軍都督巴東，儼然已為姜維之副。二人權位，儼然已如當初李嚴之與諸葛亮。

諸葛瞻於景耀四年（261年）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樊建以侍中守尚書令。當年，董允為侍中，曾加輔國將軍，陳祇為侍中守尚書令，曾加鎮軍將軍；這年，後主遷董厥為輔國大將軍，宗預為鎮軍大將軍。

諸葛亮主政，惜於名器；蔣琬、費禕主政，也還算慎用名器；蜀漢末年，軍事上更形萎縮，卻驟遷如此多的大將軍，只能說是削弱大將軍姜維在軍中的地位景耀四、五年間，姜維在蜀漢決策層的地位其實已經大大地削弱。“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權柄，鹹共將護，無能匡矯。”

諸葛瞻、董厥、樊建等人對黃皓弄權“無能匡矯”，對黃皓謀廢姜維也只能隨波逐流。八十多年後，孫盛還從蜀中長老那裡聽說此事。

他在《異同記》中寫到：

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為益州刺史，奪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閻宇代維故事。

諸葛瞻和董厥，一人為諸葛亮之子，一人為諸葛亮在世時嘆為“良士”的丞相令史、主簿。二人也以姜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而欲以閻宇取代姜維，表明二人是不是“無能匡矯”黃皓弄權，已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們也“無能匡矯”譙周《仇國論》的論調，該論顛覆了諸葛亮的北伐主張。

就算蜀漢不是馬上面臨滅亡，姜維地位的旁落也是無可避免的事。

孤軍奮戰的姜維，在兵敗之後只得屯田沓中。此時，蜀人陳壽眼裡的姜維，已然感到“羈旅託國”。在這個名為大漢的國度，“心存漢室”的大將軍姜維，竟然感到“羈旅託國”！在大漢的天下，何為羈旅？何為託國？

當年，姜維初歸蜀漢，母親遺落在魏。魏人讓他母親手書姜維，招其來歸，姜維答以“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母子均以藥名為喻。母親喻以當歸，暗示他重歸故國；姜維答以遠志，那是他從諸葛亮那裡秉承的復興漢室的理想。他為這一理想奮鬥了大半生。

如今，他竟然感到“羈旅託國”。他的父親曾為本郡的功曹，在他很小的時候，父親便為大漢而戰死沙場。北望隴上，母親的墳塋墓木已拱了吧。桑梓在望，然而，何處是故國？他羈旅託國，又託於何國？

他心存漢室，漢室卻已恍如故國；他身在大漢，卻恍如羈旅託國。在這個國度，復興漢室的理想已然消隱，復興漢室的旗幟已然褪色。

當復興漢室的旗幟不再揚起，漢室就只能隱進歷史。

在巴蜀的這個政權滅亡之前，它與漢室的關係已經消解殆盡。

四、蜀漢滅亡姜維的過失

認為“姜維亡蜀”，主要針對姜維撤漢中諸圍守，從而導致漢中門戶大開。

誠然，漢中的守備力量單薄，以至於蜀漢的北方門戶輕易被撞開，這是蜀漢滅亡在軍事上的主要原因。陽安關的失守最具決定性意義。

漢中與蜀地的主要通道為西漢水河谷，陽安關扼險而守，控扼這條通道；武都、陰平與蜀地之間較為平易的通道為白水河谷。白水在劍閣外匯入西漢水。

陽安關失守後，蜀軍只得阻劍門而守，陰平孤懸於劍門之外，不得不棄。鄧艾據陰平，這才得以從德陽亭經左擔道趨綿竹，繞出劍閣之後。

但是，漢中守備力量單薄，卻不能歸咎姜維。誠然，抽調漢中諸圍守的兵力始自姜維。

姜維起初抽調這些軍隊是為了北伐，後來保留這些軍隊作為機動兵力則是為了伺機再出。為此，姜維從漢中諸圍守抽調出的軍隊作為“遊軍”，應該會部署在靠近前沿的地帶，而不會收縮在劍門關以內。

如果成都的諸執政認為姜維北伐勞民傷財，大可將蜀漢的國策調整回蔣琬、費禕時期的“保國治民，敬守社稷”。蔣、費二人主政時期，蜀漢雖然在戰略上向內收縮，不再如諸葛亮主政時那樣孜孜於北伐，但四境仍派宿將鎮御，如王平、劉敏守漢中，鄧芝守巴東，馬忠守南中，另外，張翼為建威督，守武都郡，廖化為廣武督，守陰平郡。

蜀漢的諸執政反對姜維的軍事冒險，大可改取守勢，將姜維從諸圍守抽調出的軍隊部署回諸圍守中。景耀末年，姜維本人都危怯不安，屯田邊地以避禍。姜維在鍾會伐蜀前，建議增戍陽安關口和陰平橋頭，都不被採納。可知此時蜀漢的兵力如何部署，早已不是姜維所能決定。

蜀軍主力收縮在劍門關內，這已不是戰略收縮，而是政治的衰敗而導致的國勢的向內塌縮。從後主、黃皓到當軸諸執政，恃蜀境山川之險，“謂敵終不自至”，“不知禍之將及”而“自以為安”。

不過，對於蜀漢之亡，姜維仍不能辭其責。他身為大將軍，卻屯田沓中，遠戍邊地，致使蜀漢的防禦戰略嚴重失衡。

曹魏在決策伐蜀的詔書中就說到，“蜀所恃賴，惟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為易”。可知司馬昭的伐蜀戰略即針對著姜維遠戍邊地而造成的戰略破綻。

他屯田沓中，固然有政治的原因，但他既已偵知鍾會治兵關中，縱然後主不增戍前沿要隘，他本人也應該迅速回軍。此為姜維的戰略失誤之一。

司馬昭遣鄧艾趨沓中以絆姜維，遣諸葛緒趨武都以截其歸路，鍾會率大軍穿越秦嶺諸穀道至漢中後，迅速越陽平關而趨劍閣。姜維這時倒是表現出了傑出的戰術才能，擺脫牽絆，迅速回軍，退守劍閣不久，鄧艾由陰平從景谷道入，破諸葛瞻於綿竹。此時姜維的反應仍讓人覺得奇怪。

姜維在獲知鄧艾破諸葛瞻於綿竹後，棄守劍閣，率軍南撤。但他並不是從涪城、綿竹、雒城這條線向成都靠近，而是在其東側沿著與這條線大致平行的路線南撤。

當時姜維率領的仍是一支相當可觀的軍隊，據鍾會在給魏廷的表文中描述，“

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眾，方軌而西”

。

這支軍隊守劍閣時，鍾會十萬大軍不克。

鄧艾破諸葛瞻於綿竹，綿竹阻在劍閣與成都之間，姜維與成都之間的聯絡遂被阻斷，所以姜維並不知曉後主的決策為何。姜維大軍南撤至郪——該地與劍閣之間跟成都與劍閣之間基本等距——才收到後主投降的敕令。

可知從綿竹初敗到後主投降這段時間裡，姜維仍有機會作出反應。此時，姜維為何不以部分軍隊守劍閣、以部分軍隊迫鄧艾之後？

在他打探到的幾種傳聞中，無論後主採取哪種方案，他都應該將鍾會大軍阻擋在劍門之外。巴蜀在失去漢中的外圍屏障之後，再棄劍門險要，任敵湧入巴蜀腹地，則無論哪種方案實施起來都要困難得多。棄守劍閣，為姜維的戰略失誤之二。

棄劍門之險，任曹魏大軍湧入平地，縱然後主願意堅守成都，蜀漢也是大勢已去。

成都的那班君臣們在討論這個政權的未來時，根本不是基於軍事形勢。在成都，“群臣會議，計無所出。

”有人提到奔東吳，有人提到奔南中，譙周力主投降。為促成後主下決心，譙周又上疏後主，除了重述在朝堂上分析的奔東吳與奔南中之不可行外，尤以邳肜之言暗示人心已不足恃，又以堯舜之事暗示“天命有授”。天命、人心皆去，後主惟有投降，還“可獲爵土”。

譙周說“天命有授”，其實他從來都不相信劉備、劉禪父子獲得過天命。蜀漢在經歷了這些年的恃險偏安之後，人心已去，倒是實情。朝堂之上，群臣們關心的問題只是，“恐不受降，如之何？”《譙周傳》載：“

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排程，及聞鄧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羅憲守永安，“

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走”。百姓皆迸山野，長吏皆棄城走，可知亡國的前夕，蜀漢的民心士氣均已瓦解。

五十年前，以劉璋之闇弱，雒城還堅守了一年多，及至劉璋投降，成都城中“吏民鹹欲死戰”。如今，成都的府庫裡，“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彩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鄧艾不過率萬餘人偷襲陰平，兵鋒根本未及成都，劉禪的降表已迎送到了雒城。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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