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

管仲（約前725~前645）中國春秋初期傑山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名夷吾，字仲。諡號“敬”，又稱管敬仲。姬姓後人，父名管嚴。早年家貧經商。後由鮑叔牙力薦，被齊桓公任用為相，尊稱“仲父”。

主張“政不旅舊”（《國語·齊語》），對不合時宜的舊制要進行改革，“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管子小匡》）實行“四民”分業定居，勿使雜處，“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士，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國語·齊語》）。不許隨便遷徙。分國都城郊之地為二十一鄉，郊外野鄙之地為“五屬”，設各級官吏，“作內政而寄軍令焉”，使軍事與政治統一。

制訂“相地而衰徵“的政策，按土地肥瘠、多少徵收賦稅，“無奪民時”，富民足兵。尚節儉，戒奢侈。提倡薦賢舉能，“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士”經過三次審選，可任為上卿之佐。主張“賦祿以粟”，（管子·大匡》）改食邑製為俸祿制。採取多種措施發展工商業，國力大振。

輔助齊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時第一霸。繼承和發展周初以來“保民”的思想傳統，提出“以人為本”的主張。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管子·霸言》）因此，當政者必須愛民、富民、得民，反對君權神授的觀念，從歷史的進化與發展上論證“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人們“獸處群居，以力相徵”，於是“知（智）者假眾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管子。君臣下》）被擁戴為君主。

君主是人而非神，也會犯錯誤，所以要廣開言路，經常聽聽人民的議論和批評。認識到經濟的繁榮與發展對於杜會安定和文明建設的重要意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也看到社會的意識及規範一類東西的反作用，把禮、義、廉、恥視作治國的“四維”，強調“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承認自然和社會的運動變化，“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管了·宙合》）故為政要“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管子·正世》）變化是有規律和原因可尋的，天有“常”，地有“則”，古今皆然，這是規律性；而事物內部對立面的矛盾運動，如陰陽的“推移”、“利用”等，則是變化的根本原因。根據矛盾雙方的相互依存和轉化，提出“予之為取”的策略思想，若民惡“危墜”，則君予之“存安”，將來便必能取得民為君勇赴危難的效用。

指出透過人的主觀努力，可以促成並把握矛盾的轉化，司馬遷評其為政“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史記·管晏列傳》即指此而言。矛盾雙方的鬥爭雖然在總的趨勢上是“眾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管子·樞言》）但是倘若不能審察事理，善始善終，也會出現相反的結果。

因此，應該用變化的觀點看問題，並在變化中抓住主要矛盾，掌握主動權，達到促使矛盾向有利方面轉化的目的。

文獻參考——《人類遺產寶庫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