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鈞：元史譯文證補的出現與發展

洪鈞：元史譯文證補的出現與發展

引言

洪鈞1839-1893，字陶士，號文卿，江蘇吳縣人。清同治七年1868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旋督湖北學政。光緒初年，歷典陝西、山東鄉試，參與修《清穆宗實錄》，遷至內閣學士。光緒十三年1887，任駐俄、德、奧、荷四國使臣，光緒十六年1890歸國，任兵部左侍郎兼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

洪鈞踏入仕途時，國內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反清鬥爭剛被鎮壓下去，清朝統治進入了所謂“同光中興”時期。但是，“中興”的旗號並不能掩蓋其虛弱的本質，在這一時期帝國主義列強日益加劇的侵略面前，清更顯得渺小。

由於清廷軍事上一敗再敗，外交上接連失敗，尤其是在沙俄外交訛詐下訂立了《中俄愛琿條約》1858、《中俄北京續增條約》1860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1864，竟使中國東北、西北地區的大片領土不戰而喪失。

目睹外患頻迫，國土日蹙的形勢下，凡愛國志士莫不深懷憂慮，謀自保之策。一部分知識分子憤於清廷大臣們不諳地理邊務，外交談判動輒失地千里，遂群起研究西北地理，企圖以究此明疆域沿革而資交涉之用。

由於清代西北地區，皆元時舊壤，故蒙元史地研究一時大為學者所重視，李文田、文廷式、沈曾植等還以此相倡導，在學術上更進一步推動了道鹹以來元史及西北地理研究之風。

洪鈞的元史研究，即始於此時。作為一個生活在近代風氣漸開，並受到洋務思想影響的洪鈞對當時世界各國形勢及國家面臨的邊塞危機十分關注，時與人“言海國形勢之異宜與所以強弱之故，俯仰太息而不能已。”並一再申稱：

“六合之外，存而不論，惜哉古人此言，為誤不淺”

，他在出使歐洲期間，從探索歐亞各國興衰歷史和辨析西北邊塞輿地沿革的願望出發，悉心搜訪各種蒙古地區資料和圖籍，組織使館譯員進行翻譯，節錄其要，並在此基礎上廣徵博稽，前後“稿經三易，時逾兩年”，寫成《元史譯文證補》初稿。回國，又與沈曾植等國內學者參證本國史籍，詳加商榷，又作了大量修訂。可惜全書未及改定，洪鈞於光緒十九年1893溘然病逝。

洪鈞病重時，曾將《元史譯文證補》改定部分清本分存沈曾植與陸潤庠處，囑他們代為整理成書，而以初稿付其子洪洛收藏。旋洛亦卒，遺稿盡失。陸潤庠只得將其所藏之缺卷清本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刊行，

即是今日通行本《元史譯文證補》下稱陸刻本。陸刻本目凡三十卷其中十卷有目無書，包括太祖本紀譯證、定宗憲宗本紀補異、后妃公主表補輯、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釋地、西北古地考、蒙古部族考闕、元世名教考、《舊唐書大食傳》考證及朮赤、拔都後附勒克、忙哥帖木兒諸王、察合臺諸王闕、阿里八哈、阿魯渾、合贊、合爾班答、不賽因闕、阿里不哥、海都、帖木耳闕、圖克魯帖木兒闕、哲別、附康裡、克烈部闕等補傳和速不臺闕、曷思麥裡闕、郭室玉、部德海闕等傳注。沈曾植藏清本以下稱藏本後亦有部分刊出，與陸刻本相比較，略有出入。

如沈藏本末原附《元經世大典地圖》，並有洪鈞所作長跋一首，為陸刻本所無，後由龍榆生錄出刊於《同聲月刊》1943年第三捲圖未刊。同年該刊於三卷第六期又據沈藏本刊出《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釋地》，前較陸刻本差二十六《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釋地》，多一長案語，約千餘字，內容為說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書法並考《元經世大典地圖》繪製年代等，然無陸刻本，該卷末“吉利吉思、撼合納、謙州、益蘭州等處”條及所附“謙河考”，其餘文字亦互有增刪。故陸、沈兩本實可互為補充。

《元史譯文證補》的資料依據，本書中引用西域書目所列，主要為以下幾種：拉施特《史集》、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訥薩怖《算端札蘭丁傳》、阿黎意本阿拉育勒體耳《全史》、阿卜而嘎錫《突厥世系》、桑多《蒙古史》、霍渥爾特《蒙古史》、華而甫《蒙古史》、哈木耳《奇卜察克金賬汗國史》、貝勒津俄譯本《史集》第一卷包括《部族志》和《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記》、哀忒蠻《鐵木真傳》。

然細察書中內容及經文說明，可知洪鈞實未全部見到上述材料。如拉施特《史集》，當時波斯文原本只包含第一部蒙古史和第二部世界史和《阿拉伯、猶太、蒙古、富浪指地中海東岸之歐洲人、中華五民族世系譜》，僅少數缽本存世，恐非洪鈞所能得，

刊本皆片斷校注或譯註本、法國卡特麥爾的《史集》旭烈兀汗傳波斯原文和法文譯註本1836年刊佈、俄國的哀忒蠻的《史集·部族志》德譯本1841年出版和貝勒津的《史集》第一卷波斯原文校勘和俄文譯註本1853－1888年刊行等，洪鈞亦稱《史集》“書用波斯文，惟鈔本傳世”，“使署從官無識阿刺比字者，須由兩人譯本細出，故原書具在而不能譯，亦以憾事。

俄、德、英、法皆鈔錄其書，存官書庫。”從這段話看，他似乎在俄、德等國圖書館參觀過《史集》波斯文字，但卻並未得到過。故陸潤庠《元史譯文證補》序所謂“侍郎指洪鈞之初至俄也，得拉施特書，隨行舌人，苦無能譯阿拉比文者，見之皆瞠目，侍郎以為既得此書，隨行當時顯於斯世，不可當吾身而失之。”恐怕是一種誤會，不可為據。此外，引用西域書目所列志費尼、瓦薩甫、訥薩市、阿黎意、本阿拉育勒體耳四人之書後也明說“以上皆見多桑書內引用書目”，可見這些書，洪鈞也未直接見過，全系轉引。因而，確切地說，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當以貝勒津所譯《史集》第一卷和多桑《蒙古史》為主，參以霍泥爾特、阿卜而嘎錫所據似為戴美桑的法譯本、華而甫、哈木耳、哀忒蠻諸人之書編譯而成。因受當時使館譯員語種的限制，這些書大致不出俄、英、法幾種語言。

有人認為，《元史譯文證補》的主要依據，並非多桑《蒙古史》，而是出自霍渥特《蒙古史》。最早提出此說的，可能是何炳松。他在所著《蒙古史導言並序》中說：“近日假得英人霍渥爾特所著《蒙古史》，展而讀之，涉獵一過，即覺其著實脫胎於此書，唯洪書斷章取義，多所傳訛，國人不察，靡然從之，良可慨也。”後來，馮承鈞對此加以懷疑，《元史譯文證補》所引的多桑書，“好象也是從霍渥爾特書轉錄的。”

1980年出版的朱傑勤《中國古代史學史》進而認為，“洪鈞《元史譯文證補》的主要參考書，仍然是英人霍渥爾特的《蒙古史》····大抵洪鈞引用西域之書都是由此書轉譯而來，並且斷章取義地吸收入自己的著作。洪鈞意存誇大，自稱得今英人霍爾溫特應作霍渥爾特書譯之，意未妥也。

復譯德人華而甫之書，繼於德國藏書館舍假得多桑舊本，譯以互校。按霍渥爾特之書已把多桑及華而甫書的內容吸收不少，洪鈞不過轉販而已。”但是，這種說法並未提出什麼具體證據。

按理說，《元史譯文證補》與霍渥爾特書既然都大量引用多桑書，自然會出現不少相同處，這並不足以證明洪鈞書資料皆轉販自霍渥爾特書。如《元史譯文證補》的資料確係全轉譯自霍渥爾特書的話，其中不可避免會有許多多桑根本沒有而出於霍渥爾特書或多桑書雖有而經霍渥爾特書轉譯多少被更動了。

但經將《元史譯文證補》與多桑《蒙古史》仔細對照，可以看到，全書正文除太祖本紀譯證取自貝勒津《史集》和註明採自他書者外，其餘補異、補輯、補傳乃至引用西域書目有關作者生平的簡介，大抵均不出於多桑書所記其中朮赤、拔都、忙哥帖木耳書，可證洪鈞所說的“書中補傳，悉本多桑，間引他說。”

確非虛言。

再說，洪鈞雖對西方各蒙古史著作評價不一，但並不持有偏見，多桑書與霍渥爾特書均為西方史學名著，均屬第二、第三手資料，無論洪鈞採譯兩者中的哪一種，都不會影響《元史譯文證補》本身的學術價值。

他既能說明書中徵引的拉施特、志費尼、瓦薩甫等書均轉取自多桑書，如確係從霍渥爾特書轉譯多桑書的話，似乎也沒有什麼理由會使他作此種無謂的隱瞞。因此，上述說法難以令人信服。

結語

隨著多桑《蒙古史》、《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漢譯本的相繼出版，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除考證部分外，其譯文的價值已不大了。但從中國近代史學的發展看，洪鈞在史學界首開用西方史料以證中國之事實的風氣，功力不可埋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