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從公共生活到私人交往，我們如何辨析謊言？

《說謊：公共與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選擇》

［瑞典］ 希賽拉·博克 著

胡萌琦 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說謊，是人類社會中一種無所不在的行為，但卻很少被嚴肅地討論。說謊是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錯的呢？本書試圖從哲學角度來回答這一問題，她不僅考察公共生活（政府、醫藥、法律、學術、新聞領域）中的欺騙，也考察私人生活（家庭和朋友圈）中的說謊行為。

作為倫理學的經典著作，本書首先追溯說謊的歷史，並對這一行為整體進行哲學的辨析。然後逐個探討說謊的個別情況，以及人們為這些情況下的說謊找出的合理化理由，比如白色謊言、對病人說謊、父母對孩子說謊、對敵人說謊、為保護委託人或同僚而說謊；探究這些特殊境況下的謊言帶來的複雜的倫理難題，幫助大家清醒認識謊言，學會理解和處理不同處境下的說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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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推遲真相可能帶來的恐懼與焦慮，醫生是否該對瀕死的病人撒謊？為了讓學生在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得到更好的機會，教師是否該誇大學生的優點？養父母是否該向孩子隱瞞其被領養的事實？為了研究在診斷及治療過程中的種族和性別歧視問題，社會學家是否可以讓調查人員假裝成病患？為了避免急需的福利法案遭否決，政府律師是否該對議會做出不實陳述？為了獲取資訊、披露腐敗事件，記者能否對知情者撒謊？

面對這些選項，我們會有不同的認知。但在上述任何一種情況下，無論是說謊、閃爍其詞、保持沉默、還是道明真相，往往都要做出艱難的抉擇。說艱難，是因為所謂欺騙，其實有很多種形式，程度可以不同，目的和結果也大相徑庭。此外，我們也知道，在家庭、社會和工作中，無論說與不說，在真相和謊言的背後，都不可避免地伴隨著各種問題，這使得選擇愈發困難。說謊與否，界限難分，一以貫之的原則更不可求。

我和所有人一樣，都曾在生活中為這些問題煩惱。除此之外，我還在教授應用倫理學的職業生涯裡遇到過這些問題。我曾有機會與護士、醫生、律師、公務員和其他很多人探討工作上遇到的特殊道德困境。在準備撰寫關於安慰劑治療的文章期間，我第一次仔細考察了與職業相關的真相和謊言問題。面對林林總總的觀點，我的困惑越來越多：不少醫生談到此類欺騙行為時都顯得漫不經心，常常表現出一種居高臨下、開玩笑的態度；而與此同時，患者在得知自己被欺騙後往往會有強烈的受傷害感，不再信任醫生。

我發現，這種差異還以一種奇怪的形態普遍存在於醫學界。對於病患而言，醫學專家的坦誠勝過一切。然而，無論是醫學誓言還是倫理條款，卻隻字不提應對病人如實相告，且在醫學教學中也常常有意無意地忽視這一點。

隨著研究範圍的擴充套件，我開始意識到，其他不少專業領域中也存在類似的反差。在法律界、新聞界、政界和社會學領域，但凡規則制定者能找到理由，欺騙就變得冠冕堂皇。政府官員和參選人若是認為民眾無法理解事實真相，且自己能從謊言中全身而退，多半會行欺騙之舉。社會學家以學術價值為由縱容帶有欺騙性質的實驗。律師在法庭上玩弄真相以維護客戶的利益。銷售界、廣告界和各種宣傳領域的從業人員會為了達成目標而誤導公眾和競爭對手。為了替昔日的患者保密或令其免服兵役，精神科醫生不惜歪曲事實。記者、警察和所謂的情報探員則常常為了獲取資訊毫不猶豫地撒謊。

然而，專業人士這種漫不經心的做法完全沒有顧及那些被迫承受謊言影響的人們的感受。對於後者，面對生活中的重要選擇卻得不到真實資訊，束手無策，所謂的自主權又從何談起。

法規和關於職業倫理的文書幾乎提供不了任何幫助。不少專業領域，比如經濟學，根本沒有相關的道德規範。而現有的法規也未明文規定何種欺騙是正當的、何為不當。

事實上，說謊的動因對大多數人而言司空見慣。沒有多少人會停下來仔細審視眼前的選擇，而現有的欺騙行徑和競爭壓力也令人們很難不隨波逐流。人們得不到相關指導，學校裡和職場上也不鼓勵人們深入辨析。

有鑑於欺騙行為層出不窮，有鑑於我們在這個話題上缺乏真正的討論，我覺得，公眾近來對美國政府、律師、銀行家、商人和醫生的信心嚴重下滑與此不無關係。1960年，很多美國人得知艾森豪威爾總統在U2偵察機和飛行員迫降蘇聯事件上撒謊後大為震驚。但僅僅15年之後，經歷了越戰和水門事件的打擊，一次全國範圍的民意調查中有69%的受訪者認為，“過去10年裡，這個國家的領導人一直在對民眾撒謊”。

喪失民眾信任的遠不止政府領導人。從1966年到1976年，對大型醫療機構負責人保有信心的公眾比例由73%降至42%；對大公司負責人的信任比例由55%降至16%；對律師事務所負責人的信任比例由24%（1973年）降至12%；對廣告公司的信任比例則由21%降至7%。

對普遍存在的職業欺詐的擔憂並不是民眾信心喪失的唯一原因，但肯定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我相信，無論是出於個人選擇，還是為了或鼓勵或遏制欺騙行為的社會決策，我們都應把說真話的問題討論清楚，必須審視實施欺騙的動因。有些時候，或許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去說謊，那麼究竟是何時呢？在大多數情況下，說謊並不具備合理性，這又是為什麼呢？單純地描述是不夠的。選擇，意味著要有標準。比方說，對瀕死之人，該撒謊還是道出真相？哪一個才是更好的選擇？這樣的選擇是基於怎樣的境況，出於怎樣的考量？能夠支撐或否定這些理由的依據又是什麼？

既然我接受過哲學訓練，在回答上述問題並提供必要的分析時就很自然地會去尋求道德哲學家的幫助，因為標準、行為、目的、生活方式以及社會制度的選擇，都是道德哲學的基本關注點。那麼，有沒有某種道德理論能夠幫助我們擺脫說真話與撒謊的兩難呢？

作者：希賽拉·博克

編輯：金久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