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為什麼”主義與“不為什麼”主義

今天的講題是兩句很舊的話：

一句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一句是“為而不有”。

現在按照八股的作法，把他分作兩股講。

諸君讀我的近二十年來的文章，便知道

我自己的人生觀是拿兩樣事情做基礎：

（一）“責任心”，（二）“興味”。

人生觀是個人的，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觀。

各人的人生觀不必都是對的，不必於人人都合宜。

但我想：

一個人自己修養自己，總須拈出個見解，靠他來安身立命。

我半生來拿“責任心”和“興味”這兩樣事情做我生活資糧，我覺得於我很是合宜。

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對於我的感情都不肯壓抑，聽其儘量發展。

發展的結果常常得意外的調和。

“責任心”和“興味”都是偏於感情方面的多，偏於理智方面的很少。

“責任心”強迫把大擔子放在肩上是很苦的，“興味”是很有趣的。

二者在表面上恰恰相反，但我常把他調和起來。

所以我的生活雖說一方面是很忙亂的，很複雜的；

他方面仍是很恬靜的，很愉快的。

我覺得世上有趣的事多極了；

煩悶，痛苦，懊惱，我全沒有；

人生是可讚美的，可謳歌的，有趣的。

我的見解便是（一）孔子說的“知其不可而為之”和（二）老子的“為而不有”。

“知不可而為”主義、“為而不有”主義和近世歐美通行的功利主義根本反對。

功利主義對於每做一件事之先必要問：

“為什麼？”胡適《哲學史大綱》上講墨子的哲學就是要問為什麼。

“為而不有”主義便爽快的答道：

“不為什麼。

”功利主義對於每做一件事之後必要問：

“有什麼效果？

”“知不可而為”主義便答道：

“不管他有沒有效果”。

今天講的並不是詆譭功利主義。

其實凡是一種主義皆有他的特點，不能以此非彼。

從一方面看來，“知不可而為”主義，容易獎勵無意識之衝動；

“為而不有”主義，容易把精力消費於不經濟的地方。

這兩種主義或者是中國物質文明進步之障礙，也未可知。

但在人類精神生活上卻有絕大的價值，我們應該發明他、享用他。

“知不可而為”主義是我們做一件事明白知道他不能得著預料的效果，甚至於一無效果，但認為應該做的便熱心做去。

換一句話說，就是做事時候把成功與失敗的念頭都撇開一邊，一味埋頭埋腦的去做。

這個主義如何能成立呢？

依我想：

成功與失敗本來不過是相對的名詞。

一般人所說的成功不見得便是成功，一般人所說的失敗不見得便是失敗，天下事有許多從此一方面看說是成功，從別一方面看也可說是失敗；

從目前看可說是成功，從將來看也可說是失敗。

比方鄉下人沒見過電話，你讓他去打電話，他一定以為對牆講話，是沒效果的；

其實他方面已經得到電話，生出效果了。

再如鄉下人看見電報局的人在那裡乓乓乓乓的打電報，一定以為很奇怪，沒效果的；

其實我們從他的手裡已經把華盛頓會議的訊息得到了。

照這樣看來，成敗既無定形，這“可”與“不可”不同的根本先自不能存在了。

孔子說，“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他這句話似乎是很滑頭；

其實他是看出天下事無絕對的“可”與“不可”，即無絕對的成功與失敗。

別人心目中有“不可”這兩個

字

，孔子卻完全沒有。

“知不可而為”本來是晨門批評孔子的話，映在晨門眼簾上的孔子是“知不可而為”。

實際上的孔子是“無可無不可而為”罷了。

這是我的第一層的解釋。

進一步講，可以說宇宙間的事絕對沒有成功，只有失敗。

成功這個名詞，是表示圓滿的觀念，失敗這個名詞，是表示缺陷的觀念。

圓滿就是宇宙進化的終點，到了進化終點，進化便休止；

進化休止不消說是連生活都休止了。

所以平常所說的成功與失敗不過是指人類活動休息的一小段落。

比方我今天講演完了，就算是我的成功；

你們聽完了，就算是你們的成功。

到底宇宙有圓滿之期沒有，到底進化有終止的一天沒有？

這仍是人類生活的大懸案，這場官司從來沒有解決，因為沒有這類的裁判官。

據孔子的眼光看來，這是六合以外的事應該“存而不論”。

此種問題和“上帝之有無”是一樣不容易解決的。

我們不是超人，所以不能解決超人的問題。

人不能自舉其身，我們又何能拿人生以外的問題來解決人生的問題？

人生是宇宙的小段片，孔子不講超人的人生，只從小段片裡講人生。

人類在這條無窮無盡的進化長途中，正在髮腳蹣跚而行；

自有歷史以來，不過在這條路上走了一點，比到宇宙圓滿時候，還不知差幾萬萬年哩！

現在我們走的只是像體操教員剛叫了一聲“開步走！

”就想要得到多少萬萬年後的成功，豈非夢想？

所以談成功的人不是騙別人，簡直是騙自己！

就事業上講，說什麼周公致太平，說什麼秦始皇統一天下，說什麼釋迦牟尼普渡眾生。

現在我們看看周公所致的太平到底在那裡？

大家說是周公的成功，其實是他的失敗。

“六王畢，四海一”這是說秦始皇統一天下了，但仔細看看，他所統一的到底在那裡？

並不是說他傳二世而亡，他的一分家當完了就算失敗。

只看從他以後，便有楚漢之爭，三國分裂，五胡亂華，唐之藩鎮，宋之遼金，就現在說，又有督軍之割據，他的統一之功算成了嗎？

至於釋迦牟尼，不但說沒普渡了眾生，就是當時的印度人，也未全被他普渡。

所以世人所說的一般大成功家，實在都是一般大失敗家。

再就學問上講，牛頓發明引力，人人都說是科學上的大成功，但自愛斯坦之相對論出，而牛頓轉為失敗，其實牛頓本沒成功，不過我們沒有見到就是了。

近兩年來歐美學界頌揚愛斯坦成功之快之大，無比矣！

我們沒學問，不配批評，只配跟著謳歌，跟著崇拜！

但照牛頓的例看來，他也算是失敗。

所以無論就學問上講就事實上講，總一句話說：

只有失敗的沒有成功的。

人在無邊的“宇”（空間）中，只是微塵，不斷的“宙”（時間）中，只是段片。

一個人無論能力多大，總有做不完的事，做不完的便留交後人。

這好

像

一人忙極了，有許多事做不完，只好說“託別人做吧！

”一人想包做一切事，是不可能的，不過從全體中抽出幾萬萬分之一點做做而已。

但這如何能算是成功？

若就時間論，一人所做的一段片，正如“抽刀斷水水更流”，也不得叫做成功。

孔子說“死而後已”，這個人死了那個人來繼續。

所以說繼繼繩繩，始能成大的路程。

天下事無不可，天下事無成功。

然而人生這件事卻奇怪的很：

在無量數年中，無量數人，所做的無量數事，個個都是不可，個個都是失敗，照數學上零加零仍等於零的規律講，合起來應該是個大失敗，但許多的“不可”加起來卻是一個“可”，許多的“失敗”加起來卻是一個“大成功”。

這樣看來也可說是上帝生人就是教人作失敗事的，你想不失敗嗎？

那除非不做事。

但我們的生活便是事，起居飲食也是事，言談思慮也是事，我們能到不做事的地步嗎？

要想不做事，除非不做人。

佛勸人不做事，便是勸人不做人。

如果不能不做人，非做事不可。

這樣看來普天下事都是“不可而為”的事，普天下人都是“不可而為”的人。

不過孔子是“知不可而為”，一般人是“不知不可而為”罷了。

“不知不可而為”的人，遇事總要計算計算某事可成功，某事必失敗；

可成功的便去做，必失敗的便躲避。

自以為算盤打對了，其實全是自己騙自己，計算的總結與事實絕對不能相應。

成敗必至事後始能下判斷的。

若事前橫計算豎計算，反減少人作事的勇氣。

在他挑選趨避的時候，十件事至少有八件事因為怕失敗，不去做了。

算盤打得精密的人，看著要失敗的事都不敢做，而為勢所迫，又不能不勉強去做，故常說“要失敗啦！

我本來不願意做，不得已啦！

”他有無限的憂疑，無限的驚恐，終日生活在搖盪苦惱裡。

算盤打得不精密的人，認為某件事要成功，所以在短時間內歡喜鼓舞的做去，到了半路上忽然發見他的成功希望是空的，或者做到結尾，不能成功的真相已經完全暴露，於是千萬種煩惱悲哀都湊上來了。

精密的人不敢做，不想做，而又不能不做，結果固然不好；

但不精密的人，起初喜歡去做，繼後失敗了灰心喪氣的不做，比前一類人更糟些。

人生在世界是混混沌沌的，從這種境界裡過數十年，那末，生活便只有可悲更無可樂。

我們對於“人生”真可以詛咒。

為什麼人來世上作消耗麵包的機器呢？

若是怕沒人吃麵包，何不留以待蟲類呢？

這樣的人生可真沒一點價值了。

“知不可而為”的人怎樣呢？

頭一層：

他預料的便是失敗；

他的預算冊子上件件都先把“失敗”兩個字擺在當頭，用不著什麼計算不計算，揀擇不揀擇。

所以孔子一生一世只是：

“毋意！

毋必！

毋固！

毋我！

”“意”是事前猜度，“必”是先定其成敗，“固”是先有成見，“我”是為我。

孔子的意思就是人不該猜度，不該先定事之成敗，不該先有成見，不該為著自己。

第二層：

我們既做了人，做了人既然不能不生活，所以不管生活是段片也罷，是微塵也罷，只要在這微塵生活段片生活裡，認為應該做的，便大踏步的去做，不必打算，不必猶豫。

孔子說：

“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又說：

“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歟而誰歟？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這是絕對自由的生活。

假設一個人常常打算何事應做，何事不應做，他本來想到街上散步，但一念及汽車撞死人，便不敢散步，他看見飛機很好，也想坐一坐，但一念及飛機摔死人，便不敢坐，這類人是自己禁住自己的自由了。

要是外人剝奪自己的自由，自己還可以恢復，要是自己禁住自己的自由，可就不容易恢復了。

“知不可而為”主義是使人將做事的自由大大的解放，不要作無為之打算，自己捆綁自己。

孔子說：

“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不惑就是明白，不憂就是快活，不懼就是壯健。

反過來說，惑也，憂也，懼也，都是很苦的，人若生活於此中，簡直是過監獄的生活。

遇事先計劃成功與失敗，豈不是一世在疑惑之中？

遇事先怕失敗，一面做，一面愁，豈不是一世在憂愁之中？

遇事先問失敗了怎麼樣，豈不是一世在恐懼之中？

“知不可而為”的人，只知有失敗，或者可以說他們用的字典裡，從沒有成功二字。

那麼，還有什麼可惑可憂可懼呢？

所以他們常把精神放在安樂的地方。

所以一部《論語》，開宗明義便說，“不亦樂乎！

”“不亦悅乎！

”用白話講，便是“好呀！

”“好呀！

”

孔子說：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可見他作事是自己喜歡的，並非有何種東西鞭策才作的，所以他不覺鬍子已白了，還只管在那裡做。

他將人生觀立在“知不可而為”上，所以事事都變成不亦樂乎，不亦悅乎，這種最高尚最圓滿的人生，可以說是從“知不可而為”主義發生出來。

我們如果能領會這種見解，即令不可至於樂乎悅乎的境地，至少也可以減去許多“惑”“憂”“懼”，將我們的精神放在安安穩穩的地位上。

這樣才算有味的生活，這樣才值得生活。

第一股做完了，現在做第二股，仍照八股的做法，說幾句過渡的話。

“為而不有”主義與“知不可而為”主義，可以說是一個主義的兩面。

“知不可而為”主義可以說是“破妄返真”，“為而不有”主義可以說是“認真去妄”。

“知不可而為”主義可使世界從煩悶至清涼，“為而不有”主義可使世界從極平淡上顯出燦爛。

“為而不有”這句話，羅素解釋的很好。

他說人有兩種衝動，（一）佔有衝動，（二）創造衝動。

這句話便是提倡人類的創造衝動的。

他這些學說諸君諒已熟聞，不必我多講了。

“為而不有”的意思是不以所有觀念作標準，不因為所有觀念始勞動。

簡單一句話，便是為勞動而勞動。

這話與佛教說的“無我、我所”相通。

常人每做一事，必要報酬，常把勞動當作利益的交換品，這種交換品只准自己獨有，不許他人同有，這就叫做“為而有”。

如求得金錢，名譽，因為“有”，才去“為”。

有為一身有者，有為一家有者，有為一國有者。

在老子眼中看來，無論為一身有，為一家有，為一國有，都算是為而有，都不是勞動的真目的。

人生勞動應該不求報酬，你如果問他“為什麼而勞動？

”他便答道：

“不為什麼。

”再問“不為什麼為什麼勞動？

”他便老老實實說“為勞動而勞動，為生活而生活。

”

老子說“上人為之而無以為”。

韓非子給他解釋的很好：

“生於其心之所不能已，非求其為報也。

”簡單說來，便是無所為而為。

既無所為所以只好說為勞動而勞動，為生活而生活，也可說是勞動的藝術化、生活的藝術化。

老子還說“既以為人己愈有：

既以與人己愈多。

”這是說我要幫助人，自己卻更有，不致損減。

我要給人，自己卻更多，不致損減。

這話也可作為而不有的解釋。

按實說老子本來沒存“有”“無”“多”“少”的觀念，不過假定差別相，以示常人罷了。

在人類生活中最有勢的便是佔有性。

據一般人的眼光看來，凡是為人的好像己便無。

例如楚漢爭天下，楚若為漢，楚便無，漢若為楚，漢便無，韓信張良幫漢高的忙謀皇帝，他們便無。

凡是與人的好象己便少，例如我們到磁器鋪子裡買瓶子，一個瓶子，他要四元錢，我們只給他三元半，他如果賣了，豈不是少得五角？

豈不是既以與人己便少嗎？

這似乎是和己愈有己愈多的話相反。

然自他一方面看來，譬如我今天講給諸君聽，總算與大家了，但我仍舊是有，並沒減少。

再如教員天天在堂上給大家講，不特不能減其所有，反可得“教學相長”的益處。

至若彈琴，唱歌給人聽，也並沒損失，且可使彈的唱的更加熟練。

文學家，詩人，畫家，雕刻家，慈善家，莫不如此。

即就打算盤論，幫助人的雖無實利，也可得精神上的愉快。

老子又說“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赤子終日號而不嘎，和之至也”。

他的意思就是說成人應該和小孩子一樣，小孩子天天在那裡哭，小孩子並不知為什麼而哭，無端的大哭一場，好

像

有許多痛心的事，其實並不為什麼。

成人亦然。

問他為什麼吃？

答為餓。

問他為什麼餓？

答為生理上必然的需要。

再問他為什麼生理上需要？

他便答不出了。

所以“為什麼”是不能問的，如果事事問為什麼，什麼事都不能做了。

老子說“無為而無不為”，我們卻只記得他的上半截的“無為”，把下半截的“無不為”忘掉了。

這的確是大錯。

他的主義是不為什麼，而什麼都做了。

並不是說什麼都不做。

要是說什麼都不做，那他又何必講五千言的《道德經》呢？

“知不可而為”主義與“為而不有”主義都是要把人類無聊的計較一掃而空，喜歡做便做，不必瞻前顧後。

所以歸併起來，可以說這兩種主義就是“無所為而為”主義，也可以說是生活的藝術化，把人類計較利害的觀念，變為藝術的、情感的。

這兩種主義的概念，演講完了。

我很希望他發揚光大推之於全世界。

但要實行這種主義須在社會組織改革以後。

試看在俄國勞農政府之下，“知不可而為”和“為而不有”的人比從前多得多了。

社會之組織未變，社會是所有的社會，要想打破所有的觀念，大非易事，因為人生在所有的社會上，受種種的牽掣，倘有人打破所有的觀念，他立刻便缺乏生活的供給。

比方

做

教員的，如果不要報酬，便立刻沒有買書的費用。

然假使有公共圖書館，教員又何必自己買書呢：

中國人常喜歡自己建造花園，然而又沒有錢，其勢不得不用種種不正當的方法去找錢，這還不是由於中國缺少公共花園的緣故嗎？

假使中國仿照歐美建設許多極好看極精緻的公共花園，他們自然不去另造了。

所以必須到社會組織改革之後，對於公眾有種種供給時，才能實行這種主義。

雖是這樣說法，我們一方面希望求得適宜於這種主義的社會，一方面在所處的混濁的社會中，還得把這種主義拿來寄託我們的精神生活，使他站在安慰清涼的地方。

我看這種主義恰似青年修養的一付清涼散。

我不是拿空話來安慰諸君，也不是勉強去左右諸君，他的作用著實是如此的。

最後我還要對青年進幾句忠告。

老子說“寵辱不驚”。

這句話最關重要。

現在的一般青年或為寵而驚，或為辱而驚。

然為辱而驚的大家容易知道，為寵而驚的大家卻不易知道。

或者為寵而驚的比較為辱而驚的人的人格更為低下也說不定。

五四以來，社會上對於青年可算是寵極了，然根底淺薄的人，其所受寵的害，恐怕比受辱的害更大吧。

有些青年自覺會做幾篇文章，便以為滿足；

其實與歐美比一比，那算得什麼學問，徒增了許多虛榮心罷了。

他們在報上出風頭，不過是為眼前利害所鼓動，為虛榮心所鼓動，別人說成功，他們便自以為成功，豈知天下沒成功的事？

這些都是被成敗利鈍的觀念所誤了。

古人的這兩句話，我

希望現在的青年在腦子裡多轉幾轉，把他當作失敗中的鼓舞，煩悶中的清涼，睏倦中的興奮。

梁任公此篇文章其實可以與曾文正公的一段話相呼應，對於今天處於迷茫焦慮中的青年人大有裨益：

“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有著，則私也。

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

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以此讀《無妄》《鹹》《中孚》三卦。蓋扞格者鮮矣。”語出《曾國藩文集·處世金針·修身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