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已經達到“於坐立奏，煥然成章”的標準

選任標準。

中書舍人作為“代王言”的詞臣之一，其選任標準具體分為三個方面，即：詞學，才敏以及器識。詞學和才敏是中書舍人在草擬詔敕之時的基本業務能力，而器識主要側重於中書舍人道德層面的修養。

業務能力方面，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在詞學方面大都達到了“善屬文”或“能屬文”的基本標準；才敏方面，該時期中書舍人也基本都具備“援筆而成”、“援筆立成”的能力。道德修養層面，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在面對各種突發情況之時，不阿諛奉承、不畏權勢，按照各項典章制度行事。

一、詞學——博學善屬文。

作為皇帝的機要秘書，中書舍人的首要執掌是草擬詔令。因此，中書舍人選任最基礎的條件便是詞學。《冊府元龜·詞臣部》載：

自漢氏之後，代言潤色之任，歸於省闥。非夫學窮物表，識通治體，藻翰英發，可以丹青帝戴，文辭雅奧，可以揚導天律，發揮號令，使溫純郁穆，有上世之風烈哉？

乃有練識舊典，博通經術，鋒氣宏拔，章彩彬蔚，典暢情理，率循軌度，祖述前訓，綽有遺妍，約束機務，洞臻體要，以至藹稱職之譽，增時義之美。或屢蒙嘉獎，或專以委任，佈於佳話，良以韙歟！在《文苑英華》所收錄的唐代任用中書舍人的詔敕中，大都有對當時中書舍人詞學的描述。如《授崔群中書舍人制》記錄崔群“文學溫良忠敬，得侍臣之風”。

《授膳部郎中知制誥錢珝守中書舍人制》載錢珝“書詞優絕塵滓，褒貶盡春秋之要”。諸如此類之記載不勝列舉。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授予的制書，僅存一例，《全唐文新編》載《禮部員外郎馮延魯可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制》：

敕：侍從無職，總同清要，若乃參書殿之列，備切問之重，使如綸之命，式光人文，無詢之言，不入吾耳，所寄若是，其選可知，某惟望與才，皆副是任，況東畿亞府，有理劇之用，南宮禮典，多伏奏之勤，俾膺簡求，必葉虛佇。夫前言往行，爾所袛服，正辭讜論，予之嘉聞，無從非彝，以忝多訓。

該敕文僅提及馮延魯“某惟望與才，皆副是任”，並未像唐代的任命制書一樣對馮延魯的詞學能力進行具體描述。但有關五代時期中書舍人的文辭情況，從墓誌資料和人物傳記中仍然有線索可循。杜曉，後梁開平初為中書舍人，《舊五代史·杜曉傳》載“曉博贍有詞藻，時論稱之”。

張文寶，後唐莊宗朝任中書舍人，雖然《舊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張文寶傳中沒有對其詞學的描述，但是其墓誌對張文寶在詞學功底有所提及，《大唐故尚書吏部侍郎墓誌》載：“公諱文寶，字敬玄，清河人也。……文學則有構賦兩京，聰明則有辯亡三篋。”

同時期中書舍人孫拙，《唐故尚書工部侍郎公墓誌》載“世濟文行，織於簡編，餘烈遺風，輝圖耀諜。”此外，崔詹墓誌載其“乃南宮清資，葉文行之美。”又有吳承範，後晉天福年間為中書舍人，史載“承範少好學，善屬文。”

又有竇貞固，與吳承範同為中書舍人，《宋史·竇貞固傳》載“貞固幼能屬，同光中舉進士。”範質，後漢初為中書舍人，《宋史·範質傳》載“九歲能屬文，十三治尚書。”申文炳，後周廣順中為中書舍人，《舊五代史·申文炳傳》載“文炳為文典雅，有訓詁之風”。又有劉溫叟，周初為中書舍人，《宋史·劉溫叟傳》載“溫叟七歲能屬文，善楷隸”。

根據以上諸例可知，五代的各個朝代，詞學是中書舍人選任的最基本條件，擔任中書舍人者，一般都是“能屬文”或“善屬文”之流。同一時期南方的南唐、南漢、吳、等政權在選任中書舍人時，也對其詞學能力有較高的要求。

江文蔚，南唐烈祖時任中書舍人，《南唐書·江文蔚傳》載其“博學，工屬文”。陳喬，元宗時中書舍人，史載“喬幼敏悟，文辭清麗”。喬匡舜，烈祖時為中書舍人，據陸氏《南唐書·喬匡舜傳》載其“弱冠能屬文，以典贍養稱”。鍾允章，仕南漢中宗為中書舍人，史言允章“素淹博，能文辭……尤以文字為所知”。

又有鐘有章，為同時期中書舍人，“少有文藻，與允章齊名”。王仁裕為前蜀後主朝中書舍人，《十國春秋·王仁裕傳》載“年二十五始就學，為人雋秀，以文辭知名秦、隴間”。歐陽炯，仕後蜀高祖為中書舍人，《十國春秋·歐陽炯傳》載“炯善文章，尤工詩詞。”從以上的列舉可以看出，十國時期的各個朝代，中書舍人也大都是“善文章”或“有文藻”之屬。

根據上述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的記載可以看出，五代十國時期，對中書舍人在詞學方面的能力仍然比較重視。

二、才敏——援筆立成。

才敏是指草擬製詔時，構思文章的速度以及書寫速度。才思敏捷者，在草擬製詔、撰寫制敕時候方能“於坐立奏，筆不停綴，煥然成章”。

中書舍人在草擬詔敕時，會遇到各種突發狀況，如有需要緊急草擬的詔書，中書舍人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或有需要處理的文書數量較多的情況，中書舍人應當提高工作效率，這些都對中書舍人在才敏方面的要求較高。《冊府元龜·詞臣部》載：

仲尼曰：“我，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傳》曰：“敏則有功。”又曰：“敏於事。”

蓋敏之時意遠矣哉！若乃祗率宮次，躬膺明詔，國典有稽緩之禁，公家有疊委之命，至於奉閒宴陪，豫遊授簡，為文無容宿搆，於坐立奏，煥然成章，非英氣積中，天機俊發，又安能翰動若飛，筆不停綴，布辭令於俄頃，獻嘉頌於行在？夫如是，則持橐簪筆，垂紳束帶，並集龍鳳之署，待詔承明之廷，斯謂無曠其職者也。若乃不野不史，有德有言，然後親日月之光，潤金玉之度，始可以無愧矣。

由此可知，才思敏捷者，方能“煥然成章，布辭於俄頃。”唐代在選任中書舍人時，對才敏方面的要求較高。韋承慶在武則天時期任鳳閣舍人，神龍初年，韋承慶坐附推張宗昌失實，承慶去巾解帶待罪，而起草敕書之時，眾人卻認為只有韋承慶能起草該敕書，遂召韋承慶為之，“承慶神色不撓，援筆而成，辭甚典美，當時鹹歎服之”。

韋承慶本為待罪之人，而被召草擬敕書之時仍然面不改色，援筆立成，由此可見其才敏的確有過人之處。又有蘇頲為玄宗朝中書舍人，玄宗初定內難之時，文誥萬計，頲“手操口對，無毫釐差誤。”以至於主書韓禮、談子陽在記錄蘇頲口述的草詔之時，屢次對蘇頲道：“乞明公稍遲，禮等書不及，恐手腕將廢。”

由此可見，蘇頲在草擬詔令之時才思如泉湧，口若懸河，以致負責記錄的主書主動建議蘇頲降低口述詔旨的速度，也是因此，中書令李嶠感嘆道：“舍人思如湧泉，嶠所不及也”。

如上文所言，唐代中書舍人才思敏捷，將上萬份文誥處理的井井有條。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在才敏方面的要求仍然很高。

崔詹為後唐時期中書舍人，崔詹其人在新舊五代史中皆無本傳，但其墓誌載：公諱詹，字順之……敏速之外，出入慎密，彌得長厚之譽。公以禁林華重，貞素匪使，尋求解職，拜禮部員外郎，乃南宮清資，葉文行之美。俄轉戶部郎中，知制誥，掌綸二年，鹹嘆淹抑，年復，乃正紫微之秩，仍加金紫。

崔詹以其敏速及文行之美，轉戶部侍郎知制誥，掌綸二年後又正拜中書舍人，並賜金紫。從崔詹的事例來看，五代時期，才敏仍是中書舍人選任的重要標準之一。同一標準也適用於同時期的南方諸國。

鍾允章，為南漢朝中書舍人，《南漢書·鍾允章傳》載“允章文思敏捷，援筆立成，辭藻爛漫，每撰進無不稱旨。”高越為南唐元宗朝中書舍人，史言“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立成，詞彩溫麗。”徐鍇，曾仕南唐為中書舍人，“徐鍇年十餘歲，群臣宴集賦詩，令為秋詞，援筆立成。”

又有虞傳昌者，仕前蜀為中書舍人，“傳昌文采敏膽，傷於戎雜。官舍人時，詣謁宰相張格，不時見，傳昌怒，歸草啟事約數千字，投與謁者而去。他日，格謂朝士曰：‘庾舍人見示長箋，不可多得，然曾聞起草角抵牒詞，動乃數幅。’”

結語

根據以上幾則材料可知，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的才敏雖不及蘇頲那麼誇張，但是大都達到“援筆立成”或者“援筆而成”的標準。此外，高越因其辭藻溫麗，草擬詔敕質量高且草擬速度較快，元宗多年之間不讓高越升遷，讓高越一直任中書舍人一職，負責草擬詔書。顯然，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已經達到“於坐立奏，煥然成章”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