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開講：儒家篇

61．以儒家為中心

要討論先秦諸子百家，儒家是繞不開的話題，所以不妨以儒家為中心展開討論。儒家能成為討論的中心，不外以下四個原因：一、孔子整理的六經是諸子百家思想的源頭；二、以孔子為代表的教育家創辦的私學為民間儲備了大量人才；三、孔子為諸子自謀出路提供了示範；四、百家爭鳴的諸多論爭多是在儒家和其他學派之間展開。

據《禮記·王制》記載：“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所以，詩書禮樂是周代教育士子的主要科目，再加上孔子新增《易經》和《春秋經》，就構成了“六經”體系。

《莊子》曾多次談及孔子與六經，《天運篇》說，孔子治六經；《天下篇》說，大道記載在六經的道理，“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又說“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這是在肯定了孔子和儒家在整理六經的功勞之上，又進一步指出六經是諸子百家思想的源頭。

其次，孔子創辦私學，並且公開易學和史學，將絕學引向民間；其他教育家紛紛效仿，為民間儲備了大量人才；特別是墨子講學，使得大量手工業者和下層士人也變成了百家爭鳴的主角。

另外，在孔子以前，士人都比較內向，比如孟子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文，提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文中提及的六個人才，全都是“被發現”的，沒有一個是自己跑到天子或諸侯面前推薦自己的。

但從孔子開始，士人就主動包裝自己、推銷自己。據《論語》記載，子貢問孔子：“這裡有一件美玉，是好好收藏呢，還是待價而沽呢？”孔子直言不諱地說：“我就等一個好價錢呢。”

孔子的態度為其他士人提供了一個榜樣，從此以後，他們不再扭扭捏捏，而是大膽地走向前臺，走到諸侯面前，推銷自己。而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毛遂自薦”。

最後，百家爭鳴的諸多論爭，有很多是在儒家和其他學派之間產生的。比如儒家與道家的論爭，儒家與墨家的論爭，儒家與法家的論爭。其中有些論爭是儒家被動接招，比如墨家成立之初墨家對儒家的批判；也有些是儒家主動出招，比如孟子對楊朱、墨子的反駁。可以這麼說，儒家是百家爭鳴的主戰場，加入了儒家的爭鳴是濃墨重彩的，剝離了儒家的爭鳴是黯淡無光的。

基於以上原因，足以說明儒家是爭鳴的中心。所以接下來，要談一談圍繞儒家而產生的諸多爭鳴。

62．儒道之爭

道家和儒家，在創立之初，關係是相對融洽的：孔子曾經向老子問道，老子的弟子文子又向孔子的弟子子夏問學。儒道兩家原本是互相學習的，但隨著學派的發展，門戶之見隨之而起，論爭也愈演愈烈。

孔子向老子問道，本來是歷史事件，無須否認，也無可否認。韓愈說“聖人無常師”，其中體現的是孔子虛心好學的精神，但後世一些儒家學者，只認孔子為至聖，哪裡願意接受孔子還有一個高明的老師，而這個老師還是道家學派的創始人呢？所以百般否認。然而，《禮記》等儒家典籍也明明白白記載著孔子向老子問禮的史實，孔子還不無自豪地宣稱：“吾聞諸老聃……”

有人認為，老子固然先於孔子，但《老子（道德經）》卻晚於《論語》《孟子》，理由是《老子》一書批評仁義，而仁義是孔孟提倡的。其實，仁、義這兩個字，古已有之，孔孟也只是藉以闡發，他們是使用者，並非發明人。

比如說，《老子》裡有一段話“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被認為是反對儒家的。其實，聖、智、仁、義固然是儒家標榜的概念，但巧、利難道也是儒家推崇的嗎？孔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孟子說“何必言利”，可以說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巧、利。所以這個例子，並不是道家反對儒家的例子，恰恰是道家和儒家常常相通的例子。

儒家最早站出來批評道家的是孟子，而他批評的道家人物是楊朱。據《孟子·滕文公下》記載：“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由此可知，在孟子時代，楊朱、墨子的言論非常流行。為了維護儒家的地位，孟子對楊朱、墨子提出了激烈的批評，他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孟子為什麼如此痛恨楊朱呢？據《孟子·盡心上》記載：“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也就是說，在孟子看來，楊朱是一個一毛不拔的自私鬼。但是，《列子·楊朱》出示了這段話的完整版本：“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也就是說，楊朱不同意犧牲個體利益來成就群體利益，也不同意犧牲群體利益來成就個體利益。心平氣和地審視楊朱完整的表述，其實沒什麼問題。

總體而言，道家和儒家雖然在旨趣上有許多差異，但在學術思想上還是融合大於分歧。比如莊子師承儒家，但歸宗道家；文子師承老子，又問學子夏……而他們的著作中，有很多觀點，也出入儒道之間，可以說是最好的證明。

63．儒墨之爭

墨家是儒家最早的反對派，但墨子本人師承儒家。根據《淮南子·要略》的說法，墨子本為儒門弟子，但他最終舍掉了儒學，創立了墨家學派，成為儒家的反對派。

墨子和墨家的很多觀點，聽起來都是故意和孔子和儒家唱反調。比如，墨子專門寫了一篇《非儒》，通篇批評儒家，其中講到：孔子在陳絕糧的時候，有食物就直接吃，也管食物從哪裡來；後來回到魯國受到禮遇，席位不端正就不入座，肉沒切方正就不吃，就連子路都看不下去。墨子說，這就是孔子虛偽的地方。

再比如，孔子非常在意自己大夫的身份，墨子則以平民自居，和手工業者和下層士人打成一片。

又比如，孔子認為“未知生，焉知死”，墨子則主張“明鬼”。

儒家主張泛愛，認為愛有差等；墨家主張兼愛，主張無差別的愛。

儒家主張親親，優先任用親屬；墨家主張尚賢，優先任用賢能之士。

儒家尊崇天命，墨家主張非命。

儒家尊崇禮樂，墨家主張非樂。

此外，在《墨子》一書中，還記錄了很多墨子與儒家學者論辯的例項。比如《墨子·耕柱》裡有這樣一個故事：

子夏門人問墨子：“君子會爭鬥嗎？”墨子說：“君子不會爭鬥。”子夏門人又說：“豬狗尚且爭鬥，怎麼君子反而不爭鬥呢？”墨子說：“可憐啊，你們語言上對標商太祖和周文王，行動上卻和豬狗比較，可憐啊！”

墨子非常善辯，經常將論敵駁得體無完膚。他的傳人也學習了他善辯的本領，並且將論辯的原則和方法整理成文，收錄在《墨子》一書中。墨家的辯論學，也稱為“墨辯”，是中國邏輯學史上很重要的一環。

墨子之後，儒家出了一位孟子，開始激烈地批評墨子。孟子認為，大禹曾經治理洪水，周公曾經驅逐猛獸，孔子述作《春秋》從而讓亂臣賊子恐懼，這些都是古聖先賢的功績，而他繼成了三位聖人的事業，所以要批評楊朱和墨子。

孟子以鬥士的姿態，將楊朱、墨子視為“洪水猛獸”，批評他們是“無君無父”的“禽獸”。儒家認為愛有差等、親疏有別，愛父親必然勝過愛路人；墨子為了反對儒家，主張無差別的愛。孟子就說，愛無差別，就是否認父親勝過路人，所以墨子是父無的禽獸。

墨子批評孔子，孟子批評墨子，雖然都非常激烈，但他們在分歧之外，其實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這個問題將在後續的篇章中進一步論述。

64．儒法之爭

根據歷史記載，法家人物多出自儒家：戰國初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悝、吳起都是子夏的學生，戰國後期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李斯又都是荀子的學生。

儒家的鬥士孟子將商鞅視為“聚斂之臣”，批判道：“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荀子對各家思想都有批判，他批駁過歷史上的慎到、田駢、鄧析等法家人物，也曾和弟子李斯辯論仁義和權謀問題，李斯認為秦國富強“非以仁義為之，以便從事而已”，荀子批評他捨本逐末。

荀子的另一個學生、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子則完全掙脫了儒家的束縛，他對儒家有諸多批判。韓非子寫過一篇《五蠹》，將標榜仁義的儒家、攪動時局的縱橫家、聚眾比斗的墨家俠士、依附權貴的門客，以及工商業者，視為社會的五種蛀蟲。五蠹之中，又特別批評儒家和墨家，認為“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秦國自商鞅變法開始，都以法家思想治國強軍，最後一統天下。秦朝二世而亡，漢朝建立後雖然吸取了秦法過嚴的教訓，但也沒有放棄法家，而是在法律和制度上多有繼承，這也就是所謂的“漢承秦制”。

漢初休養生息，所用的黃老思想，是道家與法家的結合體；漢武帝以後，改為儒家和法家的結合。據《資治通鑑》記載，漢宣帝曾教育太子，漢朝的制度就是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雜糅著使用，也稱為“王霸雜用”，相關原文如下：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所以，儒家和法家在更多時候，並非勢同水火的敵人，而是形影不離的夥伴。

當然，在某個特殊時期，儒法鬥爭被泛化了。儒家被印上了守舊的、反動的記號，法家被賦予了創新的、先進的形象。一方面，孔子、孟子和儒家受到了深刻批判，北大哲學系的《論語批註》、馮友蘭的《論孔丘》等書籍都站在反對派的立場批判孔孟之道；另一方面，法家受到了空前的優待——孔子傳說中的論敵少正卯，歷史上有作為的君王秦始皇、漢高祖、曹操，唯物主義哲學家王充、柳宗元等，全都被劃入法家的行列，法家的隊伍空前壯大，法家的思想空前正確，法家從幕後走向前臺成為兩千多年的顯學。

儒家與法家，在不同時期，或合作、或鬥爭；儒法的鬥爭，或溫和、或激烈，呈現的形式是多姿多彩的，而其論爭的根本，就是論辯雙方各自的階級立場。

65．儒家內部之爭

儒家不但與墨家、道家、法家有諸多論爭，即便在儒家內部，也是論爭不斷。

孔子的早期弟子，曾經同甘共苦，彼此感情很深，縱有分歧也是相互謙讓。比如孔子曾經問子貢，你和顏回比誰更優秀呢？子貢說：我比不上顏回。

但孔子的晚期弟子，卻有很多互相攻訐的言論，在《論語·子張篇》就記錄了好幾條：

比如說，子夏的學生問子張如何交朋友。子張反問：子夏怎麼說？子夏的學生說出了子夏的觀點。子張卻說他聽到的不是這樣，然後陳述了另一個觀點。

再比如，子游認為，子夏只會教自己的學生“灑掃、應對、進退”這些基本的功課，卻不教他們起碼的學問。子夏則認為，君子治學，應該有一個先後次序，不能前後顛倒。

又比如，子游、曾子都說子張已經很出色了，但還做不到仁，也不能帶領別人達到仁的境界。

此外，根據《孟子》《禮記》等書的記載，曾子還曾經反對過子夏、有子等人，儼然以孔子正傳自居。

其實，孔子去世後，最有影響力的是子貢。但他為孔子服喪三年，期滿後又獨居三年，而他論戰的物件主要是公孫朝、叔孫武叔等外人，從而疏忽了對師弟們的勸導。

子夏、子張、子游以有子長得像孔子為由，準備尊有子為師，還邀請曾子入夥，顯然是為了消解子貢的影響；但曾子拒不參加，成為最後的贏家，他雖然也是晚期弟子，但相比子夏等人，前有父親曾點倚靠，後有學生子思裝點門面，所以更具資本。

當然，曾子也只能影響一部分同學。其他不服他的人紛紛自立門戶，也就導致了儒家的分裂，這就是《韓非子·顯學》中所說的：孔子死後，儒分為八。至於這八派的區別，韓非子未作細究。東晉陶淵明《聖賢群輔錄》以“六經”對應六派，認為各派因為所傳經典不同而有差異：

顏氏傳《詩》為道，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道，為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儒。

與陶淵明不同，戰國後期的大儒荀子對儒家內部的亂象深惡痛絕，他在《非十二子》中，專門用一節文字批評子張、子夏、子游學派為“賤儒”，可謂立場鮮明。

“儒分為八”站在儒家的立場是分裂，站在思想史的立場上則是百花齊放，也為後世學者瞭解先秦儒家提供了更多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