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安妮·埃爾諾：她背叛了傳統的文學創作，卻贏得了諾獎評委的心

“她的勇氣和敏銳揭示了個人記憶的根源、隔閡和集體約束。”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日前揭曉，82歲的法國女作家安妮·埃爾諾（Annie eraux）摘得桂冠。

安妮·埃爾諾這個名字對於中國讀者來說，並不十分熟悉，但在法國，她是最受關注的女作家之一。安妮·埃爾諾出生於法國濱海塞納省的利勒博納，在諾曼底的小城伊沃託度過童年。她起初在中學任教，後來在法國遠端教育中心工作，退休後繼續寫作。埃爾諾從1974年開始創作，迄今為止，她共出版二十餘種作品，被譯成十幾種語言。她的全部作品被授予“瑪格麗特·尤瑟納爾獎”（2017年）、西班牙“福門托爾文學獎”（2019年）、“伍爾特歐洲文學獎”（2021）。她用細膩、傷感的筆觸生動描繪了出身貧寒的父母如何為使自己及下一代擺脫社會最底層的卑賤地位所進行的充滿失落、絕望、希冀、夢想的奮鬥過程，準確、客觀地再現了法國當代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們在心理、生活習慣、興趣愛好等價值觀方面的巨大差別，同時也以極其痛苦和矛盾的心情，真切表達了對父母及故鄉愛恨交加。

人民文學出版社曾於2010年出版了埃爾諾的自傳體小說《悠悠歲月》的中譯本，這部傑作使她躋身法國當代第一流作家之列。而她的另外三本自傳體小說《一個男人的位置》《一個女人的故事》和《一個女孩的記憶》中譯本即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三本書的責編、上海人民出版社文化讀物編輯中心主任趙偉表示，早在法國留學期間，他便讀過埃爾諾的作品，出於對埃爾諾的喜愛，也出於出版人對於閱讀市場的預見，他促成了這三本書中譯本的出版，諾獎作品再次花落上海出版社，也體現了上海出版人的卓越眼光。

《一個男人的位置》（全新修訂版）

［法］安妮·埃爾諾 著

郭玉梅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個男人的位置》曾獲1984年法國勒諾多文學獎。在透過教師資格考試兩個月後父親去世了，安妮·埃爾諾以此為契機，講述了一個男人的一生。他出生於世紀之交，不得不早早離開學校，先是當農民，然後在工廠做工，後來成為諾曼底一家小雜貨店的店主，直到1967年去世。他自我剋制，勤奮工作，謹言慎行，努力維持著一個男人在社會中的位置，卻始終無法擺脫對滑落回下層社會的恐懼。

作者用冷酷的觀察揭示了困擾她父親一生的恥辱，以及因階層限制帶來的父女之間的疏遠和痛苦。這本父親的傳記也是一名知識分子女兒背叛的故事——背叛她的父母、她的成長環境，在親情和恥辱之間，在歸屬和疏離之間的分裂。

《一個女人的故事》（全新修訂版）

［法］安妮·埃爾諾 著

郭玉梅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個女人的故事》是安妮·埃爾諾對母親和女兒、青春和衰老、夢想和現實的感人敘述。在母親死於阿爾茨海默症後，作者開始了令人生畏的時光倒流之旅，她試圖捕捉真正的女人，那個獨立於女兒而存在的女人，那個出生在諾曼底小鎮、死在巴黎郊區醫院的老年病房裡的女人。

她探討了母親和女兒之間既脆弱又不可動搖的紐帶，將她們分開的疏遠的世界，以及我們必須失去我們所愛之人這一無法逃避的事實。在這部平靜而有力的致敬作品中，埃爾諾想要為她的母親爭取最大的公平：將她描繪成她自己。正如作者所說：“現在我寫我的母親，就像該輪到我重新讓母親出生。”

《一個女孩的記憶》

［法］安妮·埃爾諾 著

陳淑婷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一個女孩的記憶》這本書中，安妮·埃爾諾重溫了1958年夏天在諾曼底擔任夏令營輔導員的經歷，並講述了她與一個男人度過的初夜。當他移情別戀時，她意識到她已經把自己的意志交給了他，像是沒有了主人的被征服者。六十年後的今天，作者發現自己可以抹去中間的歲月，重新回憶這個她曾想完全忘記的年輕女孩。將那個夏天不可磨滅的記憶帶入現實，埃爾諾發現，她寫作生涯的重要和痛苦的起源是建立在恥辱、暴力和背叛的基礎之上。

正如安妮·埃爾諾所說：“生活並不能支配什麼。它不會自己書寫自己。它是沉默的、無形的。書寫生活，就是要儘可能地接近現實，而不是發明或改造，就是要把它鐫刻在形式裡，鐫刻在句子裡，鐫刻在詞語裡。”

>>

內文選讀：

追求“再現真實”與“內心流亡”的安妮·埃爾諾

——代譯後記

郭玉梅

安妮·埃爾諾是當代法國文壇上最有影響力的女作家之一。她以一個女性作家獨特的視角和簡潔細膩的筆觸展現了“二戰”後法國的平民生活，尤其是當代法國女性的內心世界。她獨創了居於文學、社會學和歷史學之間的社會自傳體裁，以平白中性的筆調書寫個人的經歷與社會的變遷。

自1974年第一部自傳體小說《空衣櫥》問世，安妮·埃爾諾至今已發表二十餘部作品。她的小說可分成兩大類：一類是以《一個男人的位置》和《一個女人的故事》為代表的自傳小說，另一類是以《單純的激情》和《一個女孩的記憶》為代表的“私人日記”式小說。這些小說的發表每每引起轟動，讀者蜂擁而至，先睹為快。自傳體小說《一個男人的位置》和《一個女人的故事》在法國分別創造了50萬和45萬冊的銷量，引起了法國文學批評界的關注。其中，《一個男人的位置》榮獲1984年勒諾多文學獎，並由此進入了大學的課堂，成為學者們研究的課題。

她的作品題材樸素，視角獨特，筆調平實，體現了一種追求寫實主義與心理描寫相融合的風格，這在歷經現代主義眾多流派洗禮的20世紀法國文學中，既代表了某種迴歸傳統，又體現了現代主義的某種昇華。對此，雖然批評界尚有爭議，褒貶不一，但這種獨特風格至少已使她在法國當代女性文學中佔據了重要地位。她曾多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一、堅持寫實主義風格：追求“再現真實”

安妮·埃爾諾1940年出生於法國諾曼底省。她青年時代就讀於魯昂大學文學院和波爾多大學，獲得現代文學教師資格。她幼年家境拮据。她的父親阿爾封斯·杜塞斯原是一家農場的僱工，後又在工廠當工人，婚後與她的母親布朗什·杜梅尼在一處貧窮的街區開了一家小咖啡館兼雜貨店，過著平民的生活。小說《一個男人的位置》《一個女人的故事》所表現的就是這個時期平民階層的生存圖景。

《一個男人的位置》和《一個女人的故事》均屬自傳體小說。它們使用第一人稱敘述，“我”既是敘述者又是女主人公，作品的“女性特徵”可謂直截了當。

這兩部小說分別講述了出身貧寒的“我”與父親、母親之間既親近又隔膜的複雜情感。她在《一個男人的位置》中是這樣說的：

“我要以我的父親為主題，書寫他的生活，書寫我在青春期時與他之間的距離。雖然這種距離是一種階級距離，但它又是極其特殊的，不可言說的，就像愛的分離。”

小說以真實平實的筆觸，記錄了“我”在父母的期望與呵護下，在漸漸朝資產階級階層方向發展的過程中，內心世界和外在環境之間出現的不平衡。透過敘述“我”與父母親逐漸產生隔膜的過程，寫實性地再現了法國“二戰”後時期下層百姓的生存狀況和心理狀態。

安妮·埃爾諾寫道：

“我這裡寫的既不是傳記，當然也不是小說，可能是介於文學、社會學和歷史學之間的某種東西。我的母親出生在下層社會，她一直想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我按照母親的願望進入了這個掌握語言與思想的世界，我必須將她的故事寫出來，為的是讓我在這個世界裡不覺得太孤獨和虛假。”（

《一個女人的故事》

）

“我明白寫小說是不可能的事，我只是要敘述一個為生存而奮鬥一生的人，我沒有權利將我寫的作品稱為藝術，更不能追求作品如如何令人激動。我只是要把他說過的話、他做過的事、他的愛好以及他生命中所經歷過的事客觀地記錄下來。”（

《一個男人的位置》

）

從作者的上述話語中，我們不難發現作者在其作品中所追求的就是要用一種平實的語言記下社會歷史真實的一幕。

這種寫實風格一直是安妮·埃爾諾小說創作的指南。由於使用第一人稱敘述，敘述者和女主人公合而為一，她在用她的視角解讀、體驗和描述世界，她的作品讀起來似乎永遠都是和她血肉相連的真實故事。其實我們不必去嚴格考證每個細節的真實性，我們更在意的是她在作品中表現出來的那種追求寫實的風格。她拒絕某些同時代文學作品中所描繪的法國人的生活圖景，在她看來，那些故事對多數法國人來說是不真實的，更像是人們刻意杜撰出來的：

“當我讀普魯斯特或莫里亞克的作品時，我不認為他們寫的是我父親童年的那個時代，父親的生活背景屬於中世紀。” （

《一個男人的位置》

）

那麼作者在其作品裡給我們展示的真實情景又是怎樣的呢？ 她首先表現的是當時人們貧窮的社會生活狀態：

“他們住在一間很矮的茅屋裡，屋頂是用草蓋成的，地面是泥土的。在掃地前，必須灑上水……人們總是提前幾個月就會想到親朋的婚禮或是領聖餐活動，他們帶著空了三天的肚子參加，以便更好地享受機會。村裡有一個患猩紅熱的小孩病情剛有所好轉，由於大人拼命地給小孩往嘴裡餵雞肉，孩子在嘔吐時嗆死了。” （

《一個男人的位置》

）

由於貧窮，人就會信神：

“為了治好病，她常去參拜聖裡基耶和聖紀堯姆，用一塊布去擦拭聖像然後再裹在患處。漸漸地，她癱瘓了。他們租用了一輛馬車，拉著她去參拜聖人。” （

《一個男人的位置》

）

由於貧窮，生存就會成為最大的命題：

“孩子們的肚子裡總是有蛔蟲。為了驅蟲，人們就在他們的襯衣裡面靠近肚臍的地方縫上一個裝滿大蒜的小袋子。冬天，在孩子們的耳朵裡塞上棉花。” （

《一個男人的位置》

）

由於貧窮，人就會產生強烈的自卑感：

“父親害怕失去位置，害怕感到羞恥……一天，他在公證處辦事，按要求他要在檔案上第一個寫下“已閱並同意”的字樣，可他不會拼寫，結果寫下了“已閱並證明”。這種事情讓他感到很尷尬，在回家的路上，這一錯誤讓他翻來覆去地難受了一路。恥辱的陰影。” （

《一個男人的位置》

）

基於這樣的生存條件，人們無非有兩條出路：要麼破罐破摔，自甘貧窮，要麼透過不懈奮鬥去改善自己的生存環境。“我”的父母選擇了後者。他們先是改變了自己的僱農身份，進工廠做工，接著又從工人轉成了小商人，小心謹慎地經營著自家的小店。接著，他們把自己最大的理想寄託在他們唯一的女兒“我”身上，他們節衣縮食也要把女兒送到當地最好的，只有有錢人才進得起的私立學校。

“不知什麼時候，他們把這個‘希望我生活得比他們好’的理想取代了他們自己的理想。” （

《一個男人的位置》

）

艱難的生存條件促使父母下定決心，要把女兒朝著資產階級方向培養，這成了他們年年月月懸在心中揮之不去的夢想。女兒得到獎學金，去國外留學，被周圍所有的人羨慕，這一切使他們對資產階級的生活有一種莫名的欣賞和仰視，而同時為自己平民身份更加感到自卑。

對生活的這種體驗之細膩和審視之深刻顯然來源於安妮·埃爾諾自己的身世和經歷。顯然，作家熟悉平民生活的各個層面，瞭解下層平民共有的社會心理特徵，並且懂得如何從人們的生存環境出發去解讀個人心理活動，並揭示其社會動因。她首先注重的是社會的人，她竭力表現的是個人心理活動與社會生活之間的內在邏輯。我們看到，由於作者既有感性的生活又有理性的分析，所以她的作品更具有真實性、典型性，這或許是許多作家所不具備的。再加上作者的女性視角，更使這些作品帶上了特定的性別色彩，讀起來別有一番風味。

長期以來，女性寫作常常受到由男性主導的批評界的歧視，被貶為“自我中心主義”。誠然，我們不得不承認，安妮·埃爾諾的女性自傳體小說創作書寫的大多是個體的感受，講述的是女性人物自己的故事，但同時，她的敘述也涵蓋了一般社會意義上的個人和群體。在她的作品裡，個人和社會的維度巧妙地交織在一起，運用個人的故事去理解和展示其賴以生存的社會，這種手法拓展了傳統女性文學狹隘的視野。特別是作者把握了女性私人故事與社會歷史張力之間的關係，從而使作品具有了更加豐富的審美內涵，體現了一種具有現實主義深度的女性文學的美學價值。換言之，她的作品不再僅僅是個別女人生活的實錄，而是成為時代和社會的一面鏡子。

由此可見，她的這種寫實風格體現了法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但在迴歸傳統的同時，我們還會發現，她在心理描寫方面也吸收了某些現代主義的元素。

二、女性視角下的心理描寫：解析“內心的流亡”

安妮·埃爾諾作品的主題大多建立在女主人公的私人生活之上，涉及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和她自己的愛情，屬於“私人敘事”一類，其中表現最多的莫過於展現女主人公的情緒、體驗和心路歷程。因此，安妮·埃爾諾的這種女性視角下的心理描寫就成了其作品的一大特色。

安妮·埃爾諾筆下的女主人公出身卑微，但天資聰穎。她沒有辜負父母的希望，在私立學校裡學習優秀。但她的思想也由簡單開始變得複雜。換句話說，“我”越來越發現自己家庭的社會地位的卑微。在與同學交往的過程中，如果有同學要來她家裡玩，她總是要事先對同學宣告：“你知道嗎，我們家很簡陋。”即便是“我”結婚後，在出身於高階知識分子家庭的丈夫家裡，這種潛藏在她內心深處的自卑感依然揮之不去。

“在他（丈夫）的家庭裡，比如說，如果打碎了一隻杯子，有人立刻就會喊道：‘不要去碰它，因為它已經碎了’。”（

《一個男人的位置》

）

對於已經進入了另一個階層的“我”來說，與父母的那份感情是複雜的。一方面，他們是生她養她的父母，是希望她“生活得比自己更好”的親人；而另一方面則是這親人之間不再有的心心相印的理解，在心靈上的無法溝通，因此，“我”無可避免地陷入了常人所難以理解的痛苦之中，那是一種深隱於內心的痛苦，是一種心靈的煎熬，“我”把這叫作“內心的流亡”。

女主人公內心的矛盾來源於她同時生活於兩個階層。她在平民階層里長大，有著刻骨銘心的感受，同時她又跳出了出身階層的桎梏，邁入了一個更高的階層，然後以一個全新的視角俯瞰她所曾經生活過的世界。而作者要解析清楚這“內心的流亡”，則完全有賴於細膩的心理描寫。

我們不難發現，在女主人公講述的故事中，寫實的敘述與心理描寫已經相輔相成，融為一體。這裡，我們試從小說敘述形式的角度來分析安妮·埃爾諾作品中的心理描寫的主要特點。

首先，如前所述，其作品在敘述形式上全面採用了第一人稱“我”的自傳體敘述方式，敘述者和女主人公合而為一，直接用女性的眼睛和心靈看世界。 這樣一來，作者就徹底避開了男性話語的籠罩，便於直接抒發女主人公自己的真情與體驗，直接將她自己的情緒和心路歷程展示出來。顯然，從創作的角度看， 以“我”作為切入點，更有利於表現人物內心深處的複雜多變的情感、心緒和內心世界， 也更具有表露個人“私秘性”的便利之處。這雖然不是女性文學的一項專利，但卻可算作以文學方式展現女性自我的一種有效的武器。

其次，其作品普遍採用了夾敘夾議的敘述形式。例如：《一個男人的位置》和《一個女人的故事》在追憶父親母親一生的多個瞬間時，敘述者常常把敘述往事的程序暫停下來，把讀者從往事所處的“過去”拉回到她“寫作時的現在”，詳細講述她在寫作每個片段時的感受，發表一番議論。作者透過這種夾敘夾議的敘事方法，把過去的場景與“現在”的情感交織成一個特殊的時間圖景，使追憶者（女主人公）透過“現在”這個維度去透視“過去”，使“過去”變得更加清晰，使意義與情感更加厚重。這樣，作者很巧妙地表現了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動。例如在這兩部小說中，這種手法使女主人公“我”透過反思過去，獲得了懺悔和自我療傷的機會，使“我”流亡的心靈得到了一絲寧靜。這種夾敘夾議的手法使讀者強烈地感到敘述者兼女主人公就是作者本人，感到故事是真人真事，從而更增加了真實感和感染力。其實，我們儘可相信作品中的“我”既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本人又不一定完全是她本人，因為我們這裡要做的並不是發生學考證，而是對文字風格的美學批評與欣賞。

最後需要指出，兩部小說的主題本身就使得心理描寫成為題中之意。這些小說都是圍繞女主人公的 “私人敘事”，其主題和話語反叛了傳統作品喜好的宏大敘事， 傾注於邊緣個體的感性體驗，建立了一種當代文學的“私小說”模式。所以我們看到，在安妮·埃爾諾的筆下，女主人公每每面對著矛盾而無奈的世界，只能逃逸到自己的心理世界之中，選擇內心的流亡。

三、簡潔與樸實無華的語言

安妮·埃爾諾的作品大都短小精悍。縱觀兩部小說，它們都是以日常生活為基本題材。在她的作品中，我們看不到波瀾起伏的複雜故事情節，看不到驚心動魄的宏大場面描寫，我們看到的大多是對日常瑣事的回憶。但作者卻運用清新簡約的語言娓娓道來，把一個個平淡而又充滿生活氣息和生命活力的細節展示在讀者面前，將生活的平常與真實貼切地表達出來。

安妮·埃爾諾的小說大多采用平淡的敘事語氣。她儘量將自己的情感壓抑在如同潺潺流水般的述說之下，讓人物的內心世界充分地展露，讓生活的本色呈現出來。例如：

“父親在咖啡館裡、在家裡時很喜歡聊天，可在那些法語講得很標準的人面前，他就會一聲不響，保持緘默，或是話說到一半停下來，伴著手勢說：“是不是？”或者簡單地說“不是”，然後用手勢示意對方接著替他說下去。父親說話時總是小心翼翼的，唯恐說錯一句話，會像當眾放屁一樣出醜。”（

《一個男人的位置》

）

在語言的運用上，安妮·埃爾諾用詞之清淡是獨樹一幟的。她的作品語言自然，簡潔流暢，樸實無華，不飾雕琢，然而實際上卻是獨具匠心。她從不使用冗長複雜的句子，多采用單部句、省文句，以及結構鬆散的日常口語句式，通俗易懂。她很少使用具有誇張色彩的形容詞或修飾語，她認為只有白描的寫作手法才是最精確的。她說：

“女性小說中近乎瘋狂地使用那麼多的形容詞，如：傲慢的神態、陰鬱的聲音、傲慢的語調、嘲諷的口吻、尖刻的語氣等，我想不出現實生活中我周圍的人有哪一個可以被用上這樣的詞彙來修飾。我覺得我一直是在使用著這種當時很物質化的語言來寫作，而不是用當時我沒有、也不可能有的詞彙來寫作。我永遠也不會體會到運用比喻方法的神奇以及運用文體修辭的喜悅。”（

《恥辱》

）

“我儘量地貼近我所聽到的單詞和句子，……而我之所以這樣寫，僅僅是因為這些詞和句子說出了我父親所生活過的、我也經歷過的那個世界的限度和色彩。那是一個語言是現實的表達的世界。”（

《一個男人的位置》

）

當然，平淡不等於乏味。這需要作者極高的寫作功力。這種寫作風格，加強了作品厚重的現實感與真實感，透出了作者追求真實敘事的努力。

簡潔清淡的語言已成為安妮·埃爾諾表達思想感情的最重要的方式，也構成了她的小說的美學特色。

文學批評界的有些人，認為她過於沉湎於普通人的生活。可安妮·埃爾諾則認為，為生活在平凡中的人們詮釋真實才是藝術的最高命題。多年來，作者一直堅守著平民的立場和視角，抵制著以權力形態和知識分子精英文化形態為主流的文化世界和空間。她說，“我背叛了傳統的文學創作，即我在大學所學習過的那些創作規則”。她就是要透過書寫那些類似超市、公交車、墮胎等這些被文學嗤之以鼻的“微不足道”的物和“凡人瑣事”來顛覆文學和社會固有的等級。

談到小說的形式，她認為，是有事要說才導致說話的形式。她從新小說那裡得到的啟發就是“寫作是探索一種形式，而不是複製。”在“寫什麼”和“怎麼寫”的問題上，她沒有猶疑和惶惑，她稱自己並沒有對終極價值的追求，有的只是對生命的體驗和感覺的真實抒發。只有把握自己的心靈自由這一基準，其作品才會有久遠的存在價值。這也許是對其創作風格的最好詮釋。

——本文摘選自《一個女人的故事（全新修訂版）》

作者：安妮·埃爾諾

編輯：蔣楚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