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黨爭厲害？錯了！唐朝的牛李黨爭看成唐朝版權力的遊戲

昨天我們講到，中唐之後，在內，有宦官秉政，甚至皇帝都會被隨意廢立、生殺；在外，有藩鎮割據，甚至地方軍權、政權、財權都一手獨攬。稱此情形“國亂歲凶，四方擾攘”亦不為過。而值此危難之際，作為行政軀幹的文官，又有何作為？答曰：牛李黨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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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稱呼得名於兩位重要的政治人物，“牛黨”的牛僧孺，“李黨”的 李德裕。唐代的“黨”，按《劍橋中國隋唐史》的分析，“它產生於難以確認的複雜的個人關係網路，沒有很強的核心結構，成員的屬性也不固定。”所以它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政黨，而是朋黨。雙方從穆宗朝開始，直至宣宗朝，一直鬥了四十餘年。那麼，這場爭鬥又從何而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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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撥回到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805年），牛僧孺進士及第。三年後，新君唐憲宗開制科（官員晉升考試），牛僧孺參加了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和李宗閔等人在策論文章中直抒時弊，暗指宰相李吉甫。客觀地說，直言極諫科本就是為讓小官能有機會表達意見，進而從中選拔人才，是以策論內容往往尖銳、犀利，常常指涉上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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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吉甫也是位能臣。《舊唐書》載，他“性聰敏，詳練物務”，在江淮一帶當官十五年，“備詳閭里疾苦”。所以在升任宰相後，著手削弱節度使權力，禁止向各州苛斂賦役。但這番數位進士的批評，引起了皇帝對他的不信任。他雖然把這些進士都貶黜州郡，自己也難長居相位，不久便辭相出鎮淮南。可以說，這一切的肇始，本質上是文官體系內，中低層和高層的結構性碰撞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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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都沒想到的是，這種碰撞埋下了數十年的禍端。被批評的宰相卸任，後雖又短暫起復，但來回一折騰，元和七年（812年），年方五十六歲就撒手人寰，批評他的官員也由此迎來了春天。牛僧孺被擢拔做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穆宗繼位後，改任御史中丞，專管彈劾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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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時，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也步入了政治舞臺。他因父親之名，受到皇帝的重視，被召到思政殿問對，獲賜紫衣、金魚袋，後改授屯田員外郎。不久，他又上疏彈劾外戚干政，皇帝很欣賞，升他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好景不長，長慶二年（822年）拜相的李逢吉因與李吉甫有舊怨，是以一邊引薦牛僧孺為相，一邊遷怒李德裕，將他外放浙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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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出去，可就是整整十年。十年裡，他以身作則倡導儉約，儘量減少開支，把結餘的財物全部補給軍隊。有了軍隊的歸心，他得以清剿為患多年的盜匪。這些政績讓他很受皇帝賞識，但偏偏朝中是牛黨天下，他幾次想入朝都以失敗告終。最嚴重的一次，唐文宗因其才具徵他回朝，但呆了不到十天，就被已登上相位的，昔年參與彈劾李吉甫的李宗閔散佈流言，排擠到了西川。連其他不滿牛黨作為，或與李德裕親善的官員，也都紛紛被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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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太和六年（832年），唐文宗終於也對牛黨生厭，李德裕才再次入朝，拜兵部尚書。翌年又加授集賢殿大學士。可沒過多久，皇帝病重，其身邊近臣給他吹風，讓他重新召回李宗閔，李德裕又只好再次出鎮浙西。如先父一樣，遭受來回的折騰，讓他對牛僧孺、李宗閔可謂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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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當武宗繼位，讓李德裕終於安穩地坐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位置後，將楊虞卿、張仲方、張元夫、蕭浣等牛黨人物降職，遠遠兒地丟出朝堂。唐武宗李炎這位甩手掌櫃在位的六七年時間裡，是李德裕一生最高光的階段。破回紇，平澤潞，籌謀決策，選用將帥，徵調兵力，起草詔令，全由他決斷。所以，澤潞鎮叛亂平定後，他因功兼任太尉，封衛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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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盈則缺，會昌六年（846年），武宗病逝，宣宗繼位。李德裕因獨斷大政被皇帝排斥，外放東都。功高宰執歸何處，前度牛黨今又來。雖然李宗閔在回來的路上就掛了，牛僧孺也復相不到一年就病逝，但李黨已然涼涼。新任宰相白敏中、崔鉉派人屢屢彈劾，李德裕就從太子少保變成了潮州司馬，還沒到任，就又被貶為崖州司戶。從政治中心到天涯海角，一路走去，便是人生終點。公元850年，李德裕在崖州（今海南海口東南）病逝。牛李黨爭至此告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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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這段歷史，能發現，雙方其實就是門戶之爭。樊樹志先生有言：“一黨掌權，不問敵黨有無人才，一律全盤排斥；不問敵黨政策是否可取，一律更張。”黨爭之中，大臣選邊站隊，小官夾縫求生。就連只是個秘省正字的李商隱，都屢遭排斥，蹉跎光陰。這種命運，恰如在黨爭裡江河日下的大唐王朝。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盛唐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本文為御史房原創參考文獻如下：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八《李吉甫傳》，卷一百七十二《牛僧孺傳》，卷一百七十四《李德裕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宋）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卷一百零八《李德裕傳》，卷一百七十四《牛僧孺傳》、《李宗閔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英）崔瑞德等：《劍橋中國隋唐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樊樹志：《國史概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