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的杭州史：環湖諸山，古蹟存焉

錢塘江與西湖對杭州城市生成、發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但從文物考古的角度，杭州的精華，首先在於山，環湖諸山之中，有眾多歷史古蹟存焉。本文作者從考古角度以杭州的山為切入，勾勒數千年來杭州置城的歷史。

江山湖海，四大自然因素，錢塘江與西湖對杭州城市生成、發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但從文物考古的角度，杭州的精華，首先在於山，畢竟江海流動不居，而幾度夕陽，青山依舊，環湖諸山之中，有眾多歷史古蹟存焉。

一

老和山遺址，顧名思義，位於老和山腳下的今浙江大學玉泉校區內。遺址發現於1936年初建造杭州第一公墓時，同年5月31日由吳越史地研究會和西湖博物館做了為時一天的清理，具體成果，不甚了了，但有個名叫施昕更的年輕人，參加發掘工作後，深受鼓舞和啟發，稍後在他的家鄉發現了足以改寫中華文明歷史的良渚文化遺址。

1953年浙江大學新校區建設，華東文物工作隊會同浙江省博物館（原西湖博物館）和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開展了較大規模的搶救性發掘，除了大量漢六朝至宋元時期的墓葬，也出土數量不少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和石器。據參加發掘工作的牟永抗先生回憶，工作在三伏驕陽下進行，“既有馬家浜文化的遺物，也有良渚文化和馬橋文化的堆積” （牟永抗《關於良渚、馬家浜考古的若干回憶——紀念馬家浜文化發現四十週年》），這是新中國成立後浙江最早正式開展的考古工作之一，興奮的年輕人有無窮的好奇心。

如今我們知道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以餘杭瓶窯“良渚古城”為中心的良渚古國，開創了輝煌的古文明，而在20多公里以外的今杭州主城區附近，大概只在老和山附近的古蕩等零星地點存在邊緣性的同期聚落。

也許可以把良渚古城視為杭州的前身，1977年蘇秉琦在良渚說過一段高屋建瓴的話：“我本來想說良渚是古杭州。你看這裡地勢比杭州高些，天目山餘脈是它的天然屏障，苕溪是對外的重要通道。這裡魚肥稻香，是江南典型的魚米之鄉，杭州應該是從這裡起步的，後來才逐漸向錢塘江口靠近，到西湖邊就扎住了”。回顧40多年前的談話，我由衷感佩蘇公縱橫捭闔的歷史地理視野，在歷史長河中，城市中心的發展確實是流動的。但如果縮小視野，就今日杭州主城區範圍而言，那麼，老和山腳下才算最早的杭州吧。

今天的西湖全景（徐超攝）

二

除去“最早的杭州”所在，老和山北麓也發現過杭州迄今為止最具規模的兩漢墓地，有座西漢墓葬出土“朱樂昌”銅印，隨葬品豐富，墓主人可能是個等級不低的武官（蔣贊初《杭州老和山1953年第一次的發掘》；朱伯謙《杭州古蕩漢代朱樂昌墓清理簡報》）。從老和山、玉泉、岳墳一帶的漢六朝墓葬，並結合此前的先秦遺址，可以認定這裡是杭州最早出現的中心聚落之一，有學者認為秦至西漢時期的錢唐縣治“應在茅家埠（雞籠山下）至靈隱寺，再沿靈峰山下順東北方向由白樂橋至玉泉和浙大，然後沿浙大路南折入曙光路、西山路至西湖賓館（即劉莊）一帶範圍內。這裡方圓數里，地勢較平，三面環山，一面水，確是人類繁衍生息的好地方”（林華東《錢唐故址考辨》）。

會稽郡錢唐縣，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在境內推行的首批郡縣，更是杭州的直接源頭。秦代錢唐縣治位於靈隱山一線，既有南朝錢唐縣令劉真道《錢唐記》“縣在靈隱山下，至今基地猶存”的文獻記錄，又有考古發現的佐證，也符合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經驗。今日之杭州城區曾為江海故道，鄰近大江，地下水苦惡，唐代以前的江干灘塗平地不宜人居，只有高度適中的山麓臺地，有山泉可飲，又不為洪水所淹，適合形成聚落，繼而發展為縣治級別的城市。

靈隱至岳墳一線的西湖北山就是這種好地方，除老和山遺址外，岳墳外賓館工地（今杭州香格里拉飯店）據說也發現過史前至漢代遺物（王士倫《從出土文物看古代杭州文化》）。但從目前掌握的考古資料看，在商周時期，杭州只有零星且較低級別的遺蹟和遺物，論社會發展的程度，依然落後於北部的餘杭區，像餘杭潘橋鎮小古城遺址這種規格的馬橋文化（約當中原夏商時期）聚落、餘杭鎮近十年內發現的較大規模的戰國至西漢早期墓地，在杭州城區迄今未見。

先秦時期，最靠近杭州城區的考古大發現，出現於半山一帶。1990年，半山石塘村兩座戰國貴族墓是浙江省最大的先秦墓葬之一，儘管被盜，依然出有30多件原始瓷樂器，其中的水晶杯尤其神奇，堪稱國寶。據發掘者推測，墓主人應是本地的“行政長官或軍事首領”；這位長官最大的可能就是本地的縣官；既然縣官葬於半山，縣治也應在附近（杜正賢《錢唐故址新探》）。這是什麼縣呢？應該是楚國滅越後在錢塘江北岸設定的無名之“縣”，作為楚國故縣，為秦朝承襲並取名為錢唐縣。這是考古工作者基於考古新發現的合理推測，至於秦置錢唐縣治為何從半山遷移到靈隱山下，那就無法進一步揣測了。

三

據劉真道《錢塘記》載“防海大塘在（錢唐）縣東一里許，郡議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水”。東漢有個名叫華信的人，在錢唐縣東約一里的地方修築過防禦錢塘江的海塘。

華信立海塘，作為西湖以東至錢塘江之間陸地開發程序中的里程碑，是杭州城市發展史的大事件。華信海塘必在今城區範圍內，主流觀點認為即今杭州中山路。一里，約今四五百米，距離甚近。如果錢唐縣治在西湖以西的靈隱山或老和山，到中山路的距離絕不止此數，所以，大家相信此時的錢唐縣治已從靈隱遷到了寶石山東麓。寶石山東至中山路的距離，約一里許。

學者所據主要只是“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這句話。先由唐宋時期錢唐縣治位於西湖東北的事實，推斷錢唐縣治先從靈隱遷至寶石山東麓，再以此推定華信海塘即今中山路，再以中山路反過來坐實縣治在寶石山東麓。如果缺乏考古實證，在邏輯上，是個死迴圈，但它符合杭州城市發展的基本趨勢和事實，因為隋唐錢塘縣治確實在今寶石山東麓一帶，由後代的事實，反推縣治必曾有從山中搬出的過程，那次搬遷活動就發生在華信立海塘前後，邏輯自洽，合情合理。

在天竺山俯瞰上天竺（法喜寺）寶石山東麓一帶，今天是一馬平川，歷史上則多連綿起伏的山丘，杭州少年宮（即原昭慶寺）後到今省政府大院之間有一些小山，名叫彌陀山，舊稱霍山，也稱武林山（附近的杭城北門武林門，由此得名）。霍山不高，但地位尊崇，號稱杭城諸山之祖，東漢以後的錢唐縣治即在此附近。

說來奇怪，四五百年的縣治所在，竟然連一點重要的考古遺蹟也無。據說，民國初，“寶石山畔有毀掘墳墓者，初為近人之墓，其下乃有宋人之墓，再下乃有晉人之墓，千百年間堆積如此”（鍾毓龍《說杭州·說陸地》）。網路和民間口碑中倒有許多線索，從彌陀山至六公園附近的都錦生織錦廠、望湖賓館一帶，歷年來發現過東漢水井、漢晉磚瓦和青瓷器等文物（林盈盈、林華東《再論秦漢錢唐縣故址地望》），但從未有科學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報告刊佈，聊備一說而已，真相只能期待將來的地下發現了。

靈隱寺後山散落的宋明時期的石像生秦漢六朝時期的杭州，譚其驤《杭州都市發展之經過》稱為“山中小縣時代”。杭州早期歷史可以視為一部山地聚落的變遷史，先是由北至南，從餘杭到杭州，繼而自西而東，從西湖以西的深山走向湖東的低山丘陵。

將台山排衙石環湖諸山中，將台山頂的排衙石和飛來峰山頂的蓮花峰，應該是分佈有唐宋摩崖石刻最高的兩個地點，因為前者鄰近鳳凰山的杭州唐宋衙署，後者的靈竺山水從晉唐以來就是佛教聖地和熱門景區。至於其他更高更偏遠的山峰，例如十里琅璫、石人嶺、天門山等地，對唐宋時期的文人墨客而言，路途實在艱難，則為白居易、蘇東坡的足跡所未及。清代曾有一種說法，秦錢唐縣治在粟山（石人嶺），但那裡山高路遙，在唐宋乃至近代，尚屬荒僻，不宜人居，作為秦漢時期的縣治是沒有可能的。

四

隋唐五代時期的杭州，譚其驤稱為“江干大郡時代”。江干最重要的地點，曰柳浦。柳浦位於鳳凰山下的錢塘江北岸，與對岸的西陵（今蕭山西興）隔江相望，是跨越錢塘江的津渡要地。

隋開皇九年（589），隋平陳後，廢郡設州，杭州之名正式在歷史上出現。兩年後，在柳浦之西的鳳凰山東麓建成州治。這座“周圍九里”的小城，即隋唐五代至北宋的子城，後來的南宋皇城。

鳳凰山之名，聽著普通，其實是一座高峻的石灰岩質的山峰，論宜居程度，未必勝過寶石山東麓。依山建城，主要出於戰略考慮，因為佔據柳浦渡及其附近的制高點，就等於扼住了兩浙之間的咽喉。

白居易《餘杭形勝》詩云：“餘杭形勝天下無，州枕青山縣枕湖”。唐代的杭州，南為江干鳳凰山麓的州城（子城），北有寶石山麓的錢唐縣城，浙江大學歷史系陳志堅教授的著作《州枕青山縣枕湖——杭州城址變遷史話》，以此句為書名，可謂醒豁。陳志堅說唐代的杭州是“州城”和“縣城”兩座小城並列的佈局，上演一出“雙城記”，直到長慶年間（821~824）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依然如此。陳志堅對南宋以前杭州城市歷史的研究極其精彩，我於此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隋唐時期的杭州州城與錢塘縣城唐宋子城（南宋皇城）“周圍九里”，規模不算小，千年以下，城牆、衙署、樓閣亭臺，俱已無跡可尋，但饅頭山一帶尚有建築基址埋於地下，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勘探到皇城遺址，儲存尚可。子城最大的特徵就是“依山築城”，而鳳凰山本是陡峭的山峰，山谷之間並無太多可供建設的平曠臺地。2019年，我到皇城西側考察聖果寺（南宋改為殿前司，巖壁間留有宋高宗“忠實”摩崖）遺址考古工地，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孫媛領隊在此已發掘一年有餘，令人大開眼界——今天的地面很高，觸手可及“忠實”摩崖和吳越國十八羅漢造像，而吳越國時期的寺院臺基已在距今地面5。72米深的地下，而隋唐時期的地面還埋在更深處呢。一千多年來，該地屢興屢廢，屢廢屢興，地面不斷抬升，今天我們已經站在了比隋唐時期至少高出6米的地面上。

宋高宗趙構楷書“忠實”摩崖（圖片來自網路）聖果寺遺址是鳳凰山的一個縮影，有理由相信南宋皇城遺址的核心區，恐怕正是在隋文帝開皇九年（589）以來經過無數次的夯築和興廢逐漸填築、抬升起來的。鳳凰山麓地表抬升的過程，就是杭州子城的發展過程。

南宋《鹹淳臨安志》所附《西湖圖》（姜青青改繪）今人不見唐宋子城、南宋皇城的盛況，終究令人遺憾，但南宋宮廷繪畫也許可以部分滿足我們的想象力。馬遠《踏歌圖》畫面中段的雲霧深處，若隱若現的松林，掩映著宏偉的建築群，雲霧邊緣的一堵城牆，美術史家一般認為是南宋皇城的某個場景。馬麟《樓臺夜月圖》、馬遠《雕臺望雲圖》等團扇小品，山石、樓閣、樹木、空曠的天空，畫家筆下的景物，可能也是南宋皇城的一角。

馬遠《踏歌圖》也許讀者會說，南宋畫家慣用“斧劈皴”技法表現的山峰，太過峻峭、奇崛、突兀，不像人們慣常想象中的江南秀麗山水。但如果我們曾經取道八蟠嶺，直趨山頂，一定會感慨鳳凰山的峻峭，並折服於南宋畫家在寫實基礎之上的概括與昇華的藝術表現力。

鳳凰山是神奇的。浙南山區真實的大山，不如她靈動，浙北水鄉雕琢的假山，不及她自然。如果說有不足之處，就是石灰岩山區，雨水多，雲霧多，南渡的北方權貴不適應，把杭州說成“卑溼之地”，南宋皇子多夭折，據說與山中的潮溼環境有關。但鳳凰山絕不卑矮，大凡研讀南宋宮廷畫並且實地攀登過鳳凰山（鳳山）、玉皇山（龍山）的人知道，這是一組奇崛的山脈，夏圭、馬遠筆下的煙霧瀰漫的山水景觀，不正是湖山的寫照麼。

五

唐代南北雙城之間的腹地，即今杭州主城區，由於遠離山麓，迫近錢塘江，飲水很成問題。直到唐建中年間（780~783）刺史李泌開六井，導西湖水入城後，“自是民足於水，生齒日繁”。

公元893年，割據兩浙的錢鏐修築大城（羅城），將子城、錢唐縣城和“主城區”包羅在內。杭州築城的過程，是先完成兩頭，再連線中間，故而呈現為南北兩頭粗、中間略細的腰鼓狀，故稱“腰鼓城”。910年，錢鏐在東城牆外修築起捍海塘，從此海潮不犯城內。經過錢氏吳越國近百年的經營，這座腰鼓城終於一躍而為“東南形勝第一州”，並在南宋臨安城時期臻於鼎盛。

飛來峰吳越國時期的西方三聖造像

在西湖野山中尋訪摩崖題記隨著西湖以東的主城區人口日繁和高度發展，鳳凰山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逐漸降低。元滅南宋後，拆毀城牆，皇城亦遭譭棄，元末重建杭州城時，竟將隋唐以來的政治中心鳳凰山整體割棄於城外，淪為城市邊緣。自五代吳越國以來，城區逐漸成為城市日常生活的中心，但由於“古今重疊型”城市的特性，唐宋以來的城市遺蹟深埋地下，南宋臨安城遺址普遍埋於距今地表2米以下的深處。在今天的主城區很難見到早期的古蹟，真正的唐宋遺物，例如慈雲嶺、煙霞洞、石屋洞、九曜山的吳越國佛教造像，南屏山、飛來峰、排衙石的兩宋摩崖題記，則深藏環湖諸山之中。且往山中行，山中才有好風景。

六

自從鳳凰山被割棄於城外，吳山遂為明清杭州城內唯一的山。吳山是篇大文章，這裡只說瑞石洞的奇石，常來吳山的人，註定會喜歡此地的石頭。

與鳳凰山、飛來峰一樣，吳山也是典型的石灰岩山體，陸游《西湖春遊》“靈隱前，天竺後，鬼削神剜作巖岫”，張岱《西湖夢尋》形容飛來峰“稜層剔透，嵌空玲瓏，是米顛袖中一塊奇石”，同樣可以用來描述吳山瑞石洞。不同的是，靈竺是唐宋的熱門景區，而紫陽山（吳山的一部分）瑞石洞一帶，鄰近南宋太廟，是為朝廷禁地，宋寧宗朝權臣韓侂冑也曾在此附近建造閱古堂等私家府邸，一般平民想必無緣欣賞這裡的奇峰異石。

宋元鼎革後，此地逐漸開放，周密《癸辛雜識》說他從青衣洞的閱古泉，走到瑞石洞，看過月波池、飛來石，天色向晚，據說山中有虎，就不敢繼續向前走了。莫非宋元之交的吳山，果真荒涼如此？元代詩人薩都剌《遊吳山紫陽庵》詩：“天風吹我登鰲峰，大山小山石玲瓏。赤霞日烘紫瑪瑙，白露夜滴青芙蓉。飄綃雲起穿石屋，石上涼風吹紫竹。掛冠何日賦《歸來》，煮茗篝燈洞中宿”。瑞石洞奇石已是官員、文人士大夫的賞玩物件，並已有“紫瑪瑙”“青芙蓉”等承襲至今的命名。

乾隆皇帝南巡，常來瑞石洞，併為“飛來石”題詩禮讚。我對瑞石洞的喜愛，不在靈隱飛來峰之下，因為這裡的每一塊奇石，翠壁、壽星、鰲峰、垂雲、紫瑪瑙、清芙蓉等等，均有貼切、典雅的命名，並在石頭恰當的部位，鐫刻上字型、大小、疏密、排布合宜的題名。題名與奇石，渾然一體，猶如《登徒子好色賦》形容佳人“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是那種傳說中的分寸感恰好的完美。

我極讚賞奇石和題名所共同創造的審美正規化。但瑞石洞的奇石題名，並無落款，年代不詳，杭州文史工作者多據薩都剌《遊吳山紫陽庵》詩把這組石刻繫於元代。但薩都剌的題詩與石刻的年代並非一回事：或許在薩都剌以前，這些石頭已具美名；口耳相傳的美名，並不一定非要題刻在石頭上不可，猶如吳山十二生肖石，每塊石頭都有老杭州耳熟能詳的名字，但至今也未將它們鐫刻其上。

無法判斷年代的文物，就談不上研究，更無法寫文章，我每次到瑞石洞，都心存歉意。明萬曆三十一年（1583）浙江布政使範淶撰《紫陽庵碑記》，記錄瑞石洞附近紫陽庵及奇石的形態和空間關係甚詳，在西湖歷代記文中，描述景物很少有如此明確而具體的。範淶對瑞石洞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瞭然於心。後來我在丁丙《武林坊巷志》中讀到一條材料，才恍然大悟，範淶非但做過這篇文章，而且他就是奇石題名的作者，據清人姚靖《西湖志》：“萬曆三十一年，布政司史繼宸、範淶建秀石堂、遠覽堂。……其山多勝蹟，有采芝巖、載藥圃、滌凡池、尋真路、成道樹、松關、補衣石、青芙蓉、歸雲洞、天籟谷、三臺石、紫陽亭、……瑞石洞、飛來石、龍窟、鰲峰、翡翠巖、垂雲峰、月波池、蟾蜍石、蹲獅石、丹藥灶、翠壁、迎真橋洞、朝元路、透天關諸勝。範公（範淶）悉為鐫識，復撰《紫陽仙蹟記》，繪其圖景，並勒石空翠亭中，並諸名人詩石在焉。”（丁丙《武林坊巷志·豐下坊三·紫陽庵》）。這批奇石經其品題，名實之間的關係，就此固定下來，我們至今可以按圖索驥，將名叫垂雲峰、壽星石、橐駝峰的石頭，逐一確指。奇石的定名，極形象；題名的書法，極寧靜，體現了古人造景的匠心，賦予大自然以不朽的人文審美價值。

我不厭其煩地描述吳山奇石，是因為環湖諸山在我國園林史上的特殊意義。宋徽宗在汴京建造的艮嶽，模擬鳳凰山；宋高宗退居臨安城內的德壽宮，其園林則模擬靈隱飛來峰和冷泉溪。鳳凰山、吳山、飛來峰，是宋代最重要的皇家園林師法造化的範本，恐怕也是奠定當時園林“疊山理水”審美正規化的靈感源泉之一。

鳳凰山的月岩

月崖鳳凰山聖果寺附近的月岩，中秋夜，圓月從奇石上空掠過，是南宋皇城內膾炙人口的賞月地點。明萬曆年間杭州才人高濂的《四時幽賞錄·勝果寺月岩望月》是篇好文章：

勝（聖）果寺左，山有石壁削立，中穿一竇，圓若鏡然。中秋月滿，與隙相射，自竇中望之，光如合壁。秋時，當與詩朋酒友，賡和清賞，更聽萬壑江聲，滿空海色，自得一種世外玩月意味。左為故宋御教場，親軍護衛之所，大內要地，今作荒涼僻境矣！何如鏡隙，陰晴常滿，萬古不虧，區區興廢，盡入此石目中，人世搬弄，竊為冷眼偷笑。

鳳凰山，月岩，左瞰西湖，右覽錢江，奇石嶙峋，江潮起落，萬壑松濤，中秋之夜，與三二詩朋酒友，賡和清賞，南宋的大內要地，今日之荒涼僻境。無限風光，不盡唏噓。

環湖諸山，是士大夫嚮往的地方，也是杭城普通民眾歸去的方向。明萬曆《杭州府志》卷十九《風俗》謂杭州南北二山是“百萬居民墳墓之所在”。墳墓為考古工作者所關注，卻並不為人喜聞樂見，故而點到為止，但環湖諸山與杭州市民生活和情感的緊密連線，是可以想見的事實。

環湖諸山對於杭州古代城市和文化的發展，具有多重的歷史、人文、藝術審美的價值。我說，杭州的精華在山，不亦宜乎！

《在田野看見宋朝》（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本文收錄於浙江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在田野看見宋朝》，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作者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