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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的復起與隱憂,在“畏禍”的思想下,最終退避林泉山野

由 史海三人行 發表于 人文2022-08-15
簡介元祐元年(1086)九月,蘇軾榮升為翰林學士知制誥,這是正三品官,當時人視此官職為“內相”,專掌內製,承命撰寫有關任命將相大臣,冊立皇后、太子等事的文書,以及與周邊國家往來的國書等,對大臣章奏的批答也在其職責範圍之內

畏禍什麼意思

元豐七年(1084)四月,蘇軾被量移汝州,似乎複用有望,次年三月,神宗積鬱病逝,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元祐初,蘇軾歸朝,先以禮部郎中召還,隨後接連超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

前此,元豐改制以後,中書省的起居舍人和門下省的起居郎,一同領修起居注的職責,記錄皇帝的言行,因此大部分時間都跟在皇帝的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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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有所舉措,不但合應記錄,皇帝有所疑問,也可能徵詢起居舍人,故擔任此職甚具影響力。任起居舍人後不滿三個月,特詔任蘇軾為中書舍人。由不久前之從六品,一躍為四品官,且循例兼知制誥,朝廷特賜紫袍金魚袋。依《宋史·職官志》所記:中書舍人與翰林學士分掌內外製,舍人掌外製,翰林學士掌內製。

元祐元年(1086)九月,蘇軾榮升為翰林學士知制誥,這是正三品官,當時人視此官職為“內相”,專掌內製,承命撰寫有關任命將相大臣,冊立皇后、太子等事的文書,以及與周邊國家往來的國書等,對大臣章奏的批答也在其職責範圍之內。蘇軾任此要職,與兩年前在黃州的處境相較,可謂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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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從政治權位上看其升沉,若是從薪俸待遇上看,更是隻能以暴富形容之。蓋宋廷對文人從政者本來就優禮有加,如今驟升為正三品,薪給只在宰相之下,宰相是正二品,宋朝正一品官是虛懸不用的。除了本職待遇,另外還有撰寫內外製的“潤筆費”,常以數百兩銀計,甚為豐厚。因而蘇軾回京不久,即在城西近皇城處,新建一棟官宅,經濟上絕對是寬綽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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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同時,蘇軾的名聲宣播中外,他的詩文早已流傳至遼國、西夏、高麗等國。監察御史張舜民奉命出使大遼時,就曾在館驛的牆壁上讀到遼人所寫的蘇軾<老人行>,在遼國都城的書肆裡,他還買到一本《大蘇小集》,張舜民攜回汴京,並於書後題詩道:

誰題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兒問大蘇。

蘇軾曾應蘇轍詩作<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四首>之三道:

氈毳年來亦甚都,時時鴃舌問三蘇。那知老病渾無用,欲向君王乞鏡湖。

外國使者來朝,甚為關注三蘇的一切。有一次一位遼國使者劉霄一邊宴飲一邊朗誦蘇軾詩,蘇軾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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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人士如此敬重,國內各階層人士亦矚目他的一言一行。如《夷堅志》說:“人人皆戴子瞻帽。”甚至宮廷藝人為此而編出一出滑稽戲,以時人愛戴高帽子為附庸風雅,特意嘲諷一番,還引得(哲宗)皇帝頻頻回頭看蘇軾。蘇軾在京師的生活點滴,筆記小說或詩論、詞論諸書皆不煩殫錄,成為日後文壇趣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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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凸顯蘇軾受朝廷恩寵之隆盛,為他宦途達到巔峰時期的代表軼事,是王鞏所記:一日,太皇太后召見蘇軾,諭以先皇(神宗)惜才之意,不幸先皇早逝,未及起用蘇軾,蘇軾感泣失聲,太皇太后與哲宗也一同流淚。召見後,太皇太后命人以金蓮燭送蘇軾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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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重回朝廷,驟升要職,立即引來側目,又與司馬光在廢除免役法的議題上不合,為洛、朔二派所排擠。若論這時職權之高,已經是他出仕以來最得意之時,他卻不以為喜,反以為憂。身為詩人,不是政客,一生不知官場利害,也不會經營,富貴對他而言猶如浮雲。但是太皇太后高氏對他又太過於榮寵,如此引來眾小人的嫉妒與誣陷,必然在所難免。即使已高升到翰林學士知制誥,他竟然還時常想回黃州作躬耕終老的打算,元祐二年(1087)歲暮,作書與友人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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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裡垂詢東坡故居的人事、物貌,希望能保留到他將來回來“作主”,因為他心中很確定“終不久客塵間”,他“畏禍”的心理成了定見,所以一當有嫉害者彈劾他,他就常在上章自辯之後,乞求外放。比如元祐元年(1086)十二月試館職策題被抨擊一事,他知道又被牽扯成另外一種文禍,遂連上四章求去,並在家候旨不去上朝。另寫信給楊繪(元素)說明心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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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他已經把進退得失一同看待。元祐三年(1088)十月,蘇軾便以右臂不仁,兩目昏暗的理由,上章堅乞一郡,高氏依然不準。四年二月,又再乞郡,終於準其所請,得差遣知杭州軍州事。在明媚秀麗的江南首選之都,蘇軾如魚得水,愜意之極,詩詞佳作亦可比肩於黃州時期,如<八聲甘州>(有情風萬里卷潮來)、<南歌子>(山與歌眉歛)、<賀新郎>(乳燕飛華屋)、<青玉案>(三年枕上吳中路)等詞,而內涵更加蘊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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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六年(1091),蘇軾以龍圖閣學士改知潁州。次年,受召還朝,以兵部尚書兼侍讀,領皇帝郊祀鹵簿使,備極榮耀,旋遷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以一身而兼兩學士職,是久未一見之“異數”,亦可見太皇太后恩眷之深。以上種種皆是蘇軾在“烏臺詩案”危疑困頓之後,陡然躋攀青雲,所謂“春風得意”之時的種種經歷。這時期政治地位奇高,毀謗隨之交雜而至,居高思危,遂造成了蘇軾想慨然以身許國卻又時時尋求退避之地的矛盾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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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之後,黃庭堅與晁補之、張耒、秦觀等陸續在中央任職並得重用,時稱蘇門四學士,是施展抱負的大好時機。但新舊派系鬥爭趨於激化,新派之間也分裂相攻,黃庭堅雖然涉入不多,但由於蘇軾的器重,曾推薦他任翰林學士,事雖不果,已引來趙挺之的攻擊,稱他“輕薄無行,少有其比”,“庭堅罪惡尤大”。後來又因為趙挺之的阻撓,被取消著作郎的任命,不久,東坡再以不堪派系鬥爭之苦,請求外放,他在朝中失去了倚靠。舅父李常、岳父孫覺相繼辭世,他開始萌生了退意。其<寺齋睡起>雲:

蘇軾的復起與隱憂,在“畏禍”的思想下,最終退避林泉山野

此詩顯示了他遇到挫折時不流於痛苦,而是選擇退避林泉的心態,這與他年少時候愛與大自然為伍的本性可能有關。

參考文獻:

《澠水燕談錄》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蘇軾全集》

《百部叢書整合》

《津逮秘書》

《師友談記》

《隨手雜錄》

《筆記小說大觀》

《北宋黨爭與蘇軾的陶淵明情結》

《續資治通鑑長編》

《山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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